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于澎湃新聞 2019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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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是新中國的締造者與重要領導人之一，也是統一戰線的一面旗幟和杰出代表。她作為新中國的領導人之一參與了眾多內政外交活動，關于1949年前后的宋慶齡仍有廣闊的研究空間。
2019年9月17日，由上海宋慶齡研究會、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聯合舉辦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宋慶齡與新中國”研討會在上海舉行。研討會共收到論文43篇，120余名學者及嘉賓與會。
研討會開幕式由上海市第十四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上海宋慶齡研究會會長薛潮主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統戰部部長鄭鋼淼出席并致辭。在開幕式上，上海大學終身教授、上海文史館館員鄧偉志，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孫中山研究會會長熊月之，《今日中國》雜志社社長呼寶民，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剛先后進行主旨報告，隨后學者們就相關問題進行了大會交流和分組研討。
（研討會現場）
選擇北上的關鍵時刻
1949年1月、6月，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兩次邀請宋慶齡北上參加新政協，6月25日鄧穎超受中共中央委派專程抵達上海邀請宋北上。經過兩個月的反復協商，8月25日宋慶齡由鄧穎超、廖夢醒等陪同，乘專列北上。
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孫中山研究會會長熊月之表示，宋慶齡一生共有五次重要關節點，第一次是1907年-1913年留學美國，第二次是1915年與孫中山結婚，第三次是1926年-1927年公開揭露、譴責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第四次是支持抗日戰爭，第五次便是1949年北上。北上是她的一次重大政治抉擇，也是她政治生涯的一個重大關節點。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邵雍的主題發言報告進一步梳理了宋慶齡北上參加新政協的前因后果，及其背后紛繁復雜的人事關系。他指出，宋慶齡到達北平后，中共中央首先與她商定參加新政協的名義，最終商定用“特別邀請單位”；宋慶齡在新政協會議上受到高度禮遇，這是對她政治地位的確認。
開幕式上播放了由上海宋慶齡研究會監制、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承辦，并委托SMG下屬真實傳媒有限公司拍攝的專題紀錄片《北上——宋慶齡1949》預告片。該片講述了1949年宋慶齡接受中共中央邀請，北上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具體經過，揭示了宋慶齡為締造和建設新中國作出的獨特貢獻，將作為國慶節特別檔節目于10月5日晚8時在上海紀實頻道正式播出。
具有多重角色的福利事業
在主題發言中，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徐鋒華和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館員朱玖琳分別就宋慶齡在不同時期的福利事業展開研究和介紹。
徐鋒華的報告聚焦于解放戰爭期間的中國福利基金會。
中國福利基金會是由保衛中國同盟1945年11月遷到上海后改名而來，1950年8月15日改稱為中國福利會。在解放戰爭期間，中國福利基金會抓住善后救濟這個緊要任務，繼承其前身向國內外募捐救濟的傳統事業，致力于遭受戰爭創傷地區的恢復和建設工作。
徐鋒華在報告中指出，中國福利基金會與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密切合作，在國統區援助解放區，為解放區爭得數以萬噸計的救濟物資和醫療用品，還緊密配合國共南京談判和人民解放戰爭，與中共上海地下黨合作掩護、轉移、輸送了大批革命干部。它維持了特有的民間屬性，同時卻承擔著經濟、政治、社會及對外交流等四種功能，其政治功能相對明顯。它從未獲取國民政府的正式承認，不具有政治合法性，但它從事的善后救濟和社會福利工作使得它的存在有了可能。“孫夫人”的社會地位和宋慶齡的個人魅力也是她能夠完成使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朱玖琳的報告圍繞建國初期宋慶齡救濟福利事業的轉型展開。她表示，上海解放后，宋慶齡就已經在準備迎接新政府救濟福利政策可能帶來的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作為新中國領導人，宋慶齡開始參與國務活動，同時依舊擔任中國福利基金會領導人，并通過與周恩來直接溝通，與他共同研究確定中國福利基金會的未來，在他的親自關心下得以完成這一機構的改組。
朱玖琳指出，這一次改組與此前保盟改組為中國福利基金會不同，并非簡單的工作任務和工作對象轉變，而是根據新政府制定的救濟福利政策，對未來工作進行方向性的調整。改組后的中國福利會不再是一個以救濟為主要方向、募集外援為主要方法、依靠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等合作機構提供行政經費、并有很多外籍員工參與國際聯絡的純粹救濟福利機構，而是一個依靠國家財政撥款、在全國婦幼保健和兒童福利事業方面起引領作用的機構，和為新中國對外發聲的非官方宣傳機構。
她還指出，在建國初期的轉型過程中，宋慶齡和新政府對中國福利會的資金、工作規模等問題存有不同態度，但新政府最終還是盡力為中國福利會的發展提供財力和人力支持。再加上周恩來在百忙中親自關心，及多次登門做工作，終于爭取到了宋慶齡的理解。這一事例是中共中央求大同存小異的統戰工作原則的典范。
極具國際意識的外交和外宣
原中國文物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盛永華在對主題發言的點評中表示，過去對于宋慶齡在1949年前后的工作，經常談到的是婦女兒童工作，對其他方面的工作研究還不夠。宋慶齡作為國家領導人之一，其國務活動涵蓋內政外交各個方面，尤其她是新中國民間外交的奠基者之一，通過個人多年積累的獨特地位和革命友誼，為新中國外交做出了杰出貢獻。
《今日中國》雜志社社長呼寶民、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羅輝，北京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主任艾多、副研究館員趙波、助理館員劉雨桐，以及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副館長、副研究館員宋時娟等嘉賓學者的發言報告均圍繞宋慶齡和新中國外交展開。
羅輝在報告中提到，宋慶齡在對外宣傳方面極具國際意識，更多地將其視為溝通橋梁，而非單向的宣傳工具。例如在面向海外的《中國建設》雜志的編輯、選稿等方面，她都曾提出很多具體的建議：“如能用較短的文字和較多的照片，將使雜志更富有生氣”、“總的說來，政治性的副冊不應該取代帶有更多的文化色彩的副冊”等等。
呼寶民從宋慶齡創辦《今日中國》前身《中國建設》的初心講起，闡述宋慶齡創辦了《中國論壇》、《中國呼聲》、《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和《中國建設》等對外宣傳刊物中留下的經驗和貢獻。他指出，宋慶齡在出版環節中對每一個細節都特別注意，例如她曾在1953年3月14日給愛潑斯坦、邱茉莉寫信探討封面設計：“用這么大的一張圖片來做封面，自然會使我們的雜志十分引人注目，這會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們認為，我們的雜志無論在書店里、圖書館里或者在人們家里，都要與其它許多出版物競爭。這意味著我們雜志的名字，特別是其中的中國二字必須給人以強有力的感覺。這涉及到刊名的字體和擺放的位置，當然也還涉及到要聞標題在整個封面設計中如何擺放的問題。我建議，以后在封面設計時，你和藝術家們都要注意這個問題……”
艾多、趙波、劉雨桐的報告指出，《中國建設》的風格區別于官方喉舌，堅持“不要唱高調，雜志一定要符合宋慶齡的語言與風格，政治性不要強，顏色不要紅，西方才能接受”。《中國建設》保持通俗風格，以政治、經濟、文化為基本內容，深度專文聚焦當代熱點，一些服務讀者的固定欄目也各具特色。
羅輝還提到，宋慶齡喜歡在家里招待客人，這種“寓所外交”是一種非官方、非正式的外交渠道，由于宋慶齡的特殊身份，這種外交形式顯得更為溫暖、輕快和靈活。曾赴宋慶齡家宴的外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有伏羅希洛夫（蘇聯）、胡志明（越南）、尼赫魯（印度）、蘇加諾（印度尼西亞）、吳努（緬甸）、金日成（朝鮮）、蘇拉瓦底（巴基斯坦）、班達拉奈克夫人（錫蘭）、西哈努克親王（柬埔寨）等等。
艾多、趙波、劉雨桐的報告全面總結了宋慶齡國際傳播的特點和價值。其中提到，宋慶齡自1927年發表聲明與國民黨決裂起，保持獨立于國、共兩黨的政治身份，國際上對她額認知從孫夫人到宋慶齡女士，她始終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即使在擔任新中國的領導職務后，她仍以非共產黨人的特殊身份示人。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和建設，逐漸形成了她權威而獨立的對外形象。與她的個人身份一致，她所領導的團體和媒體一致都定位于非官方和中立傾向，使她在特定年代的活動傳播效果甚至優于官方宣傳。
宋時娟的報告聚焦宋慶齡在1955-1956年對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的出訪，梳理其背景、過程和意義，指出她的出訪不僅達到了增進國家間友誼、宣傳新中國外交政策的預期目的，而且發揮了她的獨特作用。宋慶齡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早年在蘇聯相識，宋慶齡和尼赫魯長期有書信聯系，而蘇加諾稱她為“最最親愛的姐姐”。宋慶齡身份的特殊性、多樣性、活動的廣泛性，在國際上包括海外華僑中有廣泛的影響力，使她成為外交活動中尋求共同點的絕佳使者。
學者們表示，宋慶齡是當之無愧的對外傳播專家，對國際傳播有深刻的見解，她堅持替人民說話、堅持價值引領、堅持包容與揚棄、注重話語平衡，值得當下的對外宣傳工作者借鑒和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