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3日 08：思想者·連載 稿件來源：解放日報
思想者小傳
潘光 歷史學博士。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中東學會副會長，上海世界史學會會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理事會副主席，2008年被任命為聯合國“文明聯盟大使”。長期從事國際關系和世界史研究，主要著作有《當代國際危機研究》、《猶太文明》、《猶太人在中國》（中英法德文）、《從絲綢之路到亞歐會議》、《猶太研究在中國：三十年回顧》、《猶太人與中國：近代以來兩個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誼》、《關于上海合作組織的綜合研究》、《對中國和印度兩個復興大國的比較研究》、《猶太人在美國：一個成功族群的發展和影響》等十余部。
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只有尊重各國人民的自主選擇，求同存異，大家才能和睦相處，世界才會有真正的和平和安寧。從這個角度看，文化的多樣化，即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和互補，始終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文明和文化的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也是人類進步的一股推動力量。文明和文化反映了人類的巨大財富和遺產，其本質就是彼此交疊、相互影響、不斷演化的。各個文化都對人類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它們之間沒有高低等級之差。
人類文明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各民族、各宗教、各種文化之間互相借鑒、彼此不斷取長補短的歷史。歷史上輝煌一時的希臘文化、羅馬文化、埃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等，都在與其他文化的交往中吸取了許多外來精華，同時又對其他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印度的國寶泰姬陵，實際上是典型的波斯特色建筑，在印度各地的古建筑中，處處可以看出波斯文化的濃重痕跡。而在伊朗的波斯波利斯，古波斯帝國的宮殿遺址中又處處可見希臘文化的影響。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本土文化都是由世世代代不同民族的人民所創造和積累而成，必然蘊涵著不同時代、不同層面的外來影響和外來因素。絕對排外的、純粹的本土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今日的中國文化，就是由組成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各民族的文化，在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互相碰撞、交融而形成的，其中也吸收了許多外來的文化因素,如來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來自西亞的伊斯蘭文化、來自歐洲的基督教文化等。
由此可見，今天倡導各種文明的互鑒互補和共同發展是多么重要。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2500多個民族，各個國家和民族要相互學習、相互尊重、取長補短。在國際交往中不應把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強加于別的國家，以自身的價值標準去評判他人。只有尊重各國人民的自主選擇，求同存異，大家才能和睦相處，世界才會有真正的和平和安寧。同時，每個國家和民族、每一種民族文化和價值觀都有其長處和短處。從這個角度看，文化的多樣化，即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和互補，始終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當然，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競爭乃至碰撞也是很自然的，但它們之間又存在著相通性和共同點。伊斯蘭會議組織秘書長伊赫薩努格魯教授認為，即使在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也存在著“相通之處”。這個看法是正確的。人們沒有忘記，在中世紀，伊斯蘭文明曾經是善于創新、科學進步的重要源泉，為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興起做出了貢獻。實際上，不僅是在這兩大文明之間，而且在世界上所有的重要文明之間，都有著“相通之處”或者互相聯系之處。
為什么文明沖突不斷
許多沖突實際上是發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極端分子之間，而不是發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廣大民眾之間，而其背后又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根源。
為什么不同文明之間的碰撞有時會演變為惡性的沖突呢？主要原因不在于文明差異本身，而在于無知、狹隘、偏見和因此產生的極端主義，乃至種族主義，這在許多文明發展的歷史上都出現過。如在西方列強崛起的過程中，就出現過殖民主義打著基督教文明的旗號摧毀土著文明的血腥進程，出現過納粹德國摧毀猶太文明、消滅猶太人的“最后解決”。同樣，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理論家們，都極力宣傳按宗教來劃分世界的觀點和討伐異教的思想，實質上也在宣揚文明的沖突。直到后冷戰時代，在巴爾干、中東、非洲的一些血腥的民族、宗教沖突中，我們仍可看到一些極端勢力從肉體上消滅異己的民族宗教團體的駭人暴行。不過，之所以有那么些人追隨他們，倒不僅是因為極端思想在一定條件下具有狂熱性和吸引力，還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根源。例如，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不公平就與極端思潮的產生緊密相關，特別當這種不公平導致某些群體被社會邊緣化、精神上無所寄托、缺乏權利保障機制之時，極端主義產生的溫床和土壤便存在了。古今中外，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
當前，諸多民族、宗教沖突及與此密切相關的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思潮的根源，同樣在于無知、狹隘、偏見和因此產生的非理性思潮，許多沖突實際上是發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極端分子之間，而不是發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廣大民眾之間，而其背后又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根源。
根源之一，國際上許多盤根錯節的矛盾和沖突長期得不到公正解決。這其中既有歷史遺留問題，又有現實權益之爭。當矛盾激化、沖突升級之時，沖突中的弱勢一方往往鋌而走險，采取非理性的極端手段來打擊強方及其支持者，便導致了極端主義乃至恐怖主義的泛濫。如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沖突，就是這樣一個不斷導致極端主義乃至恐怖主義活動的根源性因素。根源之二，大國出于利己的霸權目的對別國發動戰爭。如蘇聯入侵阿富汗和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都是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典型之作，也沒有得到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在這種情況下，如強權一方與被入侵一方屬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別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間的誤解和對抗。根源之三，不平等和貧富差距導致絕望。在當今世界，最富有的三個人的收入超過了世界最不發達國家的總收入；雖然現代醫藥每天創造著奇跡，可是有300萬人每年死于可預防的疾病；雖然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了解遙遠的宇宙，但仍有1.3億個兒童無法獲得教育機會。貧困導致絕望、不公平感和被排斥感，必然會助長無政府主義和極端主義。2008年以來席卷全球的經濟、金融危機，使這一問題更顯突出。根源之四，雙重標準和濫殺無辜。在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關系方面，這一問題尤其突出。
如何認識“文明沖突論”
在亨廷頓的理論中，“文明”的概念是十分混亂的。如果以嚴肅的世界史研究的標準衡量，他著述中的歷史、地域和政治標準往往被任意替換，因此得出的結論有時是片面的，有時甚至是站不住腳的。
世界歷史上到底有沒有純粹的“文明沖突”？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回顧人類發展史，許多影響重大的沖突和戰爭，最初實際上都是發生在同一文明之內或發生在文明范疇之外，與“文明沖突”毫無關系。如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戰爭就是兩次世界大戰，而這兩次大戰的爆發，最初都是由基督教文化圈內的歐洲列強形成兩大互相對抗的政治軍事集團而導致的。又如，導致朝鮮半島分裂的朝鮮戰爭和持續近20年的越南戰爭，最初也都由政治和意識形態沖突引發，沖突雙方均屬同文同種，講同一種語言，處于同一文明圈內。當然，世界歷史上也有些戰爭和沖突的雙方具有不同文明或文化背景，如中世紀歐洲的十字軍東征，近現代歷史上亞洲和非洲伊斯蘭國家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戰爭，近期發生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等，但其根源主要不是文化差異，而在于政治、經濟、社會沖突，這在前面已經提及。
必須指出，以嚴肅的世界史研究的標準衡量，亨廷頓的“文明”概念是十分混亂的，其著述中的歷史、地域和政治標準往往被任意替換，因此得出的結論往往是片面的，有時甚至是站不住腳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其實并不反對文明的和諧共處，并且認為：“未來將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個由不同文明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須學習共存”。同時，他的看法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比如，許多人認為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證明他的看法是正確的，但他倒認為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并非文明的沖突。因此，是否可將亨廷頓的理論整體歸結為“文明的沖突”，并將其作為文明沖突論的理論基礎，這本身就是有疑問的。
2006年11月發表的聯合國 《文明聯盟》名人小組最終報告，比較深刻地分析了“文明沖突”論的負面影響，筆者作為該小組成員參與了報告討論和寫作的全過程。該報告指出∶“令人遺憾的是，由‘文明沖突’論所帶來的憂慮和混亂扭曲了對于世界面臨困境之實質的討論。用一成不變的文明分界線來概括內部不斷變化、千差萬別的不同社會，妨礙了人們以更有啟發性的方式去理解身份、動機、行為這類問題。與這種公式化的文化框框相比，掌權者與無權者之間的裂痕，富有者與貧窮者之間的裂痕，不同政治團體、階級、職業、民族之間的裂痕，會具有更大的解釋力。事實上，文化框框只會強化已經兩極對立的看法，更糟糕的是，它會助長一種錯誤的觀點，似乎不同文化處于某種不可避免的沖突的軌道上，因此會把本可協商解決的爭端變為看來無法克服的、基于身份的沖突，而且還會挑起大眾的綿綿想象。”因此，報告認為：“很有必要反對這些公式化的偏見和錯誤理念，因為它們加深了不同社會間的對立與不信任。”
促進文明對話的關鍵
要防止不同文明的差異演變為惡性沖突，最佳途徑就是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對話、理解、尊重和合作，傳媒在其中可以發揮十分積極的作用，也可能發揮非常消極的作用。
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由傳媒引發或助推的不同文明之間的摩擦、碰撞和對抗，如丹麥媒體刊登侮辱伊斯蘭教先知的漫畫，荷蘭出現的攻擊伊斯蘭教影片，電影《達·芬奇密碼》引發的天主教人士的抗議，近來由媒體熱炒的紐約9·11遺址修建伊斯蘭文化中心等等，都使人們吸取了經驗和教訓，更加認識到媒體在不同文明關系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極端主義往往是無知和偏見造成的，因此傳媒應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和了解，而不是助長無知和煽動偏見。高度尊重各種宗教信仰，特別是其他宗教信眾、民族群體和文化認同者，是媒體的職責和新聞的道德所在，而不是限制新聞和言論自由，這一觀點已成為國際間的共識。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分歧、經濟競爭和文化差異是普遍存在的，但一方利用傳媒把另一方妖魔化就會使雙方的碰撞轉化為惡性的沖突，加劇極端思潮的膨脹和泛濫，為不同文明背景的極端分子煽動仇恨、挑動沖突創造了條件。因此，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呼吁新聞媒體界人士擯棄妖魔化宣傳和炒作，以理性的態度發表不同意見，進行正常的探討和辯論。近年來的一個新發展是，網絡媒體已具有速度最快、范圍最廣的傳播功能。令人不安的是，網絡媒體在助長極端思潮方面也可發揮極為惡劣的負面作用，甚至成為恐怖組織的信息來源和活動平臺。同時，由于具有開放性，它已成為一個思想與信息交流的獨特平臺，并提供了一個彌合文化與宗教鴻溝的有效機制，也能在促進文明對話中發揮非常積極的作用。目前，許多文明對話項目就是通過網絡進行的。如何在文明交往中發揮網絡傳媒的積極作用，盡可能減少其負面效應，是當前國際社會面臨的緊迫課題。
需要強調的是，國際組織、政府當局和負責任的非政府組織在這方面也可以發揮重要的組織、協調作用，特別是在民眾中采取預防性措施和進行相應解釋工作，以抵制錯誤引導輿論的企圖。前述聯合國文明聯盟名人小組發表的報告建議：“應當開始進行一項合作性雙向項目，來監控媒體對于伊斯蘭與西方關系的報道，這樣才可以全面地評估媒體傳播的內容，并且對于那些旨在改善穆斯林社會與西方社會關系的報道給予獎勵。”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移民問題。當前，國際移民的規模越來越大，這樣一種發展有利于各種文化之間的相互溝通和交融，在促進移民輸出國和接受國之間的交往上有著促進作用，也推動著全球范圍內人才和勞動力根據市場需要進行合理流動。然而，與信息、商品、資本等的跨境流動不同，每個移民身上都必然帶有來自母國的文化烙印，積淀著與生俱來的經驗和記憶，所以他們的遷移必然會引起不同文化的碰撞。許多貧窮的移民在富裕的發達國家里不能受到平等的接納，長期處于一種邊緣狀態，以致世界各地因移民問題而引發的沖突日益增多，如法國發生的驅逐羅姆人事件，就是最新的例子。
目前，移民中日益增長的對經濟平等和社會安全的要求，已反映到了政治領域之中，并逐漸發展為有組織的運動，影響著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所以，如何使外來移民與本地公民平等而和諧地共處，已成為文明對話進程中的關鍵問題。國際社會在這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績，以下是一些成功的經驗：增加對學校和社區的經費支持，使移民子女能夠參與到公民教育計劃中，使年輕移民在學校之外參與到更大的社區中，減少他們被社會邊緣化的感覺;增加對公共社會機構的支持，提供一些可以增強移民群體適應能力的信息與培訓，幫助移民克服語言障礙、交通困難、家務繁多等困難，努力減少移民中存在的生活在“兩個不同世界”的感受；開發一些指導項目，幫助移民更好地理解當地的法律和習俗，并建立一個多元提示系統，向移民報告那些涉及他們利益的相關法律和規則的變化和調整；為移民群體內部的對話和活動提供資金支持，有助于移民群體中形成融入主流社會的領頭人，也有助于形成代表移民利益的組織和網絡，并使之參與到與其他群體或政府機構的跨文化和跨宗教對話中。
跨文化教育刻不容緩
很多著名的大學和研究中心一直在努力開設多極視角的世界歷史課程，這有助于讓學生加強對人類多樣性、全球文化相互依存的理解，也有助于營造一種不同文化風雨同舟的感受。
教育在促進跨文化、跨宗教的文明交流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關鍵的就是青少年的教育問題。對此，國際社會面臨著一系列急需解決或改善的問題。
其一，推進系統的跨文化教育。擁有多宗教和多種族人口的國家越來越意識到，必須推進涉及跨宗教、跨民族的更為包容性的教育。比如，很多著名的大學和研究中心一直在努力開設多極視角的世界歷史課程，這有助于讓學生加強對人類多樣性、全球文化相互依存的理解，也有助于營造一種不同文化風雨同舟的感受。又如，非伊斯蘭世界越來越感到要加強對伊斯蘭文明的了解，伊斯蘭世界也日益意識到應加深對非伊斯蘭文明的了解。目前，不但在美國和歐洲，我們這里有些年輕人一談起伊斯蘭就會想到本·拉登和自殺性爆炸，這一方面是受到西方主流媒體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缺乏介紹真正伊斯蘭精神的著述和教材。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加強系統的跨文化教育，特別需要不帶偏見、反映事實而又深入淺出的教材。
其二，倡導形式多樣的文明對話教育。音樂、體育、美術、戲劇、電影等都是教育的不同形式。當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同臺演唱的時候，當美國運動員和伊朗運動員進行足球比賽時，人們看到了跨越文化隔閡和政治障礙的對話和交流。與課堂講課相比，普通民眾更易接受這些生動活潑的教育形式。奧運會、世博會、足球世界杯比賽等，都有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參加，正是組織文明對話教育、宣傳活動的極好機會。可以抓住這些機會，通過舉辦文明對話論壇、藝術活動周等豐富多彩的形式鼓勵世界各國人民開展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和交流。比如，德國在中小學推廣連環畫《安迪》，書中講述了主人公安迪和他的土耳其裔女友亞希共同幫助亞希的哥哥穆拉特擺脫極端思想的故事，對引導青少年認清極端思想和恐怖主義的本質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三，通過青少年交流促進跨文明教育。在通過教育促進文化交流方面，特別要重視加強青少年的教育，因為他們是各種文化和文明發展的未來和希望，也最具可塑性，容易理解和接受其他的文化和文明。
其四，努力加強宗教教育。宗教領導人和教育組織者應加強合作，在學校和宗教場所進行嚴肅的宗教教育，向學生傳授對不同宗教信仰、習俗和文化的理解與尊重。這樣的教育不僅要使人們對自己信仰之外的宗教傳統有個基本的了解，還要使他們對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真正教義及核心內涵有所了解，這對青少年信眾特別重要，因為他們最易受到歪曲宗教教義的極端思想的影響。
其五，開展媒體基本知識教育。人們經常生活在媒體的影響之下，這實際上形成了教育面臨的新挑戰，它在電子和數碼時代更為嚴峻。評估信息的來源和可靠性需要人們具有較強的判斷力和批判性思維。為此，要學會把事實與觀點區分開來，評判文本和形象是否包含偏見，按照邏輯的原則來構建和解析文本。這些都是可以傳授的技能，應該成為教育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們對于傳授媒體基本知識的重要性還缺乏認識，因此還沒有開展較好的課程和培訓項目，也沒有使之成為基礎教育的一個部分，這種狀況需要盡快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