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許多人來說，“民主”——人民主權——是一個令人心醉神迷的詞語，并常常因其字面的魅惑而忘記了民主實踐的復雜性和脆弱性乃至潛在的危險。然而，民主的實踐卻講述了另一個故事。曾經如火如荼的“阿拉伯之春”帶給人們的也并非所向往的福音而是無休無止的動亂，眼下仍處于民主運動中的中東人民亟須思考，預期的善如何變成了出乎預料的惡。可以說，民主的現實困境使得19世紀的托克維爾對民主的警告尤其振聾發聵：民主多歧路、愛它需節制。
托克維爾所處的時代是西方國家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時代，既是“民主正張滿帆前進”的時代，也是爭論非常激烈和空前混亂的時代。面對民主的滾滾洪流，托克維爾從評估而非贊美民主出發，傳達了混合了嚴重警告及充滿希望的建議的復雜信息。
民主歧路的根源：平等
通過“以政治術語來界定社會”，托克維爾把民主理解為一種“社會狀態”，而民主的社會狀態即身份平等。而平等就像雅努斯門神一樣有著兩副面孔：它可能帶來善，也可能導致惡。如果任憑平等的本能肆意發展將給民主時代的人們帶來極大的乃至致命的危險。
在精神生活領域上，平等有兩個后果：一方面人們不再迷信權威，每個人的精神都趨向獨立；另一方面人們不能或不愿自己下判斷，寧愿隨波逐流，結果導致真正的思想自由的喪失。在平等的時代，個人在大眾面前往往微不足道，大眾的意見對每個個人的精神發生巨大的壓力，包圍、指揮和控制每個個人的精神。結果，智力活動在打碎某個階級或某些人以前加于它的羈絆之后，又將被大多數人的普遍意志緊緊地束縛起來。若長此以往，民主國家的人民可能“用自己的腳踏滅文明的火把”。
在感情上，平等的激情分兩種，一種是豪邁而正當的對平等的熱愛，一種是弱者想方設法試圖把強者拉到他們相同水平的對平等的變態愛好。前者激勵人人都變得強大并被尊重，后者則刺激人們寧愿要奴役中的平等也不要不平等中的自由。民主制度喚醒和慫恿了永遠無法完全滿足的要求平等的激情，但完全的平等總是在人們以為得到它的瞬間便從他們的手中溜走和消逝了。平等在感情上帶來的最大后果是個人主義以及對物質享樂的愛好。個人主義能夠激發人的獨立感和自豪感，但也可能墮落為利己主義，導致冷漠并挫傷個人的獨立和驕傲。而對物質享樂的愛好既可以推動經濟的繁榮，也可能使人埋頭于被許可的物質享樂而主動放棄政治權利、義務和自由。
在民情上，由于彼此處境相似，人們更易相互理解，更能惺惺相惜，從而促使民情日趨溫和，而它的反面則是容易使人缺乏理想，使社會單調乏味。在民主國家，奮進之心是熱烈而持久的，但一般沒有太高的目標；人們的一生一般只是熱烈地追求可能達到的小目標。每個人都把精力用于一些小而無益的獨立活動之上，看起來所有人都像是在不斷地活動，但整個人類卻不再前進了。而隨著追逐財富成為民主國家的大眾主要甚或唯一的生活目的、工商業成為人們的主要事業，生活的多樣性也逐漸消失。同樣的舉止、同樣的思想和同樣的感情也逐漸進入世界的每個角落，盡管社會面貌表面上千變萬化，但所有變化卻千篇一律。
民主歧路的表現：暴政
托克維爾認為，由于平等的兩面性，在民主（平等）的社會情況下政治上可能產生兩種有害傾向：一種是可能使人們陷入無政府狀態；另一種傾向是使人們沿著一條漫長的、隱而不現的、但確實存在的道路走上被奴役的狀態。人們容易看清第一種傾向并加以抵制，而對于第二種傾向則由于發現不了而容易誤入歧途，需要特別警惕。由于平等使人人喜歡和向往社會有一個統一的、單一的和對大家都一律相待的權力，在任何時代都是危險之物的專制，在民主時代尤其令人可怕；而且在民主時代，專制權力的特點不是暴虐和兇狠，而是煩瑣和干擾。托克維爾先后至少設想了四種民主時代可能產生的暴政：議會的暴政、個人（軍事）暴政、多數的暴政、溫和的民主暴政（監護性的官僚國家）。在這四種可能的暴政當中，特別需要提防的是多數的暴政和溫和的民主暴政。
托克維爾對多數的暴政的探討是以19世紀早期的美國為藍本的。他認為，在民主制度下，多數一旦與人民主權相結合，誰也對抗不了多數。多數的力量首先來自對國家政權的控制：多數既有權立法又有權執法；其次來自其道義上的理由：許多人聯合起來總比一個人的才智大，多數人的利益應當優先于少數人的利益。多數既擁有物質力量又擁有精神力量，既能影響人民的行動又能觸及人民的靈魂。多數發揮影響的途徑是：政府部門（特別是立法機關）、司法體系以及公共暴力（民團和警察），以及無形但強大的輿論力量。前者使多數成為立法和監督司法的絕對主人，后者則在思想的周圍筑起了一圈高墻，使人們不敢越雷池半步。
與舊的暴政相比，多數的暴政更為微妙。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質力量進行壓制；而民主共和國則靠精神力量進行壓制。在獨夫統治的專制政府下，專制以粗暴打擊身體的辦法壓制靈魂，但靈魂卻能逃脫專制打向它的拳頭，使自己更高尚。在民主共和國，暴政任身體自由而直接打擊靈魂。托克維爾感嘆，多數的統治如此專制而不可抗拒，以致一個人如想脫離多數規定的路線，就得放棄自己的某些公民權利乃至自己做人的本色。
另一種需要提防的暴政是以19世紀中葉的歐洲為原型的“溫和”的民主暴政（為20世紀后半葉美國保姆式官僚國家再次印證）。平等自然地促使民主時代的人們產生社會極其高尚而個人非常卑微的思想，不顧一切地追求平等的激情也促使人們喜愛上了單一的、劃一的和強大的政府。另外，民主時代的人們沒有余暇和精力去從事政治活動，害怕動亂和愛好安樂的心理不知不覺地把中央政府視為防止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的唯一力量。結果，國家變得越來越無所不在、無所不能；而原子化的公民則變得越來越軟弱無能，越來越依賴國家。在這種溫和的監護性或保姆式的暴政下，無數相同而平等的個人整天為追逐一己之樂而奔波。每個人都獨自且只為自己生存，公共道德的源泉陷于枯竭，雖然尚有百姓，但已無公民。在這樣的蕓蕓眾生之上，聳立著一個負責保證他們的享樂和照顧他們一生的權力極大的監護性當局，這個絕對、無微不至的權威極其認真、極其和善地包攬了全體公民的一切事務；而公民除了經受出生時的痛苦以外便無事可做，國家接管了他一生的所有其他事務，包括最后的安息。結果，公民剛剛擺脫此前的從屬地位，又由于為自己選定了主人而回到原來的地位。
托克維爾被稱為“民主最好的朋友和最坦率的批評者”。他敏銳地看到了民主禍福相依的兩副面孔，民主是一把雙刃劍：既能使整個社會洋溢持久的積極性，保有充沛的活力；也可能墮落為暴政。如果對民主的本能不加節制，民主也可能自傷。過猶不及，要恰當地愛民主，就必須適度地愛它。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 《東方早報》2013年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