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內外學術界對宗教與國家安全的研究現狀
國外學者（主要是歐美國學者）關于宗教與國家安全的研究成果具有明顯學科類屬的痕跡，主要從宗教學、社會學和政治學視角。這一問題領域也經歷了三個有爭議的發展階段：具有學科差異的“各自為陣”階段；體現學科交叉的“相互借鑒”階段；國家安全學語境下展開專業研究的趨勢。
宗教學視角關于國家安全的思考主要基于宗教起源理性主義和進化論、非理性主義和還原論之爭的發展和延續，但又具有一些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差異。
社會學視角中的本體論，將宗教視為一種“類”文化的事物、一種行為體或有機體、一種個人信仰的群體集合，并將宗教與國家安全置于文化與國家安全、行為體與國家安全、觀念與國家安全的語境之中。功能論的爭論下，宗教則被視為是社會設置中的一種體系，從宗教體對社會的整合與分化功能出發認識宗教對國家安全（社會穩定與變遷）的影響。其中沖突論與互動論都是從宗教體與其他社會行為體的互動和博弈來理解宗教對國家安全（社會穩定與變遷）的影響。宗教社會學則注重社會與宗教關系的思考和再思考，其國際延伸則注重思考不同宗教間的沖突與融合、不同社會和國家的宗教問題
政治學領域對這一議題的討論，主要包括政教關系、政治過程的分析（從宗教認同到公民身份）、國際政治學中的宗教（從邊緣到回歸）等視角來探析宗教與國家安全的關系。政教關系議題：在政教合一與神權政治下，政治世界往往被置于神學架構之下，宗教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說明；在政教分離與理性主義下，宗教則往往被工具化，從屬于政治而為政治服務，宗教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更多被納入意識形態、利益集團、政治文化等范疇。政治過程議題注重個體與共同體互動中的宗教，致力于探析宗教認同與公民身份關系在國家安全意義上的討論、“傳統社會紐帶”與“現代國家基石”互動、宗教多元的公民社會與國家統一的平衡關系、政治-法律意義的匹配、文化-心理意義上的歸屬等問題。國際政治的宗教社會學轉向，則包含了國際政治神學（宗教——規則——統治）、國際政治社會學（宗教——文化——關系）、國際政治心理學（宗教——認知——判斷）三個向度。
國內學術界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四類主張：第一類視宗教為獨立安全影響變量，致力于建立宗教與安全互動的分析框架或者模型，倡導有獨立概念體系和論理邏輯的宗教安全分析框架（借鑒-構建）；第二類視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致力于探析宗教對國家安全的影響遵循文化對國家安全影響的普遍規律；第三類注重宗教的意識形態特征，并以國家意識形態的安全利益為標準；第四類主要從戰略學視角探討宗教與戰爭中諸要素的關系。
中國學者對宗教與中國安全問題一些有代表性的嘗試主要有： 1）從宗教特殊性思考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如宗教無形與有形特性對國家安全的影響與意義、宗教非政府組織行為政治化及其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宗教是一種結構性權力的觀點和思考等；2）從國家安全出發討論宗教安全問題，如宗教滲透與反宗教滲透、安全化理論應用于宗教問題的非傳統安全觀、宗教反恐與宗教統戰的提出與應用；3）從兩者互動的角度討論宗教與國家安全。
二、宗教與國家安全的關注趨勢
1、宗教與國家安全研究的理論發展方向。在國家安全學的語境下建立關于宗教與國家安全研究的概念體系、理論架構和方法論體系，這需要解答一系列問題：
—— 宗教安全的概念及其內涵究竟是什么？如何保持傳統安全研究所積累的知識連貫性
—— 宗教與國家安全的研究范圍包括哪些內容？（主題的擴展與國別的差異）如何確定其邊界？有無可能建立起或形成一定普世性、可以簡約化和被檢驗的理論框架或分析視角？
—— 宗教與國家安全研究的邏輯與方法論體系的相關問題，在學科交叉之后，面臨著邏輯對接或者是重塑的問題，比如如何呼應國際關系的“知識轉向”和實踐邏輯的內容？
—— 建立宗教與國家安全數據庫的需要，首要解決的是標準的問題。（現在全球范圍內定量研究少。）
2、宗教與國家安全研究的現實問題方向。其一為實體宗教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如建制型宗教與彌散型（民間）宗教對國家安全影響、不同信仰群體之間互動及其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其二為虛體宗教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包括宗教集體認同對國家安全影響、社會化網絡宗教與信息化網絡宗教（如網絡教會）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等；其三是作為國家安全戰略資源的“宗教”(宗教力與話語權)；其四是作為國家威脅防范對象的“宗教”，國家安全利益中宗教風險與威脅的認知與判斷、如何界別宗教風險與威脅與其他因素引發的風險與威脅、國家的宗教安全預警機制、體制、體制機制等；其五是宗教與國家安全的歷史性遺留問題。
在中國的宗教與國家安全領域，“舊與新”的問題同時并存，“實與虛”的作用相互交織，“內與外”的挑戰共同影響。中國迫切需要構建中國的宗教與國家安全的學理體系，界定宗教安全的內涵與外延、評估中國的宗教安全，并將宗教中國化的理論思考與實踐路徑融入到宗教與國家安全的學理體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