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如梭，不經意間，我們又到了“9·11”事件十周年之際。盡管“9·11”離人們越來越遠，但剎那間世貿中心大樓被撞擊的那令人悚然的震撼畫面，久久地駐留人們的腦海中而難以抹去。這場由“基地”組織策劃制造的對美特大恐怖襲擊，不僅是獨立戰爭以來美國本土遭受的規模最大、傷亡和損失最為慘重的外來攻擊，也是二戰后尤其是冷戰以來國際恐怖主義發展的登峰造極之作，標志著恐怖主義已完全成為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公害。之后，美國不失時機地利用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確立全球反恐戰略，組建國際反恐聯盟，接連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深刻作用于跨世紀國際體系的轉型與重構。全球世界也長期經歷著反恐強臺風與恐怖黑旋風的殊死較量。無疑，“9·11”襲擊成為影響21世紀頭十年國際關系演變最為重大的歷史性事件之一。
“9·11”后反恐成為國際社會共識。聯合國安理會在當年11月12日以第1377號決議形式通過《全球努力打擊恐怖主義的宣言》，明確宣告：“國際恐怖主義是對所有國家和全人類的挑戰”，“是21世紀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個最嚴重的威脅”。 此后國際社會以規模空前的廣度、力度和深度持續推進反恐斗爭與反恐合作，國際反恐事業成就顯著。不到兩年的時間里，阿富汗反恐軍事行動迅速推翻了庇護“基地”組織的塔利班政權，“基地”組織力量也遭受重創，約2000名成員被殲或被擒，最高級別的30名領導人半數被殺或落網。與此同時，國際社會也明顯加強各層次、各領域的反恐合作。2002年4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國際公約》正式生效，2005年4月聯大又通過《制止核恐怖主義行為國際公約》。2006年9月聯大通過《全球反恐戰略》，這是聯合國所有成員首次就打擊恐怖主義的全球戰略達成一致，其由一份決議和一個行動計劃組成。決議“堅決和明確地強烈譴責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不論其在何處發生、何人所為和何種目的”；行動計劃包含各個成員國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的原則承諾和具體措施。除全球層面外，國際反恐合作也在區域和國際多邊組織以及國家雙邊間等多個層面取得形式多樣的推進。
但不可否認，這十年來國際反恐斗爭并未獲得決定性勝利，已上升為全球形態的國際恐怖主義威脅，同其他形形色色的非傳統安全挑戰一起，對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構成的危害越來越大，越來越嚴重。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來，國際反恐形勢出現“越反越恐”的局面，據美國國家反恐中心統計，從2004年至2007年，全球恐怖襲擊事件從3254起上升到14505起。恐怖襲擊造成的死傷人數更是大幅上升，由2003年的625人死、3646人傷增加到2007年1-11月的14629人死、6927人傷。“9·11”般的噩夢一再被恐怖分子在世界多國所復制，2004年以來，恐怖分子先后在馬德里、別斯蘭、倫敦、沙姆沙伊赫、伊斯蘭堡、孟買和奧斯陸制造了一起起慘絕人寰的西班牙、俄羅斯、英國、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和挪威的“9·11”重大恐怖災難，暴露了恐怖主義者喪心病狂、濫殺無辜的反人道、反人類、反文明的罪惡本質，并顯示出當今恐怖主義者慘無人性的“既要更多人看，又要更多人死”的野獸般瘋狂。
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十年來以“基地”組織為首的國際恐怖勢力在逃避和抵御國際社會反恐高壓的同時，顯示出其具有極強的生存、休整、反彈的抗壓能力，以及因勢而動的變幻、調整、擴展的應變水平，突出表現在如下幾方面的特征和趨勢。一是組織結構扁平化、分散化。“基地”組織改變“金字塔式”集中指揮和直接運作模式，而是鼓勵各地恐怖勢力以“扁平化”、松散多中心的方式各自為戰，授意襲擊者就地取材、自行制作簡易炸彈，在各國尤其西方發動小規模、低成本的四面出擊。二是主體成員本土化、年輕化。隨著跨國作案日趨困難，生活在襲擊發生國內的“本土化”恐怖分子成為行動主力，他們具有在當地集資培訓、隱蔽突襲的優勢。一些在西方成長居住并取得西方國籍，但處于社會邊緣化的“弱勢群體”，尤其是其中涉世未深、不滿現狀的穆斯林青年激進者，在極端主義思想感召和熏陶下，成為西方國家恐怖襲擊的生力軍。三是活動手段網絡化、高科技化。恐怖組織借助互聯網興建網站、論壇，不僅進行恐怖威脅、煽動宣傳，而且通過網絡招募人員，在拉攏蠱惑的同時傳授恐怖襲擊的技巧方式。另外恐怖分子在活動工具和攻擊手段上越來越多地使用電腦網絡技術和生物、化學、核技術，網絡恐怖襲擊越來越頻繁，獲取及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在增長。四是活動地域上的集中化與全球化。南亞與中東依然是國際恐怖主義的重災區和策源地，形成中東-北高加索-中亞-南亞-東南亞的恐怖弧型高危帶，同時美國、西歐恐情再度上升，以前較少遭遇恐怖瘟疫的黑非洲和北歐近來也頻頻發生恐怖襲擊，而也門、索馬里則有成為新恐怖主義策源地的危險。
當前，國際反恐斗爭與國際恐怖勢力較量呈現此消彼長的僵持態勢，既是由于作為滋育恐怖主義土壤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的諸多根源性問題遠未消除，也與國際社會反恐面臨的矛盾與挑戰密切相關。國際社會雖就反對和打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達成共識，但在許多具體問題上仍然存在不小的分歧與爭議。由于恐怖主義定義及相關問題的爭議，對國際反恐意義重大的聯合國全面反恐公約歷經十年的談判磋商至今未能定稿。此外，一些國家延續冷戰思維，堅持意識形態及國家利益偏見，宣揚與兌現“文明沖突論”、奉行“雙重標準”和強權政治，以反恐謀霸權，挑戰聯合國權威，忽視多邊合作與綜合性治理，形成對國際反恐斗爭與合作有效推進的嚴重制約和阻礙。
前不久美軍擊斃“基地”頭目本·拉登，是國際反恐行動重要戰果，但不能期望國際反恐形勢由此出現重大轉變。這些年“基地”組織已經調整改造，相對實現“去拉登化”、“去中心化”，中東、北非各分支機構已能獨立運轉，對全球零散和新生的恐怖勢力而言，拉登扮演“精神導師”，無需他的統一領導和指揮。更重要的是，拉登被斃并不意味恐怖主義失去滋生土壤，造成恐怖主義的諸多因素決非一個拉登之死便能消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基地”組織正將當今中東動蕩的亂局視為其渾水摸魚、東山再起的“天賜良機”，從一開始的迷茫無措、逐漸的關注研究，到最近的刻意誘導和趁亂行事。“基地”頭目將中東變局稱為“圣戰事業的一次大躍進”，力圖讓中東民眾更多投身其反西方的“圣戰陣營”。“基地”分子不僅在也門進行恐怖爆炸和襲擊，欲填補權力真空；而且利用利比亞戰事，打入反政府軍，取得包括地對空導彈在內的武器，并運往黑非洲國家的武裝據點。對于“基地”組織上述動向，國際社會必須警惕，相應作為。
上述情勢顯示國際社會反恐形勢嚴峻、挑戰突出，不僅遏制國際恐怖勢力的猖獗作亂是21世紀第二個十年全球國際治理的艱巨任務，徹底鏟除恐怖主義的滋生土壤更是任重而道遠的長期事業。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歐亞所所長,研究員）
來源:社會科學報2011.0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