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櫛風沐雨，70年砥礪前行。作為全國最大經濟中心城市，上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現代化發展戰略中始終秉持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精神，不僅取得了城市功能歷史性提升，人民生活歷史性變化的巨大成就，而且也為國家的經濟騰飛和繁榮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目前，意氣風發的上海人民正日益展現出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精神風貌，開放、創新、包容已經成為上海最鮮明的城市品格。一個風華正茂、日新月異的上海正煥發出勃勃的生機活力，展現出壯麗的遠大前景。
與此同時，上海始終是全國的上海，上海的發展始終得到中央的關心、指導和幫助，始終在國家戰略牽引下實現自身快速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伴隨著國際國內的形勢變化，國家對上海的定位和期望雖然呈現出階段性變化，但上海始終是國家戰略最有力的承接者、實施者和推進者。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上海更是代表國家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必須把“四個放在”作為做好一切工作的基點，跳出上海看上海，立足全國看上海，在服務全國中發展上海。要全力以赴落實中央交給上海的三項新的重大任務，持續辦好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服務全國、輻射亞太、聯通世界中構筑上海發展的戰略優勢。
縱觀國家戰略與上海發展的70年歷程，我們感到，國家戰略與上海發展的相互關系大致在以下四個層面展開。第一，中央對上海在整體國家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終高度重視，并不斷給予上海承擔國家戰略，參與國際競爭的使命和責任。雖然由于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外部環境的制約，上海在國家“一五”計劃中沒有被置于特別重要的位置，但中央一直重視上海的工業基礎，希望經過產業結構調整來推動上海產業升級和城市功能轉變，同時加強對內地的支援，推動國家工業化進程。在國際環境緩和工業化需要進一步加速的背景下，從1956年開始，國家加大了對沿海城市，特別是上海的支持，以工業和科學技術兩大基地為目標來引領國家工業化發展。1955年11月5日，毛澤東在視察上海港口時指出：“上海是我國的第一大港，又是一個國際港口，是一個有發展前途的港口，一定要把它管好”。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講話中指出，要“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改革開放后，考慮到上海在國家計劃經濟和財政收入方面的特殊地位，為了穩妥探索改革開放新路，在一段時期內上海事實上承擔了改革開放“后衛”這一角色。這是中央對上海在國家戰略中的重要地位的另外一種體現，也是上海對國家發展做出的特殊貢獻。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國家參與全球化競爭戰略的實施，上海重新被賦予了特殊歷史使命，以浦東開發開放為契機，逐漸從中國改革的后衛走到了前鋒，開始承擔了代表國家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責任。1990年鄧小平在上海過完春節回到北京后說：“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2001年5月，國務院批復并原則同意《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1999年—2020年）》。自此，“四個中心”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建設，成為中央對上海發展的目標定位。2006年，胡錦濤在出席十屆人大第四次會議上海市代表團討論時，要求上海“率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率先推進改革開放、率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即“四個率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上海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上海繼續當好全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創新發展的先行者，承擔起自貿試驗區和科創中心建設的兩大國家戰略。這充分證明，上海的發展始終得到國家戰略指引和支持。
第二，上海在實施國家戰略中始終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為了確保上海的經濟發展，以全國之力保障上海米、棉、煤的供應，確保城市運行。1956年毛澤東《論十大關系》講話后，為了支持上海工業和城市發展，確保城市農產品和副食品供應，中央將江蘇十個縣劃入上海。十縣劃入后，上海市的轄域面積擴大到6185平方公里，上海市共轄黃浦、邑廟、蓬萊、盧灣、徐匯、長寧、普陀、閘北、新成、江寧、虹口、提籃橋、榆林、楊浦等14個區和浦東、松江、上海、川沙、南匯、奉賢、金山、青浦、嘉定、寶山、崇明等11個縣，這“標志著上海由單純型政區，轉變為市區和郊區的聯合體，使市區有了較大的發展空間”，其中市區面積144.8平方公里，新增郊區面積5567平方公里，為上海市工業基地和科學技術基地的建設、人口疏散、副食品供應基地的建設等提供了充足的發展空間。在文革困難時期，1969年，為解決上海發展重工業中原材料、燃料供應不足的問題，中央決定將鄰近上海的原材料基地交給上海自主開發。梅山鐵廠從該年5月動工，耗時兩年多完成主體工程。1972年，中央又決定在金山建立石化總廠，不僅解決了當時全國的“穿衣難”問題，也給上海注入了先進的西方技術和產業項目。改革開放之初，中央就決定在上海寶山建立寶鋼，這是四個現代化重大戰略工程之一。浦東開發開放以后，中央給予上海浦東許多新政策，“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區還特”。此后，中央又給予上海建立證券交易所、開展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點、舉辦世界博覽會、建造洋山深水港、探索建立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一系列政策和項目支持。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上海并發表重要講話時，又交給上海新的三項重大任務：增設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新片區、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實施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
第三，上海始終發揮地方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努力承接、實施和推動國家戰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雖然面臨暫時的投資限制，上海仍然積極通過自身內部的工業改組，不斷完善結構，提高效率。1956年，《論十大關系》重新審視沿海與內地關系，中央決定通過充分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基地來帶動內地工業建設和推動國家工業化戰略后，上海立即積極抓住這一歷史機遇，根據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做出和傳達的“上海有前途的，要發展”的指示，結合上海市工業建設的實際情況，上海正式提出“充分地利用上海工業潛力，合理地發展上海工業生產”的工業建設方針。根據上海市工業特點和問題，討論和制定了上海工業建設的指導方針，開展了衛星城和兩大基地建設，上海經濟發展出現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高潮。從1956到1965年這10年當中，盡管受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運動的影響，全市的國民生產總值從1956年的63.61億元增至1965年的113.55億元；財政收入從1956年的40.22億元增至1965年的83.18億元；工業產值從1956年的113.92億元增至1965年的230.77億元。上海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發展成就突出，上海由輕紡工業為主的工業城市轉變為全國的重工業基地。在改革開放“后衛”時期，上海積極開展經濟發展戰略討論，并開始醞釀開發浦東，進行城市發展的戰略儲備，并積極將浦東開發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央決定浦東開發開放后，上海又抓住機遇，東西聯動，全面發展，出現了“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的喜人局面，使得上海發展進入了快車道。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上海又率先探索“創新驅動，轉型發展”，并逐漸成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承擔起自貿試驗區和科創中心建設兩大國家戰略。
第四，上海始終在服務和支持全國中體現自身在國家戰略中的作用和價值。上海在實施國家戰略中，堅持全國一盤棋思想，堅持在服務全國中發展自己的思想，對國家戰略的推進做出重要貢獻，也體現了自身的城市品格和價值導向。在“一五”計劃期間，上海雖然不是國家重工業戰略的實施重點地區，但積極為全國的工業化建設輸送了大量物質、技術和人才。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上海源源不斷地向各地輸送技術、設備和人才，支援國家重點項目建設、內地城市與工業建設。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58年，上海輸送外地的勞動力共計150萬人以上，其中工程技術人員4萬多人，技術工人13.7萬人，為各地培訓藝徒13萬人；支援各地的主要工業品，有機床4萬多臺、各種電機300千瓦、棉布85億米、汽車外胎86萬條、膠鞋4億雙；通過商業部門調往外地的工業品總值達302.3億元，占全國工業品購進總額的20.3％。一汽建設伊始，上海即組織了1萬多人參加建廠工程，其中有200多名技術人員。1958年12月，國家決定加速發展原子能事業，計劃從上海抽調2765名技術工人到第二機械工業部。據1959年5月上海已出發的2692人的情況統計，四級及四級以上技工1575人，占到58.5％。上海交大西遷西安，同濟醫學院、東南醫學院及兩個助產士學校分別遷往武漢等地，建筑工程局醫院整體遷至蘭州。60年代，上海作為全國最大的工業基地和科學技術基地，成為了支援三線建設的重點地區。除了支援國防三線建設外，1965年起，上海還承擔了在江西建設華東小三線的任務，安排軍工項目19個，投資2億元左右。改革開放以后，上海不僅在改革初期為江浙地區的鄉鎮企業提供了大量的“星期日”工程師，而且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上海對口支援三峽庫區移民、對口援藏援疆、對口幫扶云南，對口支援青海果洛，對口支援貴州，并積極參與了四川都江堰災區重建工作，為脫貧攻堅戰取得決戰決勝做出上海應有的貢獻。
當前，上海作為經濟中心城市，經濟總量在全國排名第一，但與世界發達城市比較，還有一定的距離。上海自身發展中人口、土地和環境等約束更緊，創新創業的動力、活力和能力還不強，民生保障、城市管理、公共安全等領域的短板凸顯，各種潛在的風險和挑戰增多，一些長期積累的矛盾需要用大力氣化解，不少深層次的體制機制障礙亟待破除。決勝階段，不畏艱險，考驗的是上海的信心、責任和勇氣；關鍵時期，破解難題，取決于上海的智慧、能力和韌勁。新時期，上海肩負著特殊的使命，必須更加自覺地從服從服務國家戰略的角度思考謀劃上海發展，立足代表國家參與全球合作與競爭，不斷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在落實國家戰略中構筑起上海發展的戰略優勢，加快建設“五個中心”和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卓越的全球城市”。
本文首發于《上觀新聞》2019年7月16日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當代史“創新團隊首席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