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15日電(評論員 胡志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推行了“和平外交,共同發展”的戰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效果。在與鄰國的交往中,中國積極實施了“睦鄰、富鄰、安鄰”的周邊外交政策,特別是在邊境問題上,中國本著互利互讓、向前看的精神,與鄰國和平協商,積極談判,贏得了周邊國家的贊同,為中國的和平崛起創造了穩定的周邊環境。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為全球經濟增長增添了活力,為各國的投資者提供越來越多的商機的同時,促進了世界各國人民之間了解與友誼,對推動國際秩序朝著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十分有利。也證明了中國特色的和平外交戰略的正確性。
目前,中國在國際舞臺上面臨著諸多戰略機遇期:
由金融危機引發的世界范圍的社會危機將導致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進一步轉型,美國稱霸全球的戰略已經心有余而力不足。西方國家緩慢擺脫金融危機的進程實際上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戰略機遇期。
2012年,中國將進入第五代領導人執政的歷史新時期。中國外交轉型恰逢其時。但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中國特色的外交也在國際上面臨著以下諸多挑戰:
第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始終沒有改變。他們把西方價值觀通過各種交流渠道傳播到中國來,積極利用傳統媒體對中國實施全方位的立體式包圍;利用互聯網等新媒體、利用各種基金會、NGO等對中國進行滲透。
第二、西方敵對勢力始終將中國視為最大的潛在對手,加大了在中國培植親西方的未來接班人力度。妄圖從中國內部搞垮中國。
第三、加強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并通過其代理人挑釁中國,使我周邊安全形勢屢出嚴峻態勢。奧巴馬在今年年初推出了新軍事戰略,直接把中國列為美國主要的打擊目標;
第四、在經濟交往方面,外資不斷加大對中國自主品牌的控制,在獲取高額利潤的同時對中國的經濟安全構成了威脅。
而且,中國特色的外交還面臨著國內意識形態安全、社會安全、金融安全和周邊安全等嚴峻挑戰。近年來,中國國內涌現的的互聯網言論、媒體輿論以及商界團體等國內社會因素使中國外交戰略的制定更趨復雜化。
因此,在中國對外戰略上,中國有必要對其外交進行改革,中國外交轉型應有新思維、新方略:
第一、認真及時組織相關外交政策研究,培育和加強國內智庫建設,實現理論更開放與動態更富針對性相結合。以政府名義面向全球研究者開放相關競爭性研究項目,吸收和采納國內外優秀成果。
第二、培養一大批優秀的外交人才,改變過去那種單純以外語院校畢業生的人才培養模式,應多從國內優秀國際問題研究人員中選拔,并定期進行培訓,以提高其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更好地適應中國外交轉型的需求。
第三、定期舉辦外交政策討論會。就中國的外交政策進行辯論與探討。鼓勵和支持國內民眾對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以公共外交為新的發展點,積極開展全方位外交。
第四、在與發展中國家交往中,中國應多思考當地的民意民心,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性發展,多建設一些民心工程,少一些政績工程,只有這樣,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外交才真正具有活力。
第五、加大保護中國在海外的員工人身安全與財產安全力度,為中國“走出去”戰略服務。
而且,在中國外交轉型過程中,我們要力戒外交政策的“美國化”和外交決策的“分散化”,積極調整與協調好國內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關系,積極建立和建設好相關外交機制,中國應該盡早制定本國的外交戰略,它應包含:中國的全球外交政策、中國的地區外交政策和中國的周邊外交政策,靈活運用當今世界國家關系的多元化趨勢,變被動為主動,以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和平崛起代價的最小化。
中國需要改變不實際的外交,采取靈活務實的外交戰略,中國必須根據安全環境的變化盡快調整國際戰略,在力求穩定對美關系、力避局部對抗發展為全面對抗的同時,積極謀劃破解美國戰略圍堵的戰略與方略。變“不結盟”為“準結盟”。
在國際事務中,中國的外交轉型應從以下幾個路徑實現跨越式發展:
第一、緩和與美國的關系,積極推動中美雙邊關系繼續穩步向前發展;
第二、積極與俄羅斯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
第三、主動與歐洲國家發展友好關系。
第四、加強與周邊國家關系,提升中國在周邊地區的政治影響力,增強中國的周邊軟實力。
面對美國日益強大的戰略圍堵,中國必須縱橫捭闔地運籌國際關系特別是周邊關系,大力運用“準結盟”新思維與其他國家積極發展雙邊戰略關系,中國應未雨綢繆,積極應對不利于我的事態,主動設置議題、引導事態的發展,制定各種外交預案和合作機制,以打破美國的戰略圍堵。中國應加大外交力度,在國際規則制定上爭取更多的主動。
但與此同時,中國外交的轉型必須要避免過“左”或過“右”的極端傾向,一味低調或一味強硬,都是非理性的,不符合中國不斷崛起的國際地位,而且也會給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不必要的損害。
作者是上海社科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國評論通訊社,2012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