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繼 “城市化歷史經驗”等三個系列后，本報新論“世界史啟示錄”欄目從今天起推出“重要歷史人物”系列。
在歷史長河中，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或許位高權重，或許身份卑微；或許學富五車，或許一字不識；或許贊譽等身，或許爭議不斷。但他們有的以其戰略眼光挽救世界于危難，有的以其思想為后人照亮前進之路，還有的以其平凡之舉影響了世界，甚至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各個時代特有的歷史印記，也看到了個人在歷史瞬間爆發出的強大力量。打開這些塵封的人物檔案，歷史展現出波譎云詭而又令人遐想的風情，它所帶來的啟示將給予今人更多的智慧。
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一位幾乎被人遺忘的19世紀法國思想家，因其對民主時代大眾之平庸與孤獨的深刻剖析，重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他就是亞力克斯·德·托克維爾。
托克維爾是一個苦悶的 “世紀兒”。他1805年7月29日出生于巴黎的一個名門望族。對他而言，法國大革命最輝煌的時刻已經過去，常常感喟生不逢時、英雄無用武之地。夾在一個不得不摒棄的過去和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前途未卜的未來之間，托克維爾左右為難。他的一生，是具有公共精神的貴族與新興的民主之間相互適應的痛苦的一生，是對本階級的繼承和決裂的一生，是捍衛貴族美德以及與貴族偏好作斗爭的一生。然而，他的民主取向既未得到本階級的好感，他的貴族出身（偏好）也使其難以博得其他階級的擁戴。
托克維爾是民主過渡時代的孤獨的思想家。19世紀是西方國家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時代，民主高歌猛進，對民主的爭論既非常激烈，又空前混亂。與同時代的憤世嫉俗者和隨波逐流者不同，面對民主的潮流，托克維爾既沒有魯莽的樂觀，也未陷入輕率的絕望，而是試圖以冷靜的態度細致分析民主的利與弊，把民主的危險“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以便幫助法國人從知識上進行啟蒙、從思想上進行調適、從政治上進行調整。
他也是一位失意的政治家。1839年，托克維爾進入法國議會，開始了13年的政治生涯。然而，他既缺乏一呼百應的政治號召力，也沒有一個明確能幫助法國擺脫政治困境的有效方案，再加上落落寡合的性格，結果無論是作為議員還是外交部長，托克維爾都難有作為。其從政經歷雖然沒有帶給他所期望的榮耀，但強化了他“對人事的真知灼見和洞察入微的辨別能力”。
托克維爾在其短暫的54年的生命歷程中，歷經了五部憲法、七個政權。為了在不可逆轉的平等潮流下確保自由，他遠渡重洋到美國考察民主；而法國建立自由民主的一波三折，又促使他把目光轉向革命。在托克維爾大量的著作、手稿、書信中，最為重要的是分別發表于1835年和1840年的兩部 《論美國的民主》、1851年完成1893年出版的 《回憶錄》以及1856年出版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它們彼此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1835年的《論美國的民主》主要以美國式的無階級社會的完美的民主為原型，調子相對樂觀；1840年的《論美國的民主》則主要探討了革命后的歐洲（尤其是法國）式的不完美的民主，而該書的最后部分關于民主的中央集權 （極端形式是民主的暴政）的危險的憂慮，在后來的《回憶錄》、《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成為討論的主題，調子也越來越沉郁。
正如著名政治學家薩托利所言，“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民主是最迫切要求頭腦清醒的制度。因此民主理論就要把有關民主應是什么，能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和不應成為什么的各種交織在一起的一團亂麻解開，以免使預期的善變成出乎意料的惡”。托克維爾敏銳地看到了民主禍福相依的兩副面孔，呼吁人們對民主保持一種“健康的恐懼”。在他看來，民主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使整個社會洋溢持久的積極性，保有充沛的活力；而民主的過度或不足也會使民主墮入暴政的歧途。如果對民主的本能不加節制，民主也可能自傷。自由并不總是與平等成正比關系；超過一定限度，平等的原則不足以確保民主的政治活力，反而變成摧毀自由的腐朽和僵死的原則。因此，民主不能以犧牲自由為代價，平等與自由應該并駕齊驅。托克維爾在“民主的世紀”曙光初露之際的警告即便如今聽來，仍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托克維爾的著述，從美國民主延伸到了法國革命。如果說《論美國的民主》試圖回答美國的民主為什么能與自由并存，《舊制度與大革命》則試圖回答為什么法國在向民主演變的同時要保持自由是如此艱難：表面上似乎是在探討大革命，實際上卻是在反思法國民主陷入困境的原因。
生前落寞，死后哀榮是托克維爾一生及其著作命運的寫照。雖然托克維爾極度希望在政治上建功立業，但命運弄人，他在寫作上的建樹遠遠大于政治上的成就。也許正如尼采所說的那樣，有些人是為后世而生的。
（作者張茗系上海社科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解放日報 2013年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