“強者行其所能為，弱者忍其所必受。”古希臘思想家修昔底德這句話道出了過去數千年來國家間關系的沉重現實，那就是中小國家被大國控制、剝削甚至難以保障自己的生存權。冷戰結束以來，中小國家被戰爭滅國的情況很少見了，但被霸權大國欺凌、控制甚至武力相加的情況仍時有發生。
有人津津樂道于冷戰結束后至今一直保持了“大國間無戰爭”的狀態，但伊拉克戰火中死難眾多、敘利亞難民流離失所和古巴民眾飽受制裁之苦等沖突和苦難，多多少少都與一些自以為是的大國有關，最后又波及那些大國。恐怖主義從巴基斯坦的市場延燒到紐約的雙子塔、歐洲對敘利亞難民說不、美國執政者在邊界豎起隔離墻，恰恰說明大國面對中小國家的苦難，自己無法獨善其身。
在全球化處于深刻演變的復雜時期，如何保障中小國家權益變得更加關鍵。有些中小國家因為發展機緣和自身努力成為新興經濟體的一員，分享到全球化的果實，但更多中小國家還是全球化過程中、尤其不平等的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弱者。
現在更不利的情況是，一些大國出于一己之私，大搞保護主義，嚴重擾亂正常的國際經濟秩序。其中，作為世界頭號大國的美國就把主要精力和資源放在所謂“大國競爭”上，為此甚至不顧正常的國際政治與經濟交往規則。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將頭號強國的國際責任拋之腦后，一心琢磨如何維持自己的世界霸權。表現之一，就是這屆美國政府上臺以后大砍特砍援外經費，在提交美國國會的2020年預算案中，人道救援經費將從90多億美元削減1/3，僅剩60億;全球健康計劃也從87億減到63億，裁減幅度高達28%。可以想見，面對美國這樣的大國及其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許多中小國家的處境只會變得更加艱難。
當前國際社會迫切需要更多聆聽中小國家的聲音。一是關于發展的聲音。除少數例外，大多數中小國家離著發達甚至發展中水平都還有相當距離。根據中國經驗，要想富先修路，要想發展就必須興建必要的基礎設施，這樣才能引來投資、創造就業機會并且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正是基于這一思路，中國近年來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并提供了亞投行等眾多國際公共產品，為那些無法從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發達國家控制的國際金融組織獲得資金支持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機遇。但一些西方大國出于權力競爭或地緣政治目的，污蔑中國“別有用心”。他們不愿看到的其實是“一帶一路”倡議等給中國帶來更多的聲望，很少愿去考慮能幫中小國家的發展做些什么。
二是關于平等的聲音。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律平等與現實平等地位，中小國家的權益就難以得到真正和持久的保障。在一個沒有“中央政府”的國際社會中，中小國家追求平等的基石是聯合國憲章第二條所規定的“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但法律上的平等并不等于現實中的平等，如在攸關世界經濟與發展問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中，美國就掌握著足以否決任何不利于它的決議的投票權，兩個組織的領導、政策更是長期被美歐大國把控。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美國授意下迫使受援國采取各種結構改革，而轉型的成本則由那些受援國承擔。當前的美國政府更是讓世界見證了“美國優先”政策對其他國家合理權益的毫不顧及。這個政府對其他多國任意制裁和施壓，在這樣一個大國面前，中小國家有時更是難有尊嚴可言。
三是關于合作的聲音。為了全面阻遏“戰略競爭對手”中國，美國不但自己赤膊上陣，還千方百計逼迫中小國家選邊站隊，加入美國圍堵中國的陣營。對此，固然有一些中小國家試圖利用中美競爭兩邊取利，但多數心里都很清楚：“大象打架，小草遭殃。”美國此舉實際是把它們當成對抗中國的手套甚至炮灰。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話就很有代表性，他在今年一次演講中提到，中美之間的糾紛讓各國陷入困難處境，“大家都不想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新加坡也不例外”。大國只有以合作的態度對待中小國家，而不是迫使它們選邊站，脆弱的全球與地區秩序才不會被恣意妄為的霸權帶到“坑”里。
歸根到底，處于大變局中的當今世界更加需要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讓中小國家能有更多平臺積極發聲，同時也讓它們的聲音引起更多重視，這樣不但對中小國家有益，也對整個國際大家庭有利。在此過程中，大國有責任為中小國家創造更多更好的發聲和參與平臺。在剛剛結束的北京香山論壇上，塞爾維亞國防部長就感慨地說，香山論壇為所有國家，無論小國還是大國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希望這樣的心聲能被更多大國聽到，也希望所有大國都能分出一部分精力來放在真心幫助中小國家、實現世界平衡發展上面。
大國競爭已經夠多也夠教訓深重了，是時候以合作共贏的方式為包括中小國家在內的整個國際社會做些該做的事情了。
(供稿：李開盛，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原文發表于環球網，2019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