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躋身二十國集團的土耳其不斷做出令國際社會刮目相看的舉動。首先是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總理埃爾多安去年1月在瑞士當眾對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進行譴責；今年5月17日，土耳其又聯合巴西與伊朗簽署了核燃料交換協議。這一突如其來的協議還未來得及讓西方國家消化和吸收，5月31日以色列對前往加沙地區運送人道主義救援物資的和平船隊發動襲擊后，土耳其在外交上的強硬姿態更是讓西方震驚不已，而土以關系也因襲擊事件降至冰點。
土耳其的上述舉動既表現出了它積極扮演中東地區大國的愿望，也為美國總統奧巴馬力圖解決伊朗核問題以及重新啟動巴以和談的努力增添了不少變數，更使以色列失去了中東地區唯一的一個實行民選制度的穆斯林盟友，使中東地區國際關系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2002年11月，正義與發展黨在全國選舉中獲勝，一舉成為土建國79年來首個在議會占據多數議席并單獨組閣的伊斯蘭政黨，多年執政的世俗政黨紛紛落馬。2007年，這個具有伊斯蘭背景的政黨再次成功執政，在其外交部長達武特奧盧的“零問題外交政策”指導下，將目光從西方轉向了東方，改變了向歐美一邊倒的不平衡外交。
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東移是其國家經濟實力上升以及國際環境改變等一系列因素促動的結果。
近年來，土耳其的經濟發展速度僅次于中國和印度，其國內生產總值上升為世界第16位，經濟實力的增強提升了土耳其國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外交自信心。但土耳其快速的經濟發展缺乏充足的能源支撐，為滿足國內能源需求，它不得不開拓東方市場，與能源資源豐富的沙特、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土庫曼斯坦、俄羅斯等國簽署了一系列能源協議。土耳其甚至不顧美歐對伊朗的嚴厲制裁，于2009年承諾投資55億美元與伊朗聯合開采南帕爾斯天然氣田，今年雙方同意在土耳其修建一條長660公里、連接伊朗和歐洲的輸氣管道。可見，能源因素已成為土耳其外交政策調整的推動因素之一。
國際體系的轉型也推動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東移。金融危機后，美歐經濟復蘇緩慢，美國實力相對下降，而亞洲地區的力量相對上升，使土耳其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傳統向西外交政策。加之歐洲遲遲不愿接納土耳其為歐盟成員國，讓土耳其產生了強烈的挫敗感，開始從世俗化的西方認同轉向了民族認同、伊斯蘭認同。
土耳其甚至將目光投向了遠方的中國，今年9月，中土兩國在土耳其境內舉行了聯合空中軍事演習，10月，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表示，計劃將中土兩國貿易額從今年的大約170億美元提高到500億美元。其實，土耳其的特殊地理位置、歷史經驗、共同的宗教信仰都決定了土耳其不能不重新關注東方。
逐漸從二戰后完全親西方的傳統外交中脫離出來的土耳其，通過介入巴以沖突，不斷改善與周邊曾經敵對的鄰國如伊朗、敘利亞的關系，重新扮演了中東地區的大國角色，同時也使中東地區的未來發展充滿了變數。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東歐中西亞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