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束必銓
2016-05-09 17:05 來自 外交學人
今年3月8日，外交部長王毅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曾指出日本政府和領導人不斷地聲稱要改善中日關系，但又不斷到處給中國找麻煩，是一種典型的“雙面人”做法。
上周，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訪問中國，以期改善日漸下行的中日關系。離開中國后，岸田文雄展開的亞洲之行足以體現王毅歸納的這一特征：在會見中國領導人時強調要推進停滯不前的中日關系，加強雙邊各層面的合作，但在訪問東南亞國家中又不斷提及南海問題，呼吁東盟團結一致確立法治，表現出牽制中國的一面。
日本對華政策的矛盾性讓人難以識別日本政府的真實意圖。于是，王毅外長會見岸田時只能引用中國古語：“聽其言，觀其行。”這反映了當前中日關系的現狀和困境，且這種狀況今后將可能成為中日關系的“新常態”。
中日沖突不符合日本利益
2006年，中日首腦達成建立戰略互惠關系的意向，但此后在推進該戰略互惠關系中始終齟齬不斷，甚至因“購島”事件致使中日關系降至谷底。歷史問題與現實利益矛盾交織，雙方始終未能找到共處共存的有效方式。
2012年，安倍晉三領導的自民黨贏得眾議院選舉重新上臺執政，開啟了日本推進正常國家化戰略目標的進程，其對華政策也在安倍的外交安保政策調整中逐步體現并趨于穩定。那就是，重視發展與鄰國中國的關系，但也要防范崛起的中國對日本產生的不利影響；協調好接觸與防范這對看似矛盾的關系，確立中日關系新的平衡，作為日本政府主推的對華政策內涵。
基于日本國家利益的發展需要，以及中國國家實力的壯大和影響國際事務能力的上升，這要求日本必須重視發展對華關系，妥善處理雙邊關系中的敏感議題。具體表現為：
第一，經濟依存性需要中日合作。發展至今，中日兩國早已成為經濟上互有需要、利益共享的重要合作伙伴。安倍經濟學實施多年成效備受質疑，中國對日本經濟的拉動作用突出，近年來中國游客赴日旅游爆買對其經濟貢獻度功不可沒。
中日經貿結構競爭性突出的情況下，雙方在互補性領域的合作空間在擴大。未來，金融、節能環保、觀光、防災對策和少子老齡化五方面的合作重點，將實現中日經貿關系的轉型升級。中國連續多年是日本最大貿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對象國。隨著中國未來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日本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性也會增大。
第二，國際事務應對需要中日協調。作為地區性強國和全球性大國，中國影響地區、全球事務的能力不斷上升。從朝鮮半島、中東地區到非洲，都有中國參與危機化解的身影。國際社會對中國在危機應對中發揮的建設性作用寄予高度肯定。
安倍政府高舉積極和平主義大旗，極為注重國際事務參與度和國際貢獻力，其中國際協調作為踐行積極和平主義的主要方式。日本認識到中國的參與是有效應對地區國際事務的關鍵，只有積極加強與中國在各種議題上的協調，才能促進議題的管控或解決。此次，外相岸田文雄會見王毅外長主動提出，雙方可以在朝鮮問題、聯合國、中東反恐三方面加強協作。
第三，諸多矛盾分歧需要中日妥善處理。日本始終強調，中日兩國對地區、國際和平與穩定負有共同的責任。穩定的中日關系不僅對兩國國民，對亞太地區和平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日本會在戰略互惠關系框架下通過各種對話發展中日關系。
當前，中日之間存在著諸多問題，如東海、南海、歷史認識、國民感情、臺灣問題等，這些問題的交織致使中日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更為突出。
如果兩國不能妥善處理矛盾分歧，中日發生偶發性沖突的可能性將會增加，這不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
這要求日本必須重視發展對華關系，積極拓展與中國在雙邊、地區和全球范圍內的合作領域與水平，避免中日關系出現嚴重的倒退。然而，對于中國經濟反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顯然還不太適應。
面對中國崛起，日本內心很矛盾
在全球權力結構向亞太地區轉移，美國力量相對弱化，中國力量急劇上升，中日經濟實力出現反轉的大背景下，國際秩序正經歷深刻轉型，體現在亞太地區，就是戰后美日主導的地區秩序遭遇中國崛起的沖擊。日本政府對中國內政外交行為的解讀與判斷，促使其對華政策發生重大的調整。
首先，中國海洋活動的活躍成為日本擔憂的事項。在日本看來，近年來中國艦機在東海、南海等海空區域活動范圍與頻率擴大；在海洋維權行動中更堅定地維護自身的利益；以及進出西太平洋進行常態化軍事演練，并擴大至包括日本北方的區域。面對崛起中的中國，日本感覺其領土主權和周邊安全受到了挑戰。
其次，中國軍事能力發展打破東亞地區力量平衡。多年來，日本附和西方指責中國軍事透明度不高，表現為中國高水平的軍費增長、非對稱軍事能力強化、軍事目標不明確、安全透明性不充分。日本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安全壓力。
中國的軍力發展正在打破美日戰后確立起的東亞力量平衡，雙方正展開一場地區主導權之爭。日本戰略界建言，日本必須強化同美國的同盟關系，并通過雙邊、多邊方式拓展地區安全伙伴關系網絡，以制衡中國軍事能力的上升。
最后，中日還存在意識形態差異之爭。日本自我標榜為自由民主國家，前些年通過在中國周邊構筑“自由繁榮之弧”，在國際社會推行價值觀外交，拉攏與其具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妄圖爭取國際社會的認同，建立起相對于中國的政治優勢。
因此，從內心上講，日本對于未來中國的發展是充滿矛盾的。它希望中國的和平發展能夠讓日本持續獲益，但又擔心中國的發展會損害日本的國家利益；它希望中國的發展能夠為地區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產品，但又擔心中國的發展會顛覆美日主導下的地區安全架構；它希望中國能夠發展為一個和平、繁榮的大國，但又擔心一個強大的中國會試圖恢復古代的朝貢體系，日本則要臣服于這種體系之下。這也就反映至當前日本政府的外交安保政策之中。
然而，日本也很清楚，中國的崛起不可遏制。如何既搭上中國崛起的“順風車”，又不使自己的利益受損，恐怕是理解日本對華政策的兩面性的關鍵。因此，在日本看來，一面在經濟、國際事務等方面與中國加強合作，一面在政治上防范中國，這兩者并不矛盾，其目的都是為了有效地維護日本的國家利益。
中日關系“新常態”：親華派政客不再
但現在的問題是，當前日本采用較為負面的方式解讀中國，從而在外交安保政策上偏向了對華極為防范的一面。安倍政府時期，這種防范更是逐漸由防御性向進攻性轉變。
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老一代政治家關心、理解和幫助中國發展并融入國際體系不同，隨著日本經歷兩個“失去的十年”和日本政治社會趨于內向、保守化之后，現在的日本政客面對中國未來發展和中日關系發展中的新老問題時，極力地將中國推向日本的對立面，散布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
未來，這種狀況或將成為中日關系的“新常態”，也決定了雙邊關系發展的限度。中日雙方都必須為應對這種新常態而尋求新的共存方式，但日本政府必須考慮對華接觸與防范政策之間的協調張力問題，過度的進攻性防范只會抵消接觸帶來的政策紅利，只會制約中日關系的發展。
（束必銓，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