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6-18日，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劉鳴所長率團與韓國東西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日本慶應大學現代韓國研究中心在釜山共同舉辦題為“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展望與中日韓三國合作”的三邊研討會。中方參加人員包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卞曉春、同濟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夏立平、復旦大學中國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副主任龔克瑜、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郝群歡。會上，主辦方東西大學領導張濟國校長與三個發起單位領導分別致辭。與會學者專家圍繞會議主題進行了深入而充分的交流與討論。
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李鐘憲秘書長在主旨發言中指出，中日韓三國合作應該破除一對一形勢，以議題為中心，謀求從雙方復合體到小多邊的合作。促進中日韓三邊合作的肯定因素很多，三方不僅應該在人文交流、服務交流等方面加強合作，而且還應在災難、疾病等各個議題上開展合作。目前，盡管中日韓合作受到朝核問題的制約與影響，但危機只要處理得好，反倒會成為韓中日合作上一臺階的契機。
以“不確定性”著稱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以后，其對外政策備受關注。在“特朗普政府的亞洲政策與東北亞”這一議題中，韓國首爾大學鄭在浩教授指出，美國前總統里根上臺時也給世界帶來了沖擊，但特朗普的沖擊更大。在國際關系與秩序中，美國本來是常數，現在是不是會變成變數、而之前的霸權穩定論是否也會被特朗普打破，都是值得深思的。此外，特朗普沖擊中最受益的是中國。在亞洲，中美關系走向零和的概率高，而合作會降低；中、美都要復興，因此會有很多沖突。而且長期來看一山不容二虎，所以貌似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很難構筑，雙方還會停留在舊型大國關系上。而在中美通商問題上，美國顯然是在利用經濟杠桿對中國施壓解決朝核問題。日本神奈川大學佐橋亮教授認為，特朗普最大的特點是不確定性，沒有大國概念，其亞洲政策并沒有內含明確的信息，唯一確定的是其重視經濟上的美國利益。日本在過去十年是以美國干涉亞洲為前提處理問題的，但美國退出TPP，并不想太多干涉亞洲的舉動令日本擔心。因此，日本會逐步變化，試圖改善中日關系，也會努力改善日韓關系，雖然日韓關系開局并不太好。
同濟大學夏立平教授指出，特朗普政府出臺后其推出的概念是拋棄冷戰結束后前幾屆政府奉行的自由霸權主義，追求有原則的現實主義，這被稱作“特朗普主義”，其關鍵點在外交事務上，美國正在復興其主權原則。對于朝核問題，中國必須采取更加積極和建設性的方法來應對。一方面中國必須向朝鮮施加充分的壓力，建議其暫停核開發計劃，另一方面也要向美國施加壓力，要求其將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與建立朝鮮半島和平機制結合起來，在談判解決朝核問題過程中，同步對等地解決各方關切。同時，中國也有必要充分做好應對朝鮮半島突發事件和危機的全面準備。
在“朝核問題和東北亞和平”議題討論中，韓國同德女子大學李東律教授指出，朝核問題一直不能解決有其深層次原因。盡管韓美日都主張中、俄都有責任解決朝核問題，但強調“中國責任論”并不會有結果，因為中國和美韓對中國責任的認識不同。同時，朝鮮半島不只有朝核問題，還有別的問題，各方不消除互不信任就無法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而要想解決問題，中韓美就要聯合在一起，要達成共識。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小谷哲男教授指出，之前在認識朝核問題時，很多人認為朝鮮是為了把核武器作為談判籌碼，現在看來，并非如此。要弄清楚朝鮮到底為什么擁核？到底是為了政權生存或統一，還是為了安全平衡。對解決朝核問題應該有多方行動計劃。他還表示，朝核問題不應該覆蓋其它問題，即使朝核問題得以解決，東北亞的其它問題還依然存在。
復旦大學任曉教授指出，中國對朝核問題發展的認識經歷了三個時期：1993-2003年對朝核問題冷眼旁觀期，2003-2008年積極勸和促談期，2009年六方會談停滯與朝鮮核導計劃加速推進期。現在中國開始力圖阻止朝鮮核發展。他還認為，朝核問題到達臨界點有兩個標志，一是朝鮮核武器將很快達到打到美國本土的能力，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2018年朝鮮就可能擁有打擊美國本土的能力。目前對美國來說，朝鮮威脅更加真實，因此，特朗普對朝動武不只是要挾，而是選項之一。只是因為其代價高昂，再加上一旦發生戰爭，韓國會首當其沖成為受害者，因此強烈反對，所以特朗普會謹慎行事。 第二是中國認識到必須阻止朝核進一步發展，因此加大了制裁力度。尤其朝鮮發射ICBM和第六次核試驗后，中國堅決支持安理會決議，并更嚴格執行，出臺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估計制裁措施正在產生作用，將大大壓縮朝鮮外匯收入。各國對試圖規避安理會決議的朝鮮駐外使領館活動有所收緊，壓縮了朝鮮規避制裁的空間。但是制裁產生效用仍需要時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卞曉春指出，所有人都不希望動用軍事手段來解決朝核問題，但要警惕在大家都說不會發生某種情況的前提下慣性思維所帶來的非預期結果。各方都有各自的利益盤算是朝核問題的癥結所在，也是防擴散任務艱巨的原因所在。
在關于“中日韓三國的合作”議題討論中，高麗大學經濟統計學部樸繁洵教授從東北亞的經濟發展特征切入，分析了東北亞中、日、韓三國高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即政府的大力介入、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產業化、大力發展特定產業、以中國為中心的生產網的轉變等。但隨著三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生產中心向中國轉移，東北亞經濟也不斷呈現問題：傳統的東北亞乃至東亞生產網開始縮小、東北亞產業與企業無法像之前那樣先后陸續發展而是互相競爭、老齡化導致經濟活力下降等等。因此，在東北亞經濟增長逐漸放緩以及特朗普政府“美國第一”政策實施過程中，中、日、韓三國合作的必要性也凸顯出來。三國應該協力在東亞創造市場，這不僅要擴大三國域內市場，而且要積極構筑東盟+3機制，擴大整個東亞市場。
日本高崎經濟大學三牧圣子教授從特朗普政府出臺后帶來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危機談起，認為美國霸權的衰退以及特朗普“美國第一”政策的提出并非是世界走向不穩定秩序的開始，而是走向后霸權時代的好機會，因為保護主義不只是美國有，其它發達國家也有，包括日本。她認為，目前的世界正從多極化走向多元化，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后，世界從領導力分配制型機制轉變為干預手段的多樣化，但這些干預手段并不與普遍的國際組織對立，而是以共存、互補、以及實際功能取代為特征。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副主任龔克瑜對東北亞局勢進行了透徹分析，并指出構筑中日韓三國合作過程中所面臨的障礙與出路。她認為，東北亞目前面臨的三個重要問題是朝核威脅、美韓美日軍事同盟的強化以及領土與領海紛爭。要想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從如下幾個方面加強合作：中韓兩國找到解決薩德問題的方法從而使雙邊關系重回既定軌道、中日韓首腦會議制度化、中國一帶一路戰略與韓、日兩國經濟戰略的對接。其目標是構筑中日韓共同發展、促進地區和平、為亞洲復興而合作、為世界繁榮而努力的伙伴關系。
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劉鳴所長在最后的綜合討論與總結中指出，在中韓關系上，中韓雙方對薩德問題的處理都有責任。中國對薩德造成的安全影響似有些過度解讀，而韓國則過于草率，過于低估中國的擔憂。對此，學界應該適度反思，尋找妥善解決的辦法。而此時韓國的主動與讓步很重要，這需要政治與外交勇氣。對于自由經濟秩序，劉所長認為，在經濟全球化問題上，目前中國還不是領導者，美國仍然是，雖然它有倒退，但其整個經濟體制、同世界經濟規范的接軌程度、跨國公司等繼續發揮著實際的領導作用。而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接受WTO的一系列規則，所以會繼續堅持經濟全球化的方向與承諾。但是，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經濟開放度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國內對于全面開放存在諸多障礙，因此由中國取代美國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領導者并不合適。而對于東北亞合作，由于中日韓三國都存在強度不一的民族主義，特別領土問題上老百姓和媒體比較強硬，而政治家、政黨等也在積極利用這種情緒，因此有礙于三國的合作。此外，由于處于冷戰陰影中，日本特別擔心中國在東亞獨大，為了確保自己的地位，依賴美國，因此對中國的崛起保持警惕，看不到其和平與合理性一面。此外，在中日韓三國經濟發展方面，劉所長指出，中日韓經濟發展還有差距，日本發展得最好，因此它希望在談判自由貿易區的規則時，中、韓都按其要求開放，顯然這是不現實的。因為各國發展階段不一樣，日本按TPP的高標準要求中韓與其合作并不現實。在中朝關系問題上，他認為，目前中朝關系不好，美韓有一定責任。因為美韓總是要求和期望中國能切斷所有對朝能源出口。但實際上，中國如果完全配合，則朝鮮會認為中國站到美國陣營，完全不值得信任，此時，中國再想做任何工作都很難。因此，中朝關系保持一定的特殊性有助于中國朝核問題上發揮特殊的仲裁作用。
（郝群歡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