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1月03日 13:4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羅愛玲
歐洲移民危機與全球化困境
——癥結、趨勢與反思
2016年6月23日，英國通過全民公決做出了脫離歐盟的歷史性的選擇后，全球掀起了有關英國與歐盟的前途、一體化理論與未來的實踐，以及英國脫歐后全球政治經濟新格局等方面的激烈討論。有觀點認為，控制移民是這次英國脫歐公投的主要動力。2015年隨著大量中東北非難民涌入歐洲，歐洲出現嚴重的人道主義難民危機，并引發歐洲以反歐盟、反移民為導向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政治運動。11月9日，在大西洋的另一端的所謂民主范本——美國，在大選中打著孤立主義、民粹主義、反全球化旗號的特朗普意外戰勝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贏得總統選舉。
英國公投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所引發的多米諾骨效應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憂慮，學界也對移民與全球化的關系進行了反思。日前，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際關系研究》編輯部會同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主辦了“歐洲移民危機與全球化困境：癥結、趨勢與反思”學術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從多學科角度探究了因全球化加速發展導致西方國家經濟優勢與制度的式微，因移民大量涌入而引起的發達國家內部社會族群的對立與民粹主義運動的興起而連環推至的逆全球化、逆一體化現象，并對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以及全球移民治理進行了前瞻性的思考與探討。
一、歐洲移民危機：全球化陷入困境的表征
移民總會不幸成為經濟危機的替罪羊，而歷史上所有偉大的蠱惑人心的政客們也都無一例外地把國家所遭受的一切磨難均歸咎于外來的少數族群——移民。
全球化時代就是一個移民的時代，自15世紀地理大發現以來，移民活動就成為500年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個特征。移民既是伴隨國家出現而產生的社會現象，也是經濟全球化的表現和進一步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力量之一。幾十年前，日益變得富裕的西方發達國家極力擁抱開放經濟與全球化，貿易和投資逐步實現自由化，勞動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由流動。發展中國家則通過向西方發達國家出口商品以及它們在發達國家務工的勞動力移民寄回國內的僑匯，也相應地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得經濟利益。作為移民輸出國的發展中國家和作為移民輸入國的發達國家由此共同實現了經濟上的良性發展。
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之后，歐洲移民問題居然上升為歐洲優先考慮的三大安全問題之一，2015年的難民危機更是將移民問題推至前臺，成為歐洲各國重點解決的難題以及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障礙因素之一。究其原因，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羅愛玲副研究員從國際體系的結構性矛盾進行了分析，認為作為一種人口的跨界流動方式，移民除了具有經濟屬性外，還具有社會屬性和政治屬性，這就決定了移民對輸入國的影響并不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它還會對輸入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產生廣泛影響，歐洲今天面臨的穆斯林移民問題即為典型案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后，尊重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成為國際政治體系下國家間交往的基本準則，這些主權國家進而構成國際政治體系下的核心單元。因此，由多核心單元的國際政治體系與單一的世界經濟體系共同組成的世界體系具有先天性的不平衡特征。不平衡的世界體系既加強了移民活動，又阻礙了移民活動，它導致移民活動從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發展成為一個敏感的政治問題，并逐漸從國內政治蔓延到國際政治和國際外交領域。而由于民族主權國家的存在所導致的國際經濟體系與國際政治體系之間的失衡，導致歐洲主流社會在穆斯林移民的經濟貢獻和政治影響方面只關注后者而忽略前者。
詭異的是，這一不平衡的世界體系正是在西方推動下的全球化進程中形成的。由于主權國家概念的根深蒂固，在全球化進程中政治全球化的步伐遠遠落后于經濟全球化，勞動力市場的全球化也由此遠遠落后于商品和資本的全球化，在主權國家排他性的主導下，勞動和資本的全球化具有非同步性的特征，導致勞動力的地域化和國別化與資本的全球化形成強烈反差。在移民問題上體現出來的人權與主權的矛盾也很突出，誕生于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三條第二款聲明：“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包括其本國在內，并有權返回他的國家。”該宣言僅僅將遷出視為一項人類的基本權利，但并沒有明確授予一國國民入境他國的權利。移民入境權的缺失為主權國家拒絕接納外來移民提供了口實。在勞動力的流動性上，以企業家為代表的資本的利益和以工人為代表的勞工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企業主傾向于支持自由移民，而國內勞工集團則傾向于抵制自由移民，這就形成了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另一對矛盾。這也是為何在今天的歐洲，代表資本家利益的上層社會政治精英歡迎移民，而代表勞工階層利益的下層民眾排斥移民的原因所在。在歐美，中下階層選民多為低技能工人，他們因為無法適應全球經濟與技術革新的新現實而成為全球化的“輸家”。這批認為自己處境下滑、或并未從經濟增長中獲得相應收益的全球化中的失敗者，成為民主社會中一群“憤怒的公民”，并將怨氣發泄在移民身上。深諳此道的歐美民粹主義政客們則利用他們的這種憤怒來作為針對現行政治建制的反叛力量，并大打“移民牌”，通過貿易保護主義、驅逐移民等民族主義和仇外論調為復雜的問題提供簡單的解決方案，以此來吸引大量在全球化浪潮中經濟條件不斷惡化的中下階層選民，導致在本次美國大選中，高達近60%的中下層白人都將選票投給了特朗普。對于國內“憤怒的公民”和民粹主義者來說，用外來移民作為背書是最好不過的借口了。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與民族主權國家體系之間所存在的相背離的矛盾關系，構成了全球移民治理的結構性難題。它使得國際組織和主權國家之間難以構建系統而有效的合作機制，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唐慧云博士認為，全球移民治理失效的原因在于，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在全球移民、難民治理方面缺乏系統性的戰略規劃，從而導致全球移民治理的連貫性、綜合性和全面性嚴重不足。當前歐美各國的移民治理均面臨兩難困境，以圍堵為主的治理路徑難以奏效，采取疏導的政策因國內壓力而困難重重，可以想見，只要失衡的全球化得不到糾正，全球移民治理的困境將繼續存在，未來移民問題仍會是國際社會的重要議題并繼續影響國際秩序。
二、資本主義危機下的族裔認同政治與民粹主義
喪鐘為誰而鳴？族裔政治認同和民粹主義的出現預示了資本主義危機的來臨，世界進入了一個“無秩序的新時代”。
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大選這兩場足以震撼現存世界秩序的“革命”，表明了在資本主義危機下，認同政治取代了經濟政治占據了主導，以族裔或族群為邊界的文化及認同政治成為當下貫穿世界動蕩事件的共同主線。在美國，特朗普利用了中產階層及勞動階層對移民的擔憂以及對美國逝去時代的文化懷舊，利用了人們對政治正確的憤怒，尤其是對精英階層和主流媒體的憤怒，最終，同英國脫歐選票一樣， 族裔認同政治戰勝了經濟政治。
關于族裔認同政治，上海同濟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主任、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王傳興教授認為，作為移民國家，族裔始終是美國政治中的重要議題。美國族裔政治的核心問題是國家認同問題，而國家認同問題的核心，則是對盎格魯-清教文化的認同。縱觀美國歷史，其民粹主義運動總是與敏感的族裔政治纏結在一起。在美國建國之初，其憲政制度設計中就隱含了民粹主義的精神實質，隨后，美國的民粹主義運動經歷了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沖突下的民粹主義（19世紀60年代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體制性弊端導致普遍性財富分配不均所引發的民粹主義（20世紀30年代-6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延續至今的傳統的財富分配不均加之全球化背景下底層勞工階層的日益邊緣化所引發的民粹主義三個重要階段。
美國民粹主義傳統有一個顯著特點，即經濟上的進步性和種族上的保守性相互交織，美國歷史上的民粹主義運動都是白人為自身利益而發動的。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潘亞玲副研究員進而指出，中長期的美國族裔人口結構變化和短期的美國經濟困難是民粹主義政客特朗普當選、美國政黨重組的重要因素。自冷戰結束以來，族裔問題從三個方面推動了美國政黨重組：一是以族裔群體劃界的政黨認同正變得日益界線分明，大大加劇了美國既有的政治極化特別是政黨極化。；二是通過少數族裔團體的回流聚居，催生了新的選舉人口地理，日益增多的少數族裔人口總體上更加認同民主黨，白人特別是白人中產階級的政黨認同總體上傾向于共和黨；三是極端化的移民立場正突破美國傳統的“政治正確”，推動“邊界戰爭”愈演愈烈，美國正從“種族熔爐”演變為“族裔戰爭”。特朗普當選很可能終結既有的政黨重組進程，同時開啟新一輪政治重組，進而影響未來幾十年的美國政治生態。導致特朗普當選的諸多原因中，圍繞少數族裔展開的政黨重組有著重要地位。可見，所有的民粹主義者都抓住了一個最重要的導火索：移民問題。相對于經濟問題，對國內日益增多的移民和難民的焦慮才是英國民眾脫歐、美國選民選擇了特朗普的最大動力。上海歐洲學會會長、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徐明棋研究員認為，民粹主義代表了一種政治環境，特朗普當選反映了美國精英階層與下層百姓的尖銳對立，對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產生了一定沖擊。如今無論傳統企業還是科技創新企業都脫離不了金融資本的操控，即便Facebook和微軟等科技型企業都變成了一種金融資本，美國金融資本的發展已經達到了極致，幾乎無法運轉，而普通大眾卻并未享受到金融資本的好處，從而導致少數族群等邊緣群體與主流群體之間的矛盾尖銳，民粹主義在新時期就充分利用了科技力量進行社會政治動員，新媒體、自媒體政治動員力量的上升表明，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已喪失生命力，當前正處于社會動蕩并重新組合以及探索新的發展模式的過程中。
鑒于極右翼政黨和民粹主義對戰后創造出大量財富和繁榮經濟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造成的威脅，整個國際社會必須齊心協力，盡快造出應對之策。對于因經濟因素而泛起的民粹主義，應該通過完善再分配政策，尤其是教育，來更好地分配全球化的收益；而如果因文化身份認同危機引起的仇外心理是關鍵，則解決的辦法就會更加復雜，任務更加艱巨。
三、逆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全球化的停滯
盧梭早就提示：“任何進步同時會是一種退步，都有負面影響”。
全球化的趨勢不可扭轉，當前出現的逆全球化現象只是其中途遇到障礙、進行的一場修整而已，暫時的停滯只是為了更大的進步。“逆全球化”并不代表全球化的停滯，只是表明了民族主權國家利益重新參與全球化，資本、人員、商品和思想依舊會持續不可阻擋地在全球流動。
作為全球化的一部分，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全球化的關系可謂相生相克，兩者既相互促進，又相互排斥，關鍵看全球化的進程是否順利。在全球化順利時，區域一體化是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必要環節；當全球化遭遇危機時，區域化就會成為全球化的阻力。歐盟當前遇到的移民與難民危機就成為了歐洲一體化的一個阻礙因素，也是英國選擇脫歐的安全考量因素之一。
英國“脫歐”是全球化過程中反全球化力量的體現，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興起的表現，也是全球化過程中缺乏全球治理結構的表現。但無論如何，全球經濟一體化還是基本面，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基本趨勢。英國脫歐公投事件反映出，在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的過程中，國際社會已經缺乏與之匹配的全球治理結構來應對諸如歐債危機、移民難民危機和恐怖襲擊等全球性災難。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不是創造更多的全球化，而是確保目前的全球化讓全體公民受益。經濟全球化一旦深入，就會產生越來越高昂的政治成本，就需要對國際政治體系結構進行改革，需要引入有效的政治解決方案，以推動全球化的繼續前進。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受阻就是一個鮮活的案例，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的伍貽康研究員就認為，在2008年以前，歐盟一體化進程基本一帆風順，可謂全球區域一體化的楷模，成員國不斷擴大，一體化領域不斷深入，但自2008年以來，歐盟就陷入嚴重的多重危機中，未來3至5年內將會是歐盟的最困難時期，如今的歐洲呈現一派衰敗的景象，歐盟的凝聚力、向心力下降，歐盟28國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與之前相比，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肇始于1973年英國加入歐共體之際，此后幾乎所有后來加入歐盟的成員國更多都是為了搭上歐洲一體化的便車，加入歐盟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動機更多于對理想主義信念的追求，因此這些國家在遇到危機后便后退萎縮，比如英國的公投脫歐。在歐債危機、大量難民涌入歐洲、歐洲社會內部過度伊斯蘭化等疊加的社會經濟危機沖擊下，歐洲民主國家所崇尚與自豪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全球化的優勢均遭到史無前例的挑戰。未來的歐盟必須與時俱進，尋求新的動力，重建新的體制機制。
針對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成員國入盟動機問題，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陳志敏教授則認為，部分成員國加入歐盟的機會主義動機問題，到底是一個普遍現象，還是僅僅為一個個案，非常值得研究與商榷，因為當前歐洲面臨的移民、難民危機，對于歐洲一體化來說也是一個轉型升級的契機，英國的脫歐反而能促使歐盟更好地推進安全方面的合作，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后，也會與歐洲首談安全防務方面的合作，或者推行一種具有差異性的一體化。縱觀歐盟幾十年的發展歷程，就會發現，每當經濟下滑時，歐盟內部的排外情緒就會上升，則一體化進程就減速，反之，一旦經濟回升并進入繁榮軌道，歐盟內部的左翼力量就會加強，則一體化進程就會加速，歐洲一體化具有一定的基礎，只要經濟復蘇，一體化還會重新推進。在當前歐洲深陷債務危機和難民危機之時，主張排外的民粹主義力量得以上升，民粹主義主要的反抗對象就是大政治家，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默克爾作為一個很好的危機管理者，在關鍵時刻替所有的歐盟成員國做出了處理難民危機的政策決定，德國唯一應該反省的是，在難民潮再次涌入時，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難民營的安置上。歐洲難民危機的深層次根源還在于以美國、法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利比亞和敘利亞危機的不當干預。正是因為利比亞和敘利亞的政治亂象才導致大量難民與非法移民的產生，但最后的結果卻由德國來承擔。就主權與保護的責任、主權與人道主義干預的關系來說，保護的責任比人道主義干預更加規范化，它強調了聯合國的主體性與領導性，可以作為主權的一個補充，關鍵是如何落實具體的實施措施。
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金應忠研究員對當前國際體系轉型過程中的趨勢做了總體性把握，認為國際社會出現了四個空檔期，首先表現為各種危機沖突頻發的高發期；其次是新理論、新理念的空白期，自21世紀以來，歐美等西方國家幾乎沒有出現任何引領世界的新思想、新理念；再次是傳統政治操作的失控期，西方自由民主衰敗，政治正確已不得人心，百姓大眾的情緒失控，上層精英無法了解草根階層的想法，民粹主義思想重新抬頭；最后是大變革的窗口期，在新的全球治理結構形成、全球治理模式定型之前，這個大變革的窗口期會存在較長時間。
伍貽康研究員最后指出，移民活動是幾百年來人口交流、人員流動的正常現象，但現今為何會在歐洲演變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政治與文化安全問題呢？移民、難民問題為何在今天變得如此重要？歐洲難民危機在當前國際體系轉型、秩序混亂的關鍵時期尤其具有偶發性和突發性，再加之媒體的炒作，因而變得尖銳化，這一問題不是短期內就能解決的。難民危機再加上本已存在的移民問題，就變成了一個非常難以解決的安全問題，它會造成人口結構的變化，美國的“人口拉美化”現象已經顯現，人口結構變化在歐洲將會變得更加嚴重，尤其歐洲的伊斯蘭化問題將會是一個影響歐洲社會結構、政治結構、政治生態甚至國家性質變化的嚴峻問題，歐洲到了必須與時俱進更新換代的關鍵時刻。難民的安置問題是當前最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在歐盟一體化進程出現了問題的歐洲，難民安置問題成為了一個最棘手的問題，由于涉及到國家主權，因此難民的安置必須歐洲各國相互協商、達成一致才能完成。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