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環境的變化，主要集中在政治、經貿、金融、新一輪技術革命方面。
第一，國際政治環境演變。自從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全球政治環境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傳統安全議題重新占據主導地位，突出表現為中美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2017年以來，美國多份戰略報告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和“修正主義者”。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先后指責中國是與美國爭奪世界領袖地位的“壞人”（bad actor）。而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其戰略意圖主要也是為了遏制中國。同時，退約后美國將在關島等西太平洋地區基地部署新的中程導彈，對中國的安全利益構成直接威脅。今后中國或將被要求與美俄締結新的軍控條約。另外一個重大變化是，各國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勢力上升，并有可能在未來一段時期影響歐洲、美洲和其他地區一些國家的政局。若民粹主義領導人上臺，很有可能采取類似于特朗普式的政策，推行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加劇國際形勢的復雜化。從未來5—10年走向來看，國際政治將繼續呈現競爭與合作并存態勢，但競爭特別是大國競爭將顯著加劇。雖然中美在朝核、反恐等議題上存在合作空間，而中國與金磚國家、與歐盟和日本在某些議題上也存在共同抵制美國一些不合理要求的合作空間，但除非出現類似于“9?11”恐怖襲擊事件這樣的重大事件，否則中美競爭仍將日益突出。
第二，國際經貿環境變化。當前全球經濟正處于重要轉折關頭。一方面，世界經濟正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中逐步復蘇；另一方面，因主要經濟體對全球化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給當前國際經濟秩序及全球經濟帶來巨大不確定性。我們必須看到，收入不平衡加劇使全球化遭遇嚴峻挑戰。日益凸顯的資本配置全球化和國際責任國內化（福利、就業等）的矛盾導致一些發達國家大量產業外移、失業加劇，引發政治民粹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全球化正進入再平衡過程，但對于如何再平衡，主要經濟體之間卻分歧巨大。美國強調“美國優先”，指責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利用現有規則，以不公平競爭手段獲取巨大競爭優勢，并以此為借口企圖重構國際經濟體系，改革以WTO等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系。在其新近達成的自由貿易協議中，加入貨幣政策、數字貿易等新條款，特別是“非市場經濟體”條款限制其他成員方自由選擇自貿協定伙伴的經濟自主權，以此最大可能擠壓中國經濟發展空間。短期內美國似乎并不打算回歸多邊貿易體制，而是致力于雙邊FTA談判，以最大限度發揮其主導優勢，逐步構建更大范圍內的FTA軸心國地位。
在這一形勢下，有若干方面特別值得關注。一是中美貿易摩擦雖暫時休兵，但中美經貿關系將長期處于不穩定狀態，并進一步向“投資戰”“科技戰”“金融戰”發展，甚至存在向外交、軍事、安全等領域泛化的趨勢。二是WTO改革迫在眉睫。三是須充分做好中美經濟特別是科技局部“脫鉤”的最壞打算。四是在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的同時，中國存在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CPTPP）的可能性。此外，“一帶一路”倡議可將改善區域內貿易綜合環境作為區域合作的新動力。五是預計2030年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格局中比重將上升至50%，吸引全球投資比重將超過60%。這一趨勢與美國“再工業化”結合，可能導致全球產業鏈布局調整。因受勞動力等成本因素和新一輪技術革命影響，制造業將同時出現向低成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轉移的現象，這意味著在高端和低端制造業領域，中國將同時面臨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競爭的局面。六是隨著信息技術發展，全球服務業可貿易性將大大增強，跨境服務需求進一步擴大。中國應通過電子商務等新貿易形態領域的發展，抓住“彎道超車”機遇。
第三，國際金融環境變化。首先，出于維護美元霸主地位的考慮，美國可能會將挑戰美元地位的國家列為“匯率操縱國”。目前中國正在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原材料人民幣定價、人民幣結算、貨幣互換，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與此同時，中國正大力推進上海等國際金融中心多元化發展，這與美國利益有一定沖突，不排除未來美國與中國發生金融摩擦的可能。其次，隨著通貨膨脹等得到較穩妥控制，發達經濟體可能加快貨幣政策正常化步伐，進而可能導致全球銀根突然收緊。對新興市場經濟韌性和政策可信度的擔憂，或將引發國際投資者全球避險情緒上升和資本外流加劇。由此形成的風險疊加效應，或將加大全球金融風險特別是新興國家的金融脆弱性。再次，發達經濟體內部金融脆弱性也在上升。這具體表現為非金融部門杠桿水平較高且仍在不斷上升、信貸發放標準持續惡化、一些主要市場資產價格過高等問題，若應對不當，可能引發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最后，以區塊鏈為底層技術的加密貨幣的誕生對以美元為核心的牙買加體系將產生深刻影響，其在法定貨幣體系外創造的大量流動性，不僅影響各國央行貨幣政策效率，其暴漲暴跌特性也易形成泡沫，更為跨國監管帶來極大技術挑戰。
第四，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應用創新領域，而非科學革命。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的應用，對于人口基數龐大、交易數據豐富、傳統設備缺乏的國家形成有利機遇，如中國在市場規模、改造成本、應用前景等方面具備“后發優勢”。美國為確保技術領先優勢，一方面對其核心技術加以更嚴格控制，另一方面加大基礎投入以在生物醫學等領域實現新的科技革命。但美國正陷入泰勒?考恩（Tyler Cowen）所指出的“科技高原下的經濟困境”，其推動科技革命的動力有所減弱。因此，未來5—10年，美國會將全面遏制中國科技發展作為確保其領先優勢的重要戰略目標，以迫使中國改變所謂“強制技術轉讓”“網絡竊取”等不正當競爭方式作為主要打擊手段。與此同時，美國自身對投資、產品和技術出口甚至留學項目將進行更具針對性的限制。此外，為確保技術不通過第三國間接轉移至中國，美國正與盟友打造共同封鎖技術的網絡，在外國投資審查上實施更嚴格限制。
（王健，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本文系其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外交70年課題組專題研討會上的發言，刊發于《國際展望》201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