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05-14 07:18:42
《文匯時評》
核心觀點
近些年來，雖然我國的勞動力等生產成本持續上升，但流入中國服務業、高端制造業和高科技行業的外資卻有增無減。以服務業為例，2014年我國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約為663億美元，同比增長7.8%。可以預見，中國吸引的外資結構將會進一步調整，低端制造業外資企業撤離、服務性行業和高端制造業利用外資占比逐漸提升，將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新常態
年初以來，外資企業關閉在華工廠的消息不時見諸報端，引發了“外資撤離中國”的熱議。由此，客觀認識外資企業在華經營策略的調整，對于我國優化外資結構和推動產業升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外資“撤離潮”并不成立
近期，的確有一些美日韓知名企業要么計劃進一步推進制造基地遷回本國，要么紛紛在東南亞和印度開設新廠，使得外資企業撤離中國似乎呈現加速之勢。然而，無論從統計數據來看，還是從外資企業的投資意向來看，都不能以偏概全地根據少數外資企業撤出中國來斷定出現外資“撤離潮”。
聯合國貿發會議發布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顯示，在2014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較2013年下降8%的情況下，中國同期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卻增長了約3%，并首次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第一大流入國。2015年，我國利用外資更是迎來“開門紅”。在今年的前兩個月，我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3831家，同比增長38.6%，合同外資金額同比增長102.4%，實際利用外資的金額同比增長17%。商務部近期對一些外資企業商會的調研顯示，85%的在華外資企業是盈利的，超過90%的外企愿意繼續在中國擴大投資。
從市場潛力、人才、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等因素來看，我國較強引資競爭力的基本面也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在政策層面，中國積極利用外資的立場仍保持不變。習近平主席在不久前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期間向與會的中外企業家代表強調，中國將越來越開放，中國利用外資的政策不會變，對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的保障不會變，為各國企業在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好服務的方向不會變。李克強總理在會見美國總統特別代表、財政部部長雅各布·盧時也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可以預見，隨著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各項改革措施和制度紅利的逐步落實，以及基于負面清單的投資管理體制的推廣，必將極大地提振外國投資者的信心和進一步增強中國市場對全球資本的吸引力。
利用外資進入“新常態”
目前看來，關停和外遷的外資企業多集中在低端制造業。這些外資企業本身主要依靠成本優勢，缺乏核心競爭力。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增加、市場競爭加劇、環境保護力度加大以及優惠政策減少，這些從事低端制造和低附加值加工出口的外資企業停產或外遷是必然趨勢。
外資企業關停在華工廠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從根本上來看，是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下進行全球業務調整和布局的正常經營活動。在中國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外資企業也必須進行相應的轉型和調整。撤出中國市場的外資企業多為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業，本身就是我國要調整和壓縮的對象，因此這些外資的撤離符合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需要。
近些年來，雖然我國的勞動力等生產成本持續上升，但流入中國服務業、高端制造業和高科技行業的外資卻有增無減。以服務業為例，2014年我國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約為663億美元，同比增長7.8%；而傳統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約為400億美元，同比下降12.3%。可以預見，中國吸引的外資結構將會進一步調整，低端制造業外資企業撤離、服務性行業和高端制造業利用外資占比逐漸提升，將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新常態。
外資結構調整將伴隨陣痛
雖然部分外資撤離只是局部和短期的現象，不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但不可忽視的是，外資結構的調整將會伴隨著陣痛。對于這些挑戰，需要給予足夠的重視和有效的應對。
首先，撤離的多數外資企業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其所吸納的從業人員在數量上相對較多，這些外資企業的撤離將會帶來一定數量的結構性失業和勞動力剩余，并且短期內很難被其他行業所吸納。對于外資撤離所導致的失業問題，一方面要進一步規范外資企業關閉工廠和解雇工人的程序，另一方面也要完善失業員工的再就業和培訓工作。
其次，低端制造業外企的撤離凸顯了我國迫切需要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從外部環境看，我國的制造業當前面臨著“前后夾擊”的處境。一方面，部分東南亞國家憑借勞動力成本優勢，積極吸引在華外資企業轉移產能；另一方面，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紛紛提出重振制造業的計劃，并推動在華高端制造業回流本國。顯然，為了盡快填補外資撤離留下的空缺，扭轉不利局面，需要進一步加快我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
最后，吸引高水平、高質量的外來投資已經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一種長期趨勢，但外資結構的轉型也對我國完善外商投資環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過去，我國在吸引外資時主要在“硬環境”方面做文章，包括依靠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土地以及給予外資超國民待遇等。而高質量的外來投資不僅需要各種“硬環境”，還需要“軟環境”。因此，在優化外資結構的過程中，還要進一步在法律、投資服務體制、政府行政效率、透明度和便利化等方面完善外商投資環境。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