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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7月份訪問沙特之后，剛剛上任不久的埃及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上周又高調訪華，并親赴伊朗參加“不結盟運動”峰會。從薩達特時代以來，埃及一直和美國保持著親密的盟友關系，也一直是以色列之外接受美國援助最多的國家。因此，穆爾西在上任后選擇首訪中國的做法難免引起了西方國家的諸多疑慮和猜測。穆爾西何以會做出這些打破埃及外交“傳統”的大膽舉動？
外交往往是一國國內政治的延伸，埃及同樣也不例外。
穆爾西雖然以52%的選票當選為埃及的新總統，但是卻面臨著極其嚴峻的國內形勢。穆爾西執政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經濟形勢惡化，民生問題嚴峻。2011年，埃及經濟增長率只有1.2%，而通貨膨脹率卻在13%以上，失業率也高達20%。對于缺乏軍方背景的穆爾西來說，鞏固自己統治地位的唯一出路就是恢復國內經濟。而目前西方國家普遍面臨金融危機，穆爾西自然會寄望于通過加強對華經貿合作，以擺脫目前的經濟困境。
其次是學習中國社會與經濟改革經驗的需求。多年來，包括埃及在內的一些阿拉伯國家在西方經濟理論指導下進行的經濟改革并未取得預期效果，相反卻屢屢受挫。“9·11”以后，埃及等中東國家就開始了“向東看”的努力。在它們看來，中國穩步改革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或許更適合發展中國家，能夠為其社會經濟改革提供某種借鑒。相信穆爾西在來華訪問時表示希望“借鑒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并不是一句客套話。
最后，穆爾西為了樹立自身威信，也需要與前政權的外交政策拉開距離。穆巴拉克的外交被認為過于順從美國，貶損了埃及的國際地位。因此，一些埃及社會精英對于加強與美國的關系頗多微詞。比如，埃及著名經濟學家賈拉爾·阿明就曾撰文指出，對美國的依賴不僅使埃及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陷入困境，也使埃及的國際地位持續下降。
從國際上來看，穆爾西面臨的困境也促使其不得不進行“外交轉型”。
西方國家在埃及大選之前，就對穆兄會可能上臺執政這一點憂心忡忡。對于穆爾西的勝選，對“阿拉伯之春”大唱贊歌的美歐西方國家沒有像2006年對待哈馬斯那樣予以否認，而是勉強向穆爾西表示了祝賀。但是，對于穆爾西來自穆兄會的事實，西方國家難免心存疑慮。它們不僅擔心未來埃及是否會轉變成一個伊斯蘭國家，還擔心埃及是否會修訂與以色列之間達成的和平協議，以及埃及是否支持中東地區的其他伊斯蘭運動，等等。但是，拒絕支持穆爾西又意味著美國放棄對“阿拉伯之春”的支持，并將失去繼續主導埃及局勢的可能。在“進”與“退”的兩難之間，美國和西方盟友選擇了觀望。
穆爾西并非不知道西方國家的態度和立場。對他來說，一方面對于美國的支持心里沒底；另一方面，眼下埃及雖然離不開美國的援助，但美埃之間的軍事合作又會令他感到不安。正如英國一家媒體所言：“盡管美國的外交壓力有所減弱，但是美國對埃及武裝力量的大量資助增加了埃及人對于軍隊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的角色的焦慮。”在此情況下，靈活務實的穆爾西不得不把目光轉向了東方，試圖通過和其他大國的合作來減少對西方的依賴。穆爾西本人在采訪中也表示，“我們不與任何國家作對，但我們尋求實現我們的利益。”
由于埃及在中東和阿拉伯世界所具有的舉足輕重地位，埃及外交政策的任何重大調整都難免會給地區格局帶來深遠影響。在當前中東局勢持續動蕩的情況下，埃及外交政策調整就更為令人關注。
在地區層面上，它主要體現為兩點：其一是有可能會改變中東劇變以來“海合會”國家在中東熱點問題上的主導權。“阿拉伯之春”以來，埃及因為自身政治動蕩和經濟蕭條已經失去了在阿拉伯世界的主導權，而沙特等“海合會”國家在西方國家的支持下，利用“阿盟”這一平臺主導了阿拉伯事務，動輒對其他不順眼的國家進行“圍毆”。穆爾西已清楚地向外界表明：未來埃及仍將是阿拉伯世界的龍頭，仍會積極參與中東熱點問題的解決。
其二是它有可能會改變中東地區現有的力量組合。穆爾西在此次赴德黑蘭參加不結盟運動峰會期間，提出了由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埃及共同建立“敘利亞聯絡小組”的設想。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設想沒有包括任何外部國家。四個參與者當中，伊朗是目前敘利亞唯一的盟友，掌握著與阿薩德政權進行溝通和對話的渠道；土耳其和沙特則是與敘利亞反對派聯系密切的地區大國；埃及曾長期作為阿拉伯世界的領袖。我們姑且不論這一倡議能夠走多遠，但就四國合作解決地區沖突這一點本身就具有深遠的意義。■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中東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法學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