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日至3日，第八屆上海全球問題青年論壇在滬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為“國際秩序轉型中的動蕩和失序”。上海社科院國際所常務副所長劉鳴研究員為本屆論壇致辭，中國人民大學的時殷弘教授做了題為“關于國際秩序的失序和動蕩趨向”的主旨講演。來自北京、上海、廣州、武漢、長沙、吉林等地高等院校的近40位青年學者和研究生參加了本次會議。值得一提的是，延續多年的青年論壇對國外來華留學生和中國在外留學生已經越來越具有吸引力。本屆論壇就收到了不少此兩類留學生提交的選題，并最終有多位來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威斯康辛大學、早稻田大學的相關專業中國留學生參加。
在主旨講演中，時殷弘教授從以下三個方面論析了當今國際秩序轉型中的動蕩和失序：其一、多邊機制在全球的呆滯和低效。在一個問題叢生的世界，國際多邊機制未能滿足日益緊迫的“治理”需求。包括G20之內的全球多邊機制呈現呆滯和低效狀態，在除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等少數議題外，各種領域“全球治理”的前景黯淡。大國利益限制、某些關鍵小國的“頑固不群”、技術發展帶來的挑戰，以及全球政治文化領域孤立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風行全球，都限制了多邊機制的發展和效能。而各國的“自由國際主義”精英準備不足，應對無力，頹勢可觀。其實，“艱難時世”下集體行動和合作意愿下降是國際政治中的常態。中國對自身在國際秩序穩定中的角色和作用也不必抱超越實際的期望。其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和大國基本關系的強烈動蕩。俄羅斯與西方的地緣政治和戰略對抗，中國與美國的戰略、軍事競爭，兩者形成顯著聯動，并推動中、俄提升和擴展“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加強戰略和軍事協作，甚至可以認為達到或至少接近針對美國的一種準同盟關系。而中日之間都在實施戰略“雙軌”方針：一方面管控危機以緩和矛盾，另一方面也相互疑懼并加強軍事斗爭準備。其三、國際秩序與中國的復雜意向。國際秩序大體可以分為國際制度性秩序和國際權勢政治秩序。中國在這兩種秩序中都存在多種多樣的“意向”，在不同方面有保守者、合作者、變革者等多種特性。中國對自身的復雜性和多重身份須有自我意識，不應將自身想象和表述得過于理想和“高尚”，以免加大我們言行之間的鴻溝并削弱自身信譽。與此同時，我們還須改善自身在一些關鍵領域的國際行為，使之盡可能變得“高尚”，以提升我們的國際信譽和影響。通盤考量，中國對兩種國際秩序的意向存在突出的、根本性的緊張，總體上在后者顯得更加激進和傾向變革。在對“國際秩序”的態度上，“中國是什么”是并且仍將繼續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問題。
在一天半的會議中，青年學者分別從理論和歷史、國際經濟、非傳統安全、全球公域等視角探析了國際秩序轉型中出現的一系列動蕩和失序，并探析了中國在不同領域國際秩序轉型中的角色、地位以及參與國際秩序重構的路徑和方略。
理論和歷史部分。耶魯大學政治學系的樂嘉驊和威斯康星大學政治學系的陳然在其合著的論文中，重思了傳統“民主和平論”忽略了國際體系的結構變量，存在理論缺陷，認為民主國家之間的和平主要由世界戰爭后國際體系的結構性變化及民主國家所領導的國際層級體系的出現而導致的，而非出于民主國家的內部特征。北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的姚錦祥則以日本二戰前的“大東亞共榮圈”為例，探析了貨幣秩序在國際秩序轉型中的關鍵地位。北京大學的曹德軍博士則基于對內外信任模式的分析，探究了東盟國家區域合作中的動力機制，以及東盟與中、美信任建構形式的差異。上海社科院國際所的李因才則考察了沖突國內化“新常態”下，聯合國和平行動軍事化、多維化，以及向“建設和平”擴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張春滿則引入市場營銷理論，提出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應該實施“利基戰略”，實現與收成大國沖突較少的“利基崛起”。
關于國際經濟秩序轉型。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的孫西輝分析了“雙領導化”背景下中美在推進亞太自貿區問題上的博弈，指出中美亞太自貿區戰略博弈是以戰略利益為核心、以國際規則構建能力為關鍵的互補性競爭而非零和博弈。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的范斯聰探析了2005年以來日本自貿區戰略轉變。他提出，日本自貿區戰略轉型的實質就是由“東亞主導”轉為“美日共同主導”，而這種轉變的戰略動機大于經濟動機。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的龐超然分析了“全球化倒退”背景下，我國推動建成全球投資規則過程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幾方面矛盾和問題，并建議從雙邊、區域和多邊三個層次尋求突破，在G20等平臺上謀求推廣注重發展問題的新多邊投資規則。上海社科院國際所的吳其勝。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的鄒志強則論析了全球和地區互動語境下中國參與中東伊斯蘭地區經濟治理的實踐，并提出中國參與中東伊斯蘭地區經濟治理的成效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未來中國的全球經濟治理實踐前景。
關于國際非傳統安全問題，與會學者們重點關注中東變局和動蕩衍生的一系列問題。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朱泉鋼歷史地分析了阿拉伯世界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存在的國際和國內問題，以及由此形成的國際體系邊緣地位和內部治理困境，正是這些問題和困境導致了阿拉伯世界的變局和動蕩。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劉樂則分析了“伊斯蘭國”興起的過程中與“基地”組織的歷史關系，以及當今雙方展開一系列的明爭暗斗背后的動因。他還提出，未來雙方可能出現合流、分異或共治三種可能的關系發展走向。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王悅從社會連帶主義的角度，分析了歐盟對于難民潮的應對，她強調雖然社會連帶主義對基本人權保護的倡導與歐洲社會所堅持的自由平等的價值觀相吻合，但其所強調的國際社會的統一性目前還未能完全實現。上海社科院國際所的唐慧云則結合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的特朗普現象等西方熱點問題，分析了難民危機給當今國際秩序和治理代理嚴峻挑戰。上海社科院國際所的汪舒明則以敘利亞戰爭引發的人道主義危機為例，指出了既有國際人道主義法已經難以滿足全球范圍內武裝沖突的“新常態”這一事實。
全球公域秩序轉型問題。國防科技大學的劉楊鉞從結構現實主義角度出發，提出了網絡技術對國際體系變革產生影響的假設。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的王明國從原則規范、組織機構、法律條約三個方面充分論證了網絡空間秩序轉型的國際制度基礎，呼吁中國積極參與網絡空間制度建設進程，并未雨綢繆地全面思考制度重構戰略，推動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和公共事務學院的江天驕主要介紹了美國太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由來和實施情況，探析了這一戰略對我國的不利影響及中美兩國在這一領域的合作前景。在北極治理的問題上，中國海洋大學的孫凱認為中國逐漸構建起了“北極事務建設性的參與者、合作者”的身份，應積極加強北極事務的能力建設，多渠道的構建中國與北極之間的聯系；重視中國北極安全利益并增強維護中國北極安全利益的能力和渠道；抓住北極事務新興領域國際合作的機遇，為北極事務的建章立制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國與國際秩序轉型。吉林大學行政學院的姚璐探析了中國國內政治與國際秩序的耦合性和雙向“社會化”。她指出，國際秩序對中國國內政治改革存在著易滲透性，而中國國內政治秩序變革也往往對國際秩序轉型提出訴求。中國引領新的國際秩序需要妥善處理好：國家治理vs國際秩序、特色性vs普世性、中國話語vs世界話語這三對關系。濟南大學政法學院的劉雨辰則分析了國際秩序轉型視域下的中國角色問題。他指出，中國的角色身份正從單中心秩序的邊緣型參與者向引導型管理者轉換。履行新的角色責任，中國應該以構建多中心合作治理秩序為目標，樹立和平共處、互利共贏、包容共生理念，編織多層次合作伙伴網絡，共同重塑國際治理結構的平衡性，增強國際治理規范的合理性，提高國際治理機制的有效性，豐富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多樣性，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進程，努力推動國際秩序轉型正義的實現。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的榮正通博士則聚焦了中美南海問題上出現“安全困境”背后的國家身份認知差異。認知相符現象、誘發定勢、歷史包袱、文化差異這四個因素共同導致中美兩國在南海問題上存在明顯的國家身份認知差異。上海歐洲學會的楊海峰則考察了中國參與國際危機管理規則制定。他指出，中國提出的國際危機管理規則主張立足于開展國際危機管理的實踐經驗，主要包括重在預防、加強合作、綜合治理，堅持“有理有利有節”，注重發揮國際組織作用，提倡和解手段等。多邊主義路徑將使中國戰勝挑戰，參與國際危機管理規則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