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建華 2016-09-10 19:23:10
“9·11”后不到兩年的時間里，阿富汗反恐軍事行動迅速推翻了庇護“基地”組織的塔利班政權，“基地”組織力量也遭受重創。以“基地”為代表的國際恐怖勢力一度偃旗息鼓，但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來，國際反恐形勢明顯惡化，出現“越反越恐”的局面，據美國國家反恐中心統計，從2004年至2007年，全球恐怖襲擊事件從3254起上升到14505起。國際恐怖勢力在逃避和抵御國際社會反恐高壓的同時，顯示出其具有極強的生存、休整、反彈的抗壓能力，以及因勢而動的變幻、調整、擴展的應變水平。
2011年5月美軍擊斃“基地”頭目本·拉丹，在此前后國際恐怖主義的猖獗態勢出現短暫的低落期。當時國內外均出現“國際反恐迎來決定性勝利”的言論。相關數據也似乎表明，“國際反恐形勢在保持平穩的同時有所緩解”。但拉丹斃命，是國際反恐行動重要戰果，并不能期望國際反恐形勢由此出現重大轉變。這些年“基地”組織已經調整改造，相對實現“去拉丹化”、“去中心化”，中東、北非各分支機構已能獨立運轉，對全球零散和新生的恐怖勢力而言，拉丹只是“精神導師”，無需他的統一領導和指揮。更重要的是，拉丹被斃并不意味恐怖主義失去滋生土壤，造成恐怖主義的諸多因素決非一個拉丹之死便能消除。
事實上，在經歷兩三年又一次短暫低谷期后，2013年以來，國際恐怖勢力又進入新一輪猖獗活動的瘋狂擴展期。據每年美國政府發布的《反恐怖主義形勢國別報告》等資料(START)提供的統計數據，全球恐怖襲擊年度次數由2010年的11641起、2011年的10283起、2012年的6771起，演變到2013年的9707起、2014年的13463起和2015年的11774起。雖然2015年度全球恐怖襲擊總數較上年降了13%，因恐怖襲擊的死亡人數（28328人）也減少了14%,但較之2012年的6771起和11098人，還是分別增加74%和155%。
在恐怖襲擊的地理分布態勢上，我們可以看到，55%以上的襲擊集中發生在五個國家(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尼日利亞), 74%因恐怖襲擊的死亡也發生在五個國家(伊拉克、阿富汗、尼日利亞、敘利亞和巴基斯坦)。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國、埃及、菲律賓、敘利亞和土耳其等國，2015年恐怖襲擊次數和因此而死亡的人數均有增加。中東、南亞、非洲等地區成為恐襲策源地、高發區，而西歐雖然總體恐襲次數和傷亡狀況實際有限，但西北歐若干國家反恐形勢的迅速惡化，對國家和國際社會政治外交沖擊強烈。
其實，自現代世界恐怖主義浪潮掀起以來，在1968-1997年，西歐就是超越中東和拉美的全球國際恐怖主義活動中心、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的第一多發區。當時，歐洲受到美蘇冷戰作用、極左和極右社會意識形態和極端運動的影響、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的沖擊和中東地區國際沖突對抗的波及。但上世紀90年代中晚期以來的世紀之交，西歐遭受的恐襲次數以年均下降56%的速度呈現直接下降的態勢，直到2004年以來，恐怖分子又先后在馬德里、倫敦和奧斯陸制造了一起起慘絕人寰的重大恐怖襲擊，分別被稱為西班牙、英國和挪威的“9·11”災難。
這兩年，法國、比利時和德國的一系列重大或引人矚目的恐襲事件又高頻率地接踵而來。當今歐洲的恐襲危機不同當年，意識形態類型的恐怖主義襲擊大為減少，尤其是極左型，極右排外的恐怖襲擊還存在，如2011年7月22日,挪威人布雷維克在奧斯陸制造的兩次恐怖屠殺。但更主要的則是來自宗教極端主義的恐怖襲擊，其背景直接與近年來歐洲凸顯的移民和難民危機相關。
法國有著歐洲最龐大的穆斯林移民群體，宗教、文化、社會、經濟等原因使其淪為社會邊緣，整體上對法國社會融入程度低，尤其是這些穆斯林移民青年文化教育程度低，受歧視受排斥，與主流社會隔閡、疏遠，陷入失業與貧困代際相傳、社會階層固化的惡性循環。近年來伴隨歐債危機、經濟不振，其失業率加大、社會福利減少，與主流社會關系更趨緊張，摩擦沖突不斷。伴隨這些年中東劇變動蕩、難民和非法移民大規模的迅疾涌入，其社會境遇更為困窘，與歐洲主流族群矛盾更趨尖銳，為中東“伊斯蘭國”等恐怖勢力極端暴力行為和意識形態所吸引、煽動，他們也對法國等歐洲國家中東非洲政策強烈不滿，因此就在客居的歐洲心臟地，或隨難民由中東非法偷渡混入，聚團或單獨對無辜民眾展開喪心病狂的恐怖襲擊。
這集中體現在法國從去年年初《查理周刊》連環血案、“11·13”巴黎連環襲擊案到今年7月尼斯卡車碾壓案的一系列恐襲事件。今年3月，比利時布魯塞爾又發生連環恐襲案，就連一向安穩的德國竟然也在今年7月中下旬爆發接連不斷的暴力恐怖事件。當今歐洲的恐怖危機不僅與歐債危機、移民難民危機、中東劇變動蕩、“伊斯蘭國”猖獗相聯系，而且折射出歐洲國家社會治理和中東政策的失當，乃至深層次在“言論和新聞自由”旗幟下對伊斯蘭文明缺乏應有的尊重，這也是當今歐洲遭遇恐怖主義危機的重要社會文化根源。
恐怖主義的本質實際上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殘殺無辜的暴力極端主義。伴隨全球化進程消極效應而凸顯的極端主義問題，不僅反映在歐洲恐怖主義危機中，更明顯地體現為中東久治不愈的恐怖主義病癥上。當今包括西亞北非地區的中東，明顯是全球恐怖主義危機最突出的策源地、重災區。中東這一輪恐襲高漲期，不僅是伊拉克戰爭以來美國出于霸權私欲對中東伊斯蘭世界強權主義干預政策的惡果，也是美歐西方國家執意借所謂“阿拉伯之春”加快中東民主化改造的產物。而這些年中東“伊斯蘭國”恐怖勢力異軍突起、猖獗做大，乃至在世界多地直接或間接催發全球多國恐襲危機，也與中東域內外大國出于地緣政治角逐目的，各懷戰略意圖、執行多重標準來處理包括恐怖主義問題等在內的中東地區新老熱點問題的有關。當然，中東伊斯蘭社會幾十年來在探尋順應世界時代發展潮流、民族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國家治理正道的突圍困頓，也是當今中東恐怖主義痼疾的內部根源。
由此，我們可以將當今歐洲和中東反恐面臨的嚴峻態勢，視為全球化進程中社會治理、國家治理和國際熱點問題治理失當的社會產物。反恐需要綜合施策、標本兼治，其任重而道遠，“9·11”雖過去15年，但我們對國際反恐事業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要有充分的預計和評估。
載《上海觀察》2016年9月10號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非傳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國際所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欄目主編：楊立群。編輯郵箱：ylq@jfdaily.com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雍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