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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鳴:《習近平主席訪韓與中韓成熟性戰略關系發展構想》

    【內容簡介】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7月訪問韓國與中韓建立成熟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標志著雙方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度。這種關系發展現在處于一種非常有利的時機與地區環境,要確保這種關系成為真正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雙方領導人、學界、輿論界需要有一種超越韓半島的遠見與遠景,把動力、機遇轉化為互利與可持續的合作進程。這種努力包括:在務實認識朝鮮無核化問題面臨的困境基礎上,尋找協調解決問題的中短期的現實目標;積極協調與合理平衡中美韓、中日韓兩組三邊關系;嚴峻直面日本右傾化對東北亞地區秩序產生的戰略危害與共同采取應對措施;以戰略性、客觀性的膽識抓住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亞洲基礎設施銀行”的倡議,推動中韓在地區框架內的全方位經濟合作。

    The visit to South Korea by Chinese leader Xi Jian-ping in last July, followed by forging a mature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pitches a newly high level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a very good timing and favorable local setting for this relationship, both sides’ leaders, academia and media need to pursue a vision and prospect beyond Korean Peninsula, which will turn this relationship into a genuin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joint efforts might contain following aspects: 1.pursuing a coordinated approach to address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issue through a differential goal of a short as well as a medium time, based upon a practical attitude towards the plight of North Korea denuclearization issue.2.Actively and reasonably balancing the two trilateral relationships: China-the US-South Korea, and China-Japan-South Korea. 3. Sternly watching the development of Abe government right-wing politics and its strategic impact on Northeast Asia order, and forming a consensus for constraint.4. Advancing all-rou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in the regional context through the opportunity that is coming from China’s initiatives---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關鍵詞】成熟型的戰略伙伴關系 朝鮮核問題 經濟合作 絲綢之路經濟帶 日本右翼化

    Key words:  a mature strategic partnership, North Korea nuclear issue, economic cooperation,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Japanese right-wing development

     

    【作者簡歷】劉鳴是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常務副所長,教授,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其主要研究方向是國際關系理論、美國對東亞國家的政策、朝鮮半島安全及其與周邊大國關系。

    Profile: Liu Ming currently is a professo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RS),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Korea Studies at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SS). He specializ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Korean Peninsula security and it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powers.

     

     

     

    一、中韓首腦7月會談的評估

    1. 峰會的意義:a. 在樸槿惠總統訪華一年后就實現了中國國家主席的回訪,表明兩國領導人與國家之間的親近,密切。李明博時期,雖然2008年當年就實現了互訪,但是,2009-20124年里,雙方沒有實現互訪,期間,李明博總統來華出席上海世博會開幕式,胡錦濤主席會見。其他會見僅僅是在多邊場合進行。今后這種訪問應該可以常規化;顯示了中國領導人對韓國的高度重視習近平的署名文章《風好正揚帆》,提出了中韓兩國發展成為地區“穩定器”的概念;“中韓合作不僅會成為兩國自身發展的加速器,而且會成為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的穩定器”;打破了先訪問朝鮮,后訪問韓國的慣例,表明中國務實的風格與目標的追求,堅持半島穩定與無核化的國家利益導向。這是中韓關系的重大突破,如果再加上國務委員級戰略對話、聯合軍事演習、國防部熱線開設,中韓戰略關系已經遠遠高于中朝關系。

    2. 會談的內容非常豐富,涉及到一系列雙方關心的雙邊與地區重要問題。第一、提出了“構建成熟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這個新概念,雖然它要比當初中方提出的全面要低一個層次,但形容詞本身并不重要,關鍵是雙方在推動合作時的決心、意志和對存在的分歧的寬容。第二、明確了四大機制的對話與磋商:兩國領導人互訪機制化、中國國務委員和韓國青瓦臺國家安保室長對話渠道機制化、兩國外長每年例行互訪、兩國政府和民間共同參與1.5軌對話機制。第三、就雙邊關系中的懸案---海域劃界談判與深化經濟合作達成了重要共識---今年完成自貿協定的談判和在韓國首爾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中方同意給予韓方800億元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額度。第四,就朝鮮核問題達成了四點共識。第五、中國明確支持朝鮮半島的統一。

    二、中韓關系發展現狀

    雙方關系發展前景良好:a. 因為中國已經明確選擇韓國為東北亞與朝鮮半島的戰略伙伴。其含義包含:為維護戰后東北亞的秩序,防止日本利用集體自衛權及其地區的軍事優勢,破壞地區穩定;在平衡發展朝韓關系上,我們優先發展同韓國的關系,中朝關系的戰略意義已經受到朝鮮執意發展核武器與奉行軍事對抗政策的削弱;在經濟領域,中國已經數據顯示,中國目前是韓國最大貿易伙伴、最大海外投資對象國;韓國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國、第五大外資來源國。2013年,中韓雙邊貿易額超過2700億美元,相當于韓美、韓日貿易額的總和。今年15月,在多國疲弱的情況下,韓國對華投資逆勢上揚,增幅達87.9%b.兩國領導人在性情、戰略認知與長期的交往友誼上已經建立了個人的信任;c.除這次峰會的氣氛與達成的協議,中韓雙方作了一系列相互示好的姿態,這表明兩國領導人均認識到需要采取措施照顧對方民眾的感情:如中國志愿軍遺骸的送回中國、安重根紀念館的重新開設、《中國青年報》刊登韓國對“日本海”需命名為“東海”的廣告。

    三、充實中韓關系發展的構想

       1.中韓關系的最大不確定因素仍然是朝鮮核問題與朝鮮問題。韓國方面對解決核問題上的中國作用期望太高,這超越了中國的能力。中國對朝鮮的批評與壓力是建立在不對抗、不尖銳對立的基礎上,這是為中國繼續做朝鮮的工作留有余地。中國會盡自己的努力,扼制朝鮮發展核武器,但這個任務是艱難的,需要多個國家鼎力相助。韓方需要做好輿論的解釋工作。所以,在中韓兩國領導人的聯合聲明中,只能以“朝鮮半島無核化”這樣特定的概念進行表述。今年還沒有發生大的事情,一旦朝鮮進行第四次核試驗,兩國的應對就會出現分歧。預期在危機發生后采取制裁措施,不如提前介入,通過對話化解危機的發生,特別是防止朝鮮進行第四次核試驗和進行彈道導彈發射。目前,危機管理、防止朝鮮加快核發展應該是中韓努力的重點,而不是把迫使朝鮮徹底棄核作為優先實現的目標。

    朝鮮仍然會維持其“發展核武器”與“經濟發展”的雙輪戰略,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一方面不能放棄我們的努力,希望盡我們最大的力量讓朝鮮回到無核化的道路上來。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作好準備,無核化的目標可能會非常艱巨,時間會很長。面對這種困境,我們需要繼續對朝鮮保持高壓與經濟制裁,但也需要進行必要的對話,甚至通過人道主義援助,確保朝鮮的對外的大門不要關閉。我們不希望出現進一步的對抗,我們需要盡力阻止朝鮮更多的核試驗與導彈發射,同樣,也反對韓國采取以核對核的政策。在當今世界上,核武器僅僅是一種威懾與訛詐的工具,它不能給人民帶來經濟福利,擁核者完全了解這種武器是不可能用于實戰的,所以,所謂核威懾也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在短期內,朝鮮決不可能在韓國的政策誘導下改弦更張,對此我們需要有清醒的認識。朝鮮的變化需要時間,也需要韓國、中國同朝鮮各界人民進行契而不舍的協調與交流,只有人民的思想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和內部的各項條件成熟了,朝鮮才會向著開放、無核化、合作與改革的方向發展。韓朝統一條件目前還不成熟,可以作各種準備,但不必要高調宣傳,重點工作是改善朝韓關系,緩和緊張局勢,避免過分刺激朝鮮。因為,現在討論統一不外乎是德國式的統一,朝鮮不可能接受這種統一模式,朝鮮半島在可見的將來也不會發生東歐式的劇變。目前看,統一的模式仍然是金大中提出的“低層次的聯邦制的統一安排”或盧泰愚提出的“民族共同體”為最佳的選擇。但即便如此,也需要先開展民族和解、對話與合作,只有關系發展到了比較密切與信任的階段,才有可能討論這種模式的統一。 

    2. 實現兩國領導人互訪機制化、中國主管外交的國務院負責人和韓國青瓦臺國家安保室長對話渠道機制化、兩國外長每年例行互訪、兩國領導人與外長、其他部長,在各種多邊會議期間,進行事先磋商。主要目的是以互信為基礎,在各層級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及中長期問題進行密切溝通;進一步加強雙方在各種地區、國際問題上的合作與協調,為東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乃至世界的發展與共同繁榮作出貢獻。

    在重要國際會議期間,雙方可就一些議題采取相近的立場,或對對方的立場保持理解。除官方的會談外,各種民間智庫應該不拘形式與單位的地位,進行各種國內外問題的戰略對話,以形成一定的共識或建設性性意見,向各自的政府匯報。

    在中韓第四次國防戰略對話上,雙方就國防部開通熱線電話該事宜最終達成協議。開通熱線后,主要不是雙方軍方在朝鮮和韓半島局勢等問題上進行溝通,這種溝通應該是領導人間的,主要可就海上與空中的軍事活動進行通報與溝通。20144月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訪華期間,中美防長達成了推進重大軍事活動相互通報機制,啟動商談空中和海上軍事安全行為標準的談判。中韓今后也可以朝那個方向發展。另外,中國北海艦隊司令部與韓國海軍第二艦隊作戰處間的軍事熱線,中國濟南軍區防空中心與韓國空軍中央防空控制中心(MCRC)之間的軍事熱線在平常時期應該發揮更多的作用,國防部熱線主要在重大地區問題時使用。

    3. 雙方的經濟合作需要有新的發展,雙方應該努力從自己的一邊挖掘潛力,為對方提供便利。中方已經同意致力于建立人民幣對韓元直接交易機制,在韓國首爾建立人民幣清算安排,并同意給予韓方800億元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額度。這應該是中國對韓國的重視與友善,將提高韓國參與中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影響,增加韓國的經濟利益。

    從互惠的角度看,為加快中韓FTA在今年年底達成協議和正式簽署中韓FTA,雙方在堅持自己利益的同時,需要敢于做出短期的利益犧牲,換取長期的利益。在第11輪談判中,就協定文案中相關規則部分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就商品領域仍未達成一致。韓方一直將農產品、中方則將工業品劃定為敏感品或超敏感品,使得談判未能取得進展。

    韓方要求中方盡早開放石化、機械、汽車等制造業市場,中方則將要求韓方盡早開放農產品市場。韓方堅持農產品在大多數國家被列為超敏感品目,因此須謹慎對待農產品市場開放,但又期待中方讓步。

    雙邊應該在超敏感品類上互相做出讓步,加快談判速度。目前韓國從中國進口的主要產品是辣椒、洋蔥、大蒜等,共有1612個品類,這些產品在中國都是低價值產品,而中國開放的工業產品則是高附加值,如果僅僅讓中國讓步,中韓的貿易不平衡會擴大。韓國需要把相當一部分超敏感品變為敏感品類(20年內取消關稅),甚至一般品類(10年內取消關稅),這有利于中國與韓國建立合理的經濟分工體系和統一市場。
      
    當然,我們支持樸槿惠總統的提議,為共同應對能源、環保、氣候變化等共同面臨的全球性事務,加大在電子、生物、新材料等新產業上的合作力度,使中國7大戰略新興產業和韓國13大增長動力項目互補發展。兩國應該確保經濟部之間落實產業合作諒解備忘錄,確保工業政策、節能減排、汽車、鋼鐵、船舶和海洋工程設備、機械、新材料、石化、IT制造的合作。

    在經濟合作方面,一個重點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韓國的“歐亞倡議”接軌,使俄韓與中國結成緊密利益共同體。中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主要是通過加強五位一體的工作,包括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而樸槿惠總統提出的“歐亞倡議”是一個促進亞歐國家間物流與能源合作的經濟項目,優先把朝鮮、中國、俄羅、韓國與歐洲的公路和鐵路連接起來,通過運輸、物流、貿易和能源網絡連接歐亞大陸。

    目前看,打通韓國、朝鮮、俄羅斯的TKRTSR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國鐵路正在開發新線,它以擴大中國西部鐵路網為主,以適應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規劃建設約41,000公里的鐵路,包括四川、重慶、新疆等西部省市。這些線路主要為客貨混行鐵路,也有部分客運專線。蘭新鐵路第二雙線(新疆段)于20103月開工建設,橫跨甘肅、青海、新疆三省區,全長1776公里,設計最高時速250公里,是目前世界上一次性建設里程最長的高速鐵路,預計20141231日全線通車。蘭新鐵路第二雙線的建成運營,將大大提升亞歐大陸橋鐵路通道的運輸能力以及中國與中亞、歐洲等地的鐵路運輸能力,為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大通道奠定了堅實基礎。

    今后,韓國可以通過多個海運線與中國西部的鐵路連接。如太倉港-韓國仁川、煙臺-仁川港、青島-仁川、琿春-扎魯比諾港-束草客貨線、大豐港韓國平澤港、釜山-上海、釜山-寧邊、釜山-大連、釜山-青島等。

    上海合作組織正在協商交通便利化協定,將打通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運輸大通道。在此基礎上,中國愿同各方積極探討完善跨境交通基礎設施,逐步形成連接東亞、西亞、南亞的交通運輸網絡。貿易暢通方面,如果韓國能夠與中國簽署FTA,就將享受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紅利,其總人口近30億,市場規模和潛力獨一無二。在貨幣流通方面,中國和韓國可以在經濟帶內實現本幣結算,降低流通成本,增強抵御金融風險能力,提高本地區經濟國際競爭力。

    4. 領導人聯合聲明提出,2015年啟動海域劃界談判。兩國從1996年開始進行外交部局長級海域劃界會談,以解決專屬經濟區(EEZExclusive Economic Zone)重疊問題,迄今雖已舉行至少15次會談,卻絲毫沒有縮小雙邊分歧。 
      
    鑒于中韓之間的海域最寬只有280海里EEZ必然會重合。中國根據近年來國際法院的判例所體現的衡平原則,即對海岸線較長的國家給予相應多比例的海域面積,希望按照整個海岸線長度的比例劃分海域。韓國建議以兩國海岸線的中間線劃界。無論是哪一種原則,都會牽連到東海的蘇巖礁(離於島)的歸屬,雖然它不是領土島礁,但在兩國民間均把它視為自己的專屬經濟區。 雙方智庫
    需要共同研究方案,不能太急,但又不能毫無作為;談判與過渡性管理并舉。
        5.
    有關制約日本否定歷史,向右翼化方向發展的合作。

    中方向樸槿惠總統提出明年是抗日戰爭勝利和韓半島光復70周年,雙方可以共同搞紀念活動。俄羅斯總統普京訪華時,中方也曾提出,舉行反法西斯和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俄羅斯方面已經同意。韓國方面現在顧忌美國的立場,希望單獨搞,這將弱化了雙方戰略關系的發展,特別是在歷史問題上及共同抗日經歷上的統一戰線。去年兩國首腦曾在《韓中面向未來聯合聲明》中針對日本表示“歷史問題正導致區域內國家日益對立、逐漸喪失互信,對此表示憂慮”。但今年雙方并未有類似信息,僅在附件中表示將對“慰安婦”史料進行共同研究。  
       
    鑒于過去受日本侵略的共同的慘痛經歷和以及日本獲得“集體自衛權”后可能直接卷入地區沖突的趨勢,雙方對日本都持有戰略警戒性,所以,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是有共同戰略利益的,需要進行戰略合作。

    當然,中國會體諒韓國的困難,雙方可在編著歷史教科書、《舊金山和約》與領土爭議關系、慰安婦問題進行共同研究,特別需要發揮各地方智庫的作用。在聯合國和國際教科文組織等多邊場合共同對日本歷史觀進行譴責。

    6. 中韓可共同研究如何與朝鮮一起在中朝邊境進行合作開發;共同參與對朝鮮的人道主義援助,鼓勵韓國恢復與朝鮮的部長級對話。

    目前,中朝邊境黃金坪、威化島的經濟開發區由于多種原因沒有進展。從促進朝鮮改革開放的角度看,中韓兩國可以與朝鮮協商,在不違反聯合國制裁決議案的前提下,商討如何讓韓國參與中朝邊境特區的建設,這包括先開展人員的培訓、進行法律制度的共同研究;然后視朝鮮經濟開放與對外關系的程度,決定如何引進韓國的技術與資本、開設韓國的銀行、建立更多的軟件開發機構等。

    104日,朝鮮三位領導人參加仁川亞運會閉幕式期間,與韓國高級官員進行了會談。朝韓有可能進行第二次高層會談。作為會談的一個議程,將討論放松5.24制裁措施與重開金剛山旅游項目。在這過程中,人道主義組織可先對朝鮮的孕婦、兒童、老人、病人進行援助,特別在冬天來臨之前。為顯示中韓的共同立場,雙方可以指定合作規劃,分別對不同地區的人群進行援助,并對援助的效果與經驗進行評估。這種活動可以列入國際紅十字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協調計劃中。

    7. 雙方的多邊合作可以從現有地區合作機制開始,這也是兩國關系的重點:10+3RCEPAPEC、東亞峰會、亞信。地區合作機制可以共同推動雙邊關系的發展,地區合作議題設定,規則制定,矛盾協調,都可以體現韓國的獨特作用。特別在海洋問題上,韓國也可以以中立的立場緩和聲索國之間的對立。沒有這些地區合作機制,雙方的戰略關系將是局部的,沒有戰略影響的,韓國的中等國家地位也不可能提高與穩固。

    雙方在地區經濟合作方面一定需要有戰略視野,TPP如果達成了協議,確實會對中韓等國的貿易產生消極影響,但是,TPP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世界貿易規則,現在還是一個未知數。中韓要參加這個機制,國內需要整合各種利益集團關系。在幾年內,我們經濟合作的重心仍然需要搞好現存的地區合作機制,特別是共同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談判

    美國對于韓國參加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一事,不惜打破外交慣例,通過各種途徑向韓國發出警告,導致韓國不得不對此持保留立場。雙方僅在聯合聲明附件中提到AIIB。雙方應該就韓國參加AIIB的地位、銀行的主要貢獻國與資本金安排進行充分討論。目前,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及中亞國家對參加AIIB非常積極,希望韓國在這方面不要落后于其他國家,失去參與構建地區金融體系的機遇。

    在全球性問題上,G-20共同協調全球治理、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氣候治理、反恐等問題上兩國的合作需要加強。中國與發達國家有8+5對話,韓國可以考慮參加。

    8. 需要擴大美韓、中韓、中美之間的多贏的關系。

    美國近期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作出了一系列的動作:1. 美國正醞釀在韓國部署末端高空區域防御系統(THAAD)設置與THAAD聯動的X波段雷達等,雖然它們是應對朝鮮導彈威脅,但是這些設施也會對中國主要地區的導彈構成抵消作用,把中國北京等地區的軍事設施納入到美國的監控中2. 反對韓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3. 美國副總統拜登訪問韓國時,要求韓國不要懷疑亞太再平衡戰略,也委婉表示不要跟中國走得太近。

    韓國方面認為,中國想要把韓國作為打開美日包圍網的一個突破口,所以必須警惕對中國的浪漫主義幻想。這種輿論的出現,是把正常的中韓關系發展納入到了中美的戰略競爭關系中去,限制其發展潛力;同時,也束縛了韓國在應對日本右傾化方面聯華的戰略籌碼。雖然中國與美日的戰略競爭在加劇,但這并不等于發展中韓、美韓、日韓關系是對立的,是零和博弈的。中國重視韓國,不是去拉攏韓國對付美國與日本,韓國也不是東北亞各國爭先攀附的中樞性國家。中國希望中韓共同在歷史問題上制衡日本,不是出于中國的一家私利,而是從中朝韓三國歷史上受日本侵略的共同經歷上的一致利益考慮,警惕日本利用掩蓋歷史暴行與解禁集體自衛權來改變東北亞安全秩序的現狀。韓國企望依靠美國來防止日本篡改歷史與擴大使用集體自衛權,但美國是不可能全力去約束日本的行動的,這不符合美國的習慣的做法與其戰略利益。

    中韓的關系應該是建立在戰略上相互需要與相互吸引,廣泛的共同利益上。對于韓國在中美日韓關系中的戰略地位不能過高估計,否則會限制韓國的戰略思維與外交活動的空間,陷入一種類似一戰前英國擁有的“大陸均勢”優勢的迷思,但最后還是卷入了與德國的戰爭。

    韓國輿論對中國有懷疑,韓國保守派反對中韓在安全上過于接近,疏遠美國,把中韓與美韓兩者關系看作零和性,這是傳統的地緣政治思維。對此,韓國政府與智庫需要進行合理引導。中國不可能期望韓國成為中國安全上的同盟,共同對付日本,中國也不會要求韓國在中美之間選邊。中國是一個充分理解別國難處的國家,大國在戰略合作上不會強人所難;韓國不能曲解、狹隘地猜疑中國加強與韓國合作的意圖。

    對于中國來講,中韓關系要推動成熟型的戰略伙伴關系,將不得不考慮美國因素及美日同盟、美韓同盟因素。中國需要充分理解韓國的難處:韓國對美國在安全與戰略上的依賴度,需要適當照顧韓國輿論。兩國在軍事演習、指揮官交流、訪問軍事基地、共同軍事研究、軍事情報交流、軍事裝備合作,需要謹慎。

    長期以來,中國由于過于親近朝鮮,處處照顧朝鮮面子;在發展對韓戰略關系上,較多考慮朝鮮的感受;在戰略與政治關系等級上,奉行朝高韓低、朝先韓后的原則。對此,韓國非常不滿,現在中國開始調整、轉換,韓國應該感到滿意,但韓國又有擔心,認為是拉韓疏美制日戰略,如果這種患得患失的心態得以存在,將使中韓關系進入一個進退失據的地步,也將限制中韓戰略關系的發展高度與潛力。所以,韓國在發展這種戰略關系過程中,需要擺脫中美對抗與競爭、美韓同盟與中韓戰略伙伴關系對立這個窠臼。

    中美關系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也有相互對立的一面,作為大國都希望避免沖突與戰爭。所以,斗而不破,既競爭又合作仍然會是中美關系的常態。韓國不需要在這種競爭性的大國關系中過于謹慎地左右回顧與彷徨不前,也不需要刻意進行平衡。韓國的外交政策應該是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和戰略目標,同雙方發展一種有差異性的關系。中國在發展與韓國安全關系上,需要考慮美韓同盟的因素與照顧韓國對朝鮮問題的立場;韓國在發展與中國關系上,要照顧中國的安全關切,如反對在韓半島部署導彈防御體系;反對美國派出航母到中國周邊海域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反對韓國向菲律賓供應多用途登陸艇和高速巡邏艇。

     

    文章發表于:《當代韓國》,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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