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舒明：《大屠殺記憶與美國外交》

中文摘要

基于記憶的觀念和情感，影響相關群體界定自身身份和利益，塑造社會政治行為的意愿，并為社會政治運動提供意義架構和動員的工具。因此，集體記憶在政治中存在戰略性價值。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時代，集體記憶以話語政治的形式廣泛滲入軟權力的爭奪之中。政治家和活動家也經常對集體記憶加以利用甚至濫用，以推進其自身的社會政治議程。

大屠殺記憶，以一種“憶惡(納粹主義)頌善（美國信條）”的方式，成為宣揚美國優越論的重要工具,也成為美國猶太人以及更廣泛的美國社會塑造和表達美國認同的重要途徑。

大屠殺記憶影響了美國政治意識形態的發展。弗羅姆、阿倫特等猶太裔旅美知識分子關于歐洲大陸政體的研究，對推動“極權主義范式”在美國的興起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一理論范式從其建構的依據、方式和內容上都明顯打上了大屠殺記憶的烙印。

大屠殺及其留下的記憶，從根本上改變了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道義資本的分配，以及互動交往的方式。美國主流社會對猶太人充滿愧疚和同情，決心與過去決裂而改過自新，他們對猶太人已經多少喪失了道義批判的勇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產生了補償意愿。而力量已經變得強大的猶太人，則因為悲情記憶而充滿恐懼，憤懣不平，并要求為歷史上的冤屈獲得補償，而且時刻準備對來自任何地方的危險做出非常強烈且決絕的反應。由此，大屠殺記憶在美國造就了一個強大、內聚、富有戰斗精神的親以色列政治勢力，而且還獲得了許多基督徒的同情和支持。另外，大屠殺記憶還為親以勢力提供了意義架構和動員的象征及工具，提供了用以壓制對以批判的強大輿論武器：“反猶主義”標簽。當今以色列對伊朗核危機的認知和強硬政策，也是在大屠殺陰影下生發的。     

美國的大屠殺記憶除了體現猶太民族主義的訴求和認同，它也有表現和弘揚美國價值觀的一面。它通過塑造敏感化的行為體，提供意義架構和動員的工具等多種方式對戰后美國的人權外交產生重要影響。那些承載了大屠殺記憶的幸存者群體、教研群體最容易認同并投身那些即有助于捍衛猶太人安全和利益，又符合美國價值觀的人權事業。

大屠殺記憶和教育還在 20世紀末期以來成為美國新干涉主義的重要社會文化動因。從90年代“人道主義干預”理念和實踐的不斷發展，再到21世紀初反種族滅絕倡議網絡和草根運動在美國的初步形成，大屠殺記憶成為美國重新改造世界秩序和國際規范以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的重要動力之一。與大屠殺相關的事物和語匯，也由此成為強有力的象征，可以借此動員支持者，妖魔化敵手，并將一場人權運動渲染成善與惡的戰斗。類比或借喻大屠殺，是一些活動家推動美國域外干預時進行意義架構和運動動員的有效工具和常用范式。大屠殺幸存者群體和組織，以及受到大屠殺教育影響的人權，也是美國“反種族滅絕”倡議網絡主要社會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