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于瞭望智庫2019年10月10日
供稿：吳其勝，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針對有媒體提問關于美商務部10月7日將28家中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進行制裁，中方有何評論，商務部新聞發言人8日就此發表談話。
新聞發言人說，已注意到美商務部將28家中國實體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并將繼續關注事態進展。長期以來，美方動輒根據其國內法對中國實體實施單邊制裁，此次又打著人權的幌子，將28家中國地方政府機構和中國企業列入“實體清單”實施制裁，并借機污蔑抹黑中國的治疆政策，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此前美國也曾把華為列入“實體清單”中，我們可以看看美國通過操縱市場力量打擊中國企業和打壓中國發展勢頭的努力是不是奏效了，那些跟隨美國政府打壓中國的跨國公司們又得到了怎樣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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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有形的手”伸向中國高科技行業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以“小政府”和“大市場”自居，在國際社會上把自己標榜為自由市場的典范，動輒指責其他國家干預市場。
但實際上，美國聯邦政府相對于市場的權力并非像其所宣稱的那樣“小”。
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出于應對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危機、冷戰的需要，美國聯邦政府積累了可觀的經濟政策工具，尤其是在涉及國家安全的經濟議題上，享有著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力。
美國在全球經濟和國際金融通信網絡中的樞紐地位，也賦予了美國政府將其在經濟上的這雙“有形的手”伸向其他國家的能力。
尤其是在冷戰期間，美國建立了龐大、嚴密的經濟制裁和出口管制體系，并通過操縱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來實現拉攏盟友和打壓敵對國家的目的。
當前，同樣是出于各種地緣政治和外交戰略的需要，美國政府依然對企業的跨國商業活動進行頻繁干擾，阻止或引導西方跨國公司將各種經濟要素資源流向特定國家與企業。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相對實力受到較大削弱，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經濟體迅速崛起。
出于維護自身霸權的需要，自奧巴馬政府以來，美國開始不斷強調中美之間的實力競爭。中國不斷發展壯大的高科技公司也因此成為美國政府的眼中釘。
為了防止中國在科技實力上趕超甚至取代美國的領先地位，美國政府開始將之前屢試不爽的“有形的手”伸向中國高科技行業。例如，通過出口控制、外資安全審查等方式阻止中國高技術企業獲取發展所需要的資源，誘導和脅迫西方跨國公司切斷與中國高技術企業之間的商業聯系等等。
作為中國高科技公司的代表，華為公司“理所當然”地成了美國政府“精準”打壓的對象。
2018年12月1日，在中美貿易摩擦出現緩和之際，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突然在加拿大溫哥華機場被扣留，美國政府隨即宣布以違反制裁伊朗禁令為由，要求加拿大將孟晚舟引渡到美國，一時輿論嘩然。該事件隨后的發展表明，加方扣押華為高管的行動受到了美國政府的指示，而匯豐銀行在該事件上也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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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調查華為卻找不到“證據”
匯豐銀行是總部位于倫敦的匯豐控股集團（HSBC Holdings PLC.）的全資子公司，其前身是由蘇格蘭人托瑪斯·薩瑟蘭德(Thomas Sutherland)于1864年在香港發起設立的香港上海銀行公司（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該銀行的業務網絡遍及歐洲、亞洲、中東及非洲、北美和拉美，覆蓋全球65個國家和地區，是全球最大的銀行及金融服務機構之一。
匯豐銀行曾因為涉嫌幫助墨西哥毒梟洗錢和違反制裁禁令被美國司法部盯上，并在2012年被美國政府處罰超過19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36億元）。作為處罰的一部分，匯豐銀行還與美國司法部達成了為期5年的“延遲起訴協議”。
根據該協議，匯豐同意在反洗錢和遵守制裁禁令上加強內部監管，允許美國司法部向銀行派駐大量監管人員，承諾今后在所有的調查上配合美國政府。為了逃避美國司法部關于自身違反美國制裁法律的指控，匯豐從2016年底開始配合美國政府在銀行內部進行自查，并在2017年2月至7月期間，就自查結果向美國司法部做了至少4次匯報。
在向美方提交的匯報材料中，匯豐銀行聲稱發現了華為通過幌子公司與伊朗保持業務往來的記錄。自2007年起，華為開始將其子公司Skycom出售給另一家名叫Canicula的公司，該交易于2009年完成。匯豐以華為曾向Canicula公司提供1400萬歐元（約合1.1億元人民幣）借貸以及該公司注冊地址與華為公司類似為證據，認為在將Skycom出售給Canicula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華為依然保持著與兩家公司的金融聯系，并實際上掌控著這兩家公司。
此外，匯豐在提交的材料中還包括孟晚舟在2013年給匯豐銀行的一份英文PPT。該PPT指出華為在伊朗的運營嚴格遵照聯合國、美國和歐盟制裁伊朗的法律和條例，華為已經出售了在Skycom公司中的股份，并且孟晚舟也不再是該公司的董事，Skycom僅僅是華為在伊朗的商業伙伴，兩家公司之間的關系是正常的商業合作。
在獲得匯豐銀行的匯報材料后，美國政府很快采取了行動，包括在2018年底要求加拿大扣押孟晚舟女士。今年年初，美國司法部正式在美國紐約東區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指控華為公司、Skycom和孟晚舟女士進行“金融欺詐”和“違反美國制裁伊朗法案”。美方聲稱，華為通過非正式的子公司Skycom進入伊朗電信市場，并向提供金融服務的相關銀行隱瞞了華為與這家公司的真實關系，誤導匯豐等銀行向Skycom提供了超過1億美元（約合7億元人民幣）的資金清算服務，違反了美國制裁伊朗的法律。
事實上，美國在2017年之前就開始考慮就違反美國制裁禁令為由調查華為，但一直苦于找不到證據。當時美國國會根據相關媒體捕風捉影的報道，以未能提交是否遵守美國制裁伊朗禁令的證據為由，對華為橫加指責。對于匯豐銀行提交的材料，一心想扳倒華為的美國司法部如獲至寶。尤其是匯豐向美國司法部轉交了華為公司之前向其提供的PPT文件，成為美國起訴孟晚舟女士的一項核心“證據”，美方據此認為孟晚舟向金融機構和美國政府做了虛假陳訴，誤導國際金融機構為華為提供違反美國制裁伊朗禁令的金融服務。
美方的上述指控并沒有明確的事實依據。美方認為Skycom一直受到華為的控制，而實際上自2009年之后華為就已經切斷了與Skycom的關系，華為不再持有該公司的股權。孟晚舟女士也早已退出Skycom公司的董事會，更不應該讓她為Skycom此后被指違反制裁的活動承擔責任。在中美因為貿易問題進行復雜博弈，以及特朗普本人表示要將華為問題作為談判籌碼的背景下，美國政府的指控不僅沒有堅實的法律依據，其調查本身同樣具有明顯的政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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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銀行果真毫不知情嗎？
作為對匯豐銀行“大力配合”的獎勵，美國司法部在2017年12月撤銷了對匯豐的指控，并把匯豐描述為受到華為“誤導”和事前并不知情的“受害機構”。匯豐也因此得償所愿，逃避了美國政府的進一步調查和懲罰。
然而，匯豐銀行果真是一位毫不知情的“受害者”嗎？
如果之前沒有確認Skycom已經不是華為的子公司，匯豐銀行難道會繼續為華為提供金融服務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正如華為創始人任正非近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的，從一開始，匯豐就知道華為與Skycom之間的關系。匯豐銀行通過出賣客戶信息和編制證據來逃避美國政府調查上的作為，具有明顯的投機性。
在配合美國政府羅織可以打壓華為的“證據”并導致華為首席財務官被扣留后，匯豐銀行自知心虛：
一方面在國際社會面前急于撇清與此事的關系，包括單方面取消與華為的業務往來，并高調宣布匯豐不是涉及此案件的相關方；
另一方面則向中國叫屈，聲稱向美方提交信息是迫不得已。
今年年初，首席執行官范寧（John Flint）和首席法務官斯圖爾特·利維（Stuart Levey）等匯豐集團高管為匯豐跟美國司法部的合作進行辯護，聲稱他們除了配合之外，沒有選擇的余地，因為根據此前與美方達成的“延遲起訴協議”，美國司法部向匯豐銀行派駐了大量監督人員，他們能夠獲取任何信息。
匯豐銀行的這種“情非得已”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即使根據美國的法律，對于不受美國保管、控制和具有訪問權限的數據或信息，匯豐也沒有向美國政府提供的義務，但匯豐恰恰提供了。
這種為了配合美國的“長臂管轄”，無視中國司法主權，在未經中國政府許可和無視合作伙伴利益的情況下，就將中國境內公司和人員的信息轉移到境外的做法，本身就涉嫌違反了中國的法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此次事件也清楚地表明，由于美國政府安插了大量眼線，匯豐銀行在過去幾年基本上被架空，成了一家被美國政府嚴密監控和操縱的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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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斷華為供應鏈！又有一些企業加入進來
作為打壓華為的后續手段，繼在年初對華為公司及公司高管發起訴訟后，美國政府又開始援引出口管理條例，要求美國企業切斷華為的供應鏈。
2019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產業與安全局以違反制裁伊朗禁令為由，將華為及其附屬子公司納入美國出口控制“實體清單”（Entity List），禁止美國公司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向華為出售芯片、軟件和提供相關服務。根據美國的出口管理條例，納入“實體清單”意味著美國企業在向華為出口商品之前必須向美國商務部申請許可，而這種許可一般情況下都會被拒絕。
在美國商務部宣布針對華為的出口管制措施后，相關美國企業迫于美國法律的壓力，開始重新評估與華為之間的商業聯系，甚至立即縮減或暫停了與華為的業務往來。但其中也有不少公司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希望繼續保持與華為的業務關系，因此想方設法地規避美國政府的限制，包括考慮把美國本地的研發基地遷到其他不受美國法律管轄的國家、在向華為出口的商品中減少美國技術與服務的含量等。當然，也有一些美國企業積極響應特朗普政府的出口管制措施，甚至在執行上采取了更高的標準。其中最賣力的要數偉創力公司和聯邦快遞公司。
偉創力公司（Flex）是1969年創立于美國的電子產品制造商，目前是全球排名第三的專業電子代工服務商 (EMS)。盡管其全球企業總部位于新加坡，但偉創力仍將行政總部保留在其創辦地硅谷，因此一直被視為一家美國跨國企業。偉創力于上世紀80年代末進入中國，并曾在珠海、上海、長沙和天津等地設有多家工廠。華為一度是偉創力的重要客戶，并且從企業收入上來看，該公司在美國科技企業中對華為的依賴度相對較高。然而，在美國商務部將華為及其數十家附屬子公司列入“實體清單”后不久，偉創力就開始賣力地參與針對華為的禁售的這趟渾水。
2019年5月17日，也就是美國商務部對華為采取出口管制措施后的第三天，偉創力就宣布停止和華為之間的一切商業合作，撕毀了與華為簽訂的合同，停止代工華為的產品。此外，偉創力還以執行美國出口管制條例為由，拒絕向華為歸還價值數億元的生產設備、材料、半成品和代發貨的成品，并將其扣押在偉創力的中國和國外工廠中。偉創力的做法，延誤了華為的正常生產，給華為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在多次協商無果的情況下，華為在8月6日向偉創力發放律師函，指責其扣押華為物料的行為，并提出了數億元的索賠要求。偉創力不遵守商業合約和在中國境內執行“美國法律”行為，也遭致輿論的廣泛譴責。偉創力隨后發表中文公開信，并將其行為解釋為合規需要。偉創力在信中表示，“近期的貿易狀況極大地影響到了我們與重要客戶華為的關系，對此我們深感遺憾。美國商務部近期采取的貿易措施造成了極為復雜的困境，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去解讀相關規定，并采取了我們認為必要的行動確保合規。”
然而，為了給美國企業足夠的時間完成必要的調整，美國商務部早在5月20日就發布了為期90天的“臨時通用許可”，允許美國企業在特定范圍內繼續與華為合作，高通、美光、英特爾、谷歌等美國科技公司也都在此前后發布了與華為的合作將不會受到太大影響的聲明，一些美國企業甚至在這段時間內不惜加班加點工作，為華為供貨。在此情況下，偉創力對華為采取的激烈措施，和美國商務部的立場以及其它科技公司的作法形成了巨大反差，其發表的聲明也就很難讓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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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華為包裹的“精準失誤”引發質疑
相比偉創力的簡單粗暴，美國聯邦快遞公司的行為顯得更加離譜。2019年5月19日至20日，美國聯邦快遞公司未經客戶授權，將華為從東京寄出的兩件包裹轉運至聯邦快遞美國總部所在地田納西州孟菲斯市。此外，聯邦快遞還試圖將另外兩個從越南寄往華為公司的包裹轉運到亞太其他地區。華為公司指出，這四個包裹都是文件，并沒有涉及技術。
對于這兩起事件，聯邦快遞起初聲稱是“失誤”，不是受到美國政府的指示而故意為之。在5月28日通過官方微博發布的致歉信中，聯邦快遞稱：“我們重視所有的客戶，他們每天交付給我們超過1500萬個包裹。我們對于少量華為貨件被失誤轉運表示抱歉。我們確認，沒有任何外部方面要求聯邦快遞轉運這些貨件。有關貨件正在退還至發貨方途中。”
聯邦快遞針對華為包裹的“精準失誤”引起了各界的強烈質疑，其做出的解釋很難具有說服力，其行為也明顯違反了快遞業的法規。鑒于美國聯邦快遞未按名址投遞快件的行為嚴重損害了中國用戶合法權益，并違反了中國快遞業有關法規，中國政府有關部門6月1日宣布，決定對其立案調查。
面對中國政府和民眾的強烈不滿，聯邦快遞似乎并沒有悔改之意，在快遞郵寄中繼續歧視涉及華為的包裹。只不過換了地點，發生在美國本土。6月21日，美國《個人電腦》雜志（PCMag）工作人員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為了對華為公司最新發行的手機進行進一步評測，該雜志社的英國編輯將一部華為P30手機通過聯邦快遞寄往美國編輯部，但在被運到美國印第安納州首府——印第安納波利斯——的當天，該手機又被快速地運回了英國，運單上注明的退貨理由是“美國政府的原因”。該雜志工作人員隨后又發表文章指出，同事在其它快遞上也有著類似的遭遇。
在接到PCMag員工的投訴后，聯邦快遞服務部門隨后告知該雜志，由于在5月份華為及其全球68家附屬子公司被美國政府列入到了“實體清單”，該清單限制美國企業與清單上公司的業務往來。聯邦快遞的客服同時聲稱，由于美國政府和華為公司之間的問題，聯邦快遞不接收該品牌的任何產品。
該回復引起了《個人電腦》雜志社的強烈不滿，因為在該起“拒寄”事件中，根本就沒有涉及清單上的任何華為實體。聯邦快遞的這種做法也表明，與華為公司沒有任何關聯的普通人之間郵寄華為的產品進入美國，也違反了美國政府的禁令。華為公司的發言人對此也表示，這完全是對美國政府行政命令和實體清單的錯誤解讀。
另一家美國快遞公司UPS則表示，“并沒有規定禁止在英國和美國之間運輸華為設備，”UPS只是拒絕向清單中69家全部在美國境外的華為實體運輸貨物。
在輿論壓力下，聯邦快遞在6月22日終于承認錯誤，并向該雜志做出了進一步說明，表示“有關包裹被錯誤地退還給了寄件人，我們對這種錯誤操作道歉”，“作為一家每天運輸1500萬單貨物的全球性公司，我們在調整運營以遵守美國不斷變化的監管環境的同時，致力于遵守所有的規則和條例，并最大程度地降低對顧客的影響。”該公司隨后還表示，“除了向美國實體清單中列出的華為實體之外，聯邦快遞能夠接收和運輸所有的華為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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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快遞不愿再背黑鍋
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聯邦快遞似乎不愿再為美國政府打壓華為背黑鍋。
6月24日，聯邦快遞向哥倫比亞特區美國地方法院提起訴訟，尋求禁止美國商務部要求聯邦快遞執行《出口管理條例》的命令，聲稱商務部的規則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對聯邦快遞施加了“不可能承受的負擔”，侵犯了聯邦快遞作為“公共承運人”的權利。
聯邦快遞在長達19頁的訴狀中指出，美國商務部的《出口管理條例》要求運輸企業對所運輸貨物是否違反出口限制進行負責，并且不需要通過正當法律程序證明快遞公司是否對違規知情，就可以毫不講理地直接判定聯邦快遞這種“公共承運人”違反了該條例，進而做出異常嚴厲的懲罰。聯邦快遞無法代替政府監管每天所運輸的數百萬物品的技術構成，因為“這在后勤保障上、經濟上和法律上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聯邦快遞在訴訟中還吐槽，“我們是一家貨運公司，不是一個執法機構”，若無意中承運了違反政府禁止向某些中國企業出口的產品，公司不應擔責，也不應指望由該公司來實施出口禁令，要公司為運輸自己不了解的貨物承擔責任也不合理。
聯邦快遞的一紙訴狀坐實了之前人們關于美國政府操控聯邦快遞的猜測。
在6月24日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網采訪時，聯邦快遞首席執行官弗里德·史密斯（Fred Smith）透露了不少該公司此前“誤操作”華為包裹的重要信息。他表示，聯邦快遞在處理涉及華為公司的包裹時所發生的一切問題，根源都是美國商務部的《出口管理條例》。“今天我們聯系了美國商務部，并且告訴他們：美國商務部在各種地緣政治和貿易爭端中，越來越多地限制進出口，這給聯邦快遞和其他公共承運人，帶來了不可承受的負擔。”
如果說相對于“誤投”事件，聯邦快遞在“拒寄”事件起初似乎沒有“吃透”美國出口管制條例的“精神”，錯誤地將美國政府制裁華為的決定理解為禁止所有華為產品進入美國，那么在沒有仔細評估相關政府監管規則的情況下，就拒絕接受華為產品的運輸，則顯示出該公司的傲慢與偏見，也體現了該公司在配合美國政府打壓中國企業上似乎急于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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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公司跟隨美國打壓中國傷人傷己
美國政府利用經濟制裁和出口管制的方式打壓中國企業，顯然是在錯誤的時間選擇了錯誤的對象。
在改革開放后的前30年里，中國在融入和參與經濟全球化上嚴重依賴美國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但現如今，中國已經建立起全球最完善的工業體系，國內消費已連續多年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在經濟上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顯著增強。同時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對象也更加多元，經濟伙伴網絡也更加廣闊，在貿易和投資上對美國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
美國此時通過操縱市場力量打擊中國企業和打壓中國發展勢頭的努力還能奏效嗎？
另外，更重要的是，在新一輪產業革命呼之欲來的背景下，中國完備和高效的產業體系、大量優秀的應用研發隊伍、規模巨大的消費群體，將使中國市場成為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各類新產品、新技術進行迭代更新所必不可少的平臺。
外國跨國公司跟隨美國政府打壓中國，必將使它們隔絕于中國市場，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失去競爭優勢。
對于那些一方面違背基本的市場信譽與合同精神，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誣陷中國商業伙伴甚至對中國企業落井下石，另一方面還想在中國市場謀取經濟利益的外國企業，不僅中國政府不同意，中國的企業和消費者也不會接受。
在市場層面，那些在背后對中國企業捅刀子、下黑手的外國公司肯定會受到中國企業和客戶的懲罰。從風險防控的角度來看，中國企業肯定會重新考慮與這些外國公司之間的關系。對于那些隨便將客戶的信息資料轉移給外國政府的企業，中國客戶也必然會對其避而遠之。近期，匯豐銀行高管離職、宣布裁員和股價下跌就是一例。
在政府層面，中國目前已經開始著手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可以預見，一旦被列入該清單，中方必將依法采取懲戒措施，這對那些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違反中國有關法律法規的外國企業、組織和個人將是一個警告。
中國歡迎也鼓勵外資企業來華投資，并依法保護其正當權益，但前提是要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遵守市場規則和契約精神，不能損害中國企業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對于違反法律法規和損害中國利益的企業，必然要承擔相應的責任，這也是在幫助相關外國企業找準自己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