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對發展中國家的外交一度是外交工作的典范。隨著中國的日益發展，海外利益不斷向全球擴展，而海外利益的一個重要增長點就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不僅是中國能源和資源的重要來源，也是日益重要的海外投資地和市場，更是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可以依靠的戰略支點。然而，值得我們警覺的一個現象是，近年來中國外交出現波折，中國海外利益頻遭損害，很大一部分也是出現在發展中國家。
一些發展中國家正成為中國海外利益的脆弱點和風險區，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情況：一是由于內部政局動蕩造成政權更迭，既包括由于突發性事件導致內部動蕩從而直接將現政權趕下臺的國家（如突尼斯和埃及），也包括國內反對派力量與西方軍事干預相結合實現政權更迭的國家（如利比亞卡扎菲政權）。二是由于包括核計劃在內的種種原因遭受西方制裁的國家（如朝鮮和伊朗）。三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國內政治變動，政治風向發生轉變，進而向西方主動靠攏（例如緬甸和贊比亞）。最后，近些年中國企業人員在海外被綁架、襲擊、抓扣的事件越來越多。在非洲一些國家，由于利益糾葛或者其他因素，一些當地民眾沖擊中國的海外企業。我們在一些國家的使館，有時候更像是在不停地扮演“救火隊”甚至“撈人者”的角色。
無論是由于哪一種原因導致這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政局動蕩，都打破了我們在這些國家的利益的確定性，甚至帶來巨大的損失。
長期以來，大國外交占用了我們太多的精力。我們對發展中國家與對發達國家的外交，需實現“再平衡”。從中國周邊面臨的嚴峻地緣政治形勢來看，如果我們不被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困在亞洲，一個重要的外交突破就是繼續強化與發展中國家的外交。
對發展中國家外交的這種有意無意的輕忽，主要是存在三種認識上的誤區。一是對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盲目樂觀的“天然朋友論”。認為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由于共同的遭受殖民剝奪的歷史記憶、共同的發展中國家身份而具有共同的利益，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相互支持奠定的深厚友誼，于是想當然地認為發展中國家不管在什么情況下都會“天然”地和“全天候”地與我們站在一起。實際上，在一個全球化和國際體系日漸轉型的時代，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正在日益變得多元化。利益的相互交錯是其基本特征。發達國家不是鐵板一塊，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的議題領域持不同的立場也不鮮見。中國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都存在利益的一致與分歧。在關涉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走向的大戰略上，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存在更多的利益交會。在具體的利益領域，一些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更多地站到了同一陣營。例如，太平洋島國在氣候問題上就與西方發達國家立場更為一致。另外，即使在中非這種戰略伙伴關系上，雙方也存在一些利益的博弈，特別是中國的跨國企業與投資對象國的當地民眾的利益有時也會產生沖突。過去那種“同志加朋友”的簡單概念已難以全面涵蓋這種與時俱進的關系了。
二是外交對象上的“上層路線論”。認為搞好與執政者的關系就可以了。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外交，將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政府身上。這當然有一定合理之處。任何國家的外交首先都是針對對象國政府。何況這些發展中國家在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需要政府通過掌握著大量的社會資源實施集權治理。中國政府對這些國家的援助以及中國企業對當地的投資，都主要經過政府途徑來推動。但由此帶來的一個問題是，由于這些國家政治發展的不確定性，很容易受到外來的干預和內部反對派的顛覆。一旦這些國家脆弱的政府被更替，它們的對華友好政策極有可能隨著舊政權的領導人下臺而出現“人亡政息”的結果。我們建立在與這些國家的政府友好關系基礎之上的利益就會受到極大的損害。
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反對黨為了謀求實現上臺執政，大多訴諸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如人權、民主等。一旦這些人上臺執政，由于存在意識形態上的歧異，我們與新政府的博弈主要依靠我們與它們之間的經濟利益的相互依賴。如果某些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貿易上對我們依賴度不大，就很容易在地緣政治的博弈中倒向西方國家。
三是外交手段上的“經濟決定論”。冷戰結束以來，主要建立在反對霸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意識形態基礎上的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逐步讓位于建立在互惠互利的經貿利益關系之上。其結果是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關系出現大發展。一些人評估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也是以貿易量、資源、市場等等經濟指標為基礎的。
以中非關系為例，近年來，我們以雄厚的經濟實力做了許多外交上的大手筆。我們展開首腦外交（如中非合作論壇一下子邀請40多位非洲國家元首來華）、援建氣派非凡的非盟大樓、減免非洲貧窮國家大筆到期債務等等。諸如此類的“形象工程”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不應是對非外交的全部。同樣在東南亞，我們注重的是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甚至規劃建設高速鐵路，冀望于經濟的高度相互依賴來維系國家間關系。實際上，經濟外交的效應是有限度的。經濟相互依賴并不必然帶來國家之間的友好關系。
要走出這三大“認識誤區”，我們就要對癥下藥。一是根據時代的變遷，重新考量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在外交議程中予以更加高度的重視。二是要運用包括經濟手段在內的政治、安全、文化等多種手段進行全方位的對發展中國家外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外交中凸顯“以人為本”，外交的對象最終都指向“人”。我們不僅要重視與發展中國家的執政黨打交道，也要與這些國家的反對黨與非政府組織打交道，還要與發展中國家的廣大人民交朋友，將中國的發展更多地惠及當地人民，這才是鞏固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根基所在。
（作者趙國軍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東方早報 2013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