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日本官兵遺屬成立了遺族會，并形成了所謂“靖國史觀”。他們認為二戰是在英美帝國威逼之下不得已而發動的自衛戰爭；軍人是為國家而英勇犧牲自己年輕生命的。而日本首相為換取遺族會的支持與選票，不顧周邊鄰國反對和國內正義呼聲堅持參拜靖國神社。
安倍悍然參拜靖國神社，讓他背后的推手“遺族會”暴露在公眾視線之中。事實上，這一組織的左右日本政壇的能量遠不僅如此。揭開“遺族會”面紗，對了解日本政治現狀大有裨益。
二戰結束后，日本經濟凋零，民生艱難。許多官兵遺屬成立了許多遺族會，以遺屬間的救濟與互助為主要宗旨。1947年11月，日本厚生聯盟成立，并于1953年3月更名為財團法人遺族會，會員人數最多時達到800萬左右。
戰敗初期，遺族會內部的主流觀點認為，由于政治家的國策錯誤而發動的戰爭，戰死軍人是被迫犧牲的。他們的遺屬有權“爭取國家的撫恤金”。
1951年日本成為“獨立”國家后，遺族會開始將“彰顯、慰藉英靈”作為活動的主要內容。他們認為，軍人為國家而戰卻死得毫無價值。即便獲得了政府的撫恤金，遺族們還是無法得到社會的尊重。希望在國家層面挽回戰死軍人的名譽，并竭力尋找賦予戰死軍人的正面意義。
于是，遺族會采取的方式就是對歷史重新審視和解讀，形成一套新的歷史觀，即戰爭是在英美帝國威逼之下不得已而發動的自衛戰爭；日本進行的這場戰爭是將英美帝國趕出亞洲的民族解放戰爭；軍人是為國家而英勇犧牲自己年輕生命的。這種史觀也就成為國人所熟知的“靖國史觀”。
隨著遺族會日益強大，它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使得其對國家政治的影響不斷擴大。1956年，遺族大會正式決定將“推動靖國神社由國家護持”作為活動方針，此后聯合自民黨向國會提出《靖國法案》，以推動靖國神社的國有化，但因違反戰后《和平憲法》確立的“政教分離”原則而無果。
基于此，遺族會便開始調整方針爭取“促成首相以及閣僚參拜靖國神社”。在遺族會章程中，第一條就是“彰顯以及慰藉英靈，促成首相以及閣僚參拜靖國神社”。戰后首相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和森喜朗均擔任過遺族會會長。這使得遺族會可以利用政治家的權力擴大其影響力并實現其歪曲、美化歷史的野心，而這也符合自民黨拋棄歷史包袱，擺脫戰后體制的政治目標。
在遺族會的積極推動下，自民黨在1980年的選舉中打出實現“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的口號。1981年4月，311名議員組成“大家都來參拜靖國神社會”。以2013年為例，有166名國會議員參加春季例行大祭，創下1989年以來人數最高記錄。秋季大祭中，有159名國會議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其中包括總務大臣、政調會長、官房副長官、首相輔佐官等現任政府高官。
日本首相更是為換取日本遺族會的支持與選票，不顧周邊鄰國反對和國內正義呼聲堅持參拜。以小泉純一郎為典型代表，其執政期間每年都會參拜靖國神社，以維持其較高的執政支持率。安倍首相為前次未能參拜痛恨至極，再次執政后的曖昧態度助長了日本政界參拜靖國神社的保守氣氛。
遺族會在其錯誤史觀中融入和平的理念，以迷惑誤導日本國民接受，宣揚正是軍人的犧牲帶來了今天的和平，將沾滿亞洲人民鮮血的軍國主義者塑造為創造日本和平的偉大貢獻者。這種為了自我慰藉而構建的靖國史觀完全歪曲歷史客觀事實，不但是對亞洲受害國人民的侮辱和傷害，也是戰后日本沒有徹底清算那場錯誤戰爭而遺留的毒瘤，成為日本改善與亞洲鄰國關系發展的障礙之一。
其實，日本遺族會成員眾多，成分復雜，大致可分為兩類群體：一類是樸實的和平主義者。這類遺族群體認為，先輩是因國家錯誤政策而犧牲的，卻要承受千古罵名，實屬不公，希望國家“給予死去的家人尊嚴”。
同時，戰爭年代，被征男子與父母分手時預感到“可能永遠不會再見面”，會悲情地喊出“在靖國神社見面”的話語。他們的遺屬憎恨戰爭，追求和平，參拜靖國神社是為和親人見面。這些遺屬中，就有一些不滿被政治操縱而選擇離開遺族會的正義人士，在各地成立以“反省戰爭責任，實現世界和平”為宗旨的“和平遺族會”。
另一類遺族群體則是以戰犯后代和極端右翼分子為代表的人士。如甲級戰犯東條英機次子東條輝雄、孫女東條由布子，板垣征四郎次子板垣正和平沼騏一郎樣子平沼赳夫等，他們不但篡改美化歷史，為日本侵略辯護，還否認甲級戰犯審判的正當性，對“分祭”持反對立場。
因此，對于第一類遺族群體，他們參拜并非意在反華，更談不上軍國主義復辟，倒是第二類才是值得警惕，特別是與右翼政客“合流”可能將日本再次拖上軍國主義的老路，給日本和整個亞洲鄰國帶來災難。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上海觀察》2014年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