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由13個英屬殖民地組成的弱小邦聯國家，在短短兩百多年的時間里成長為世界性的超級大國，美國的崛起除了其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外，更得益于其獨特的文化因素。
1620年9月6日，“五月花號”帆船載著102人由英國普利茅斯出發，橫渡大西洋前往北美新大陸。這些人大多是受到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在上岸前，船上的成年男子制定了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份政治性契約的 《五月花號公約》，約定上岸后組建自治團體以及共同生活必須遵守的規則。《公約》里的“信仰、自愿、自治、法律”等關鍵字眼幾乎涵蓋了美國立國的基本原則。“五月花號”以及隨后的其他英格蘭移民帶來了至今仍被視為美國文化核心的“盎格魯—新教”文化傳統。19世紀上半葉，被譽為“美國文化精神”代表人物的愛默生在一次題為《美國學者》的演講中，宣布了美國文學、文化相對于歐洲的獨立性時代的來臨。與此同時，來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也紛紛涌入美國社會。移民文化與本土文化的交融豐富了美國文化，而這種文化上的多元一體一直延續至今。
在包容、多元的文化大框架內，美國人的自我意識也在不斷增強。以“個人主義、平等、自由、敢于冒險、創新”為中心的“美國信條”在18世紀末開始的西進運動中得到了進一步發酵，從而塑造出通過自我奮斗實現個人夢想的“美國精神”。“美國精神”集中體現了美國文化對創新、競爭的尊重，從而推動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步主義運動時期的創新熱情。以愛迪生為代表的美國科學家在發明創造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美國由此迅速走到電氣化工業時代的前沿。同時，盛行一時的“扒糞”運動（編者注：19世紀下半葉，美國新聞界掀起的一場揭露實業界黑幕和腐敗丑聞的運動）將那些唯利是圖、不顧公共利益的行為頻頻曝光。1894年，美國的工業總產值躍居各大國之首，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美國文化不僅促進了美國國內的發展，而且在確立美國對外政策上也發揮著重要影響。美國文化中有強烈的“天定命運”和“美國例外”情結。這種觀念認為，最初的清教徒是“與上帝立約”定居到新大陸的，他們建立了一座“山巔之城”，是全世界的燈塔和榜樣。美國負有“天定命運”，是“救世之國”和“不可或缺的國家”。因此，他們不僅在北美大陸上大肆進行領土擴張，同時希望將美國的文化與價值觀向全世界輸出。
立國之初，由于國力弱小以及對舊大陸權力斗爭的厭惡，華盛頓等開國元老將孤立主義奉為羽翼未豐的新生共和國的外交原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奉行實用主義的美國在戰爭的一開始保持中立，后期加入與自己有更多文化價值觀聯系的英國一方。一戰勝利后，美國總統威爾遜秉持美國式“天定命運”的理想主義情結，拋出“十四點計劃”，作為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綱領及戰后世界的藍圖，但終因國力不逮功虧一簣。二戰期間，美國政府的文化攻勢在全球展開。總統羅斯福提出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懼的自由，將美國打扮成為面對法西斯威脅的世界“希望燈塔”。二戰結束后，美國繼續不遺余力地打造文化軟實力。冷戰期間，美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與人力，設立了各種各樣的政府和非政府機構，專門負責執行向海外推行其文化與價值觀。例如，創立“富布賴特基金會”，資助美國和其他國家學者、學生的交流學習；在肯尼迪政府的支持下，成立和平隊，向發展中國家派遣志愿隊員，以擴大美國的政治與文化影響，等等。此外，美國政府還建立“全國民主基金會”，致力于促進美國民主在海外的傳播。通過對文化和價值觀的宣傳，美國成功地將自身打造成“自由世界”的守護神和代表，在與前蘇聯爭奪“人心和思想”的斗爭中占據了上風。
冷戰結束后，美國文化及其價值觀的全球擴張迎來了歷史性的機遇。隨著前蘇聯的解體，以及所謂的民主化“第四波浪潮”的持續沖擊，美國價值觀得以在地域范圍上向東歐、俄羅斯、中亞各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傳播擴散。美國文化挾全球化之力大規模擴張，其標榜的價值觀跟隨英語、好萊塢影片、可口可樂、麥當勞迅速擴散到世界多個角落。全球化甚至一度被不少人等同于“美國化”。
縱觀美國文化軟實力的發展進程，不難發現，獨特的歷史和地緣特征，造就了美國文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美國的崛起得益于此。但是，強大后的美國卻試圖在全世界推行其文化與價值觀，這種文化擴張和價值觀輸出既違背了文化多元性，也不利于不同國家的和諧共生，造成社會的動蕩。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