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梅俊杰介紹，在主流經濟學話語中，重商主義一般指稱實施不當政府干預、把貨幣手段當作財富目的、執行損人不利己的貿易及貨幣等經濟政策；但在世界經濟史上，重商主義實乃一套融財富聚斂、貿易保護、工業扶植、就業促進、政府干預、強權打造于一體的工業化戰略。如果說前一種重商主義是荒謬的負面經濟制度的話，那么后一種重商主義大致上是頗為積極的、也曾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
細察既往歷程可知，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成績基本上得益于后一種正面的重商主義工業化戰略。然而，梅俊杰同時認為，目前的中國經濟政策卻日益陷入前一種負面的重商主義陷阱中，尤其體現為繼續一味“出口創匯”、累積過量外匯貨幣儲備、巨額投資美國債券、壓低國內消費及社會和環境標準等等。以此觀之，國際上目前對中國以“重商主義”為名的批評確有其言之成理的一面，我們應當引以為戒，認真反思并化解正在日益嚴重的問題，而不是在自我陶醉中一罵了之。
在討論中，與會者認為，一國對全球化的參與應當服務于改善國內民眾福祉這一更高的目標；保持何等規模的外匯儲備和美國債券投資，更加積極地推動全球經濟再平衡，更好地服務于中國國民利益；還有待于進一步理論研究和實踐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