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在冷戰后，可謂日本政壇上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沒有政黨在競選綱領中不以改革相號召。這并非日本人特別愛變，而是日本正面臨變局。
在國內，日本正由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社會轉變，人口及社會結構等方面都在發生重要變化，突出表現有三：一是中間階層特別是新中間階層增加，日本社會的傳統保守力量削弱，對“政官財三位一體”的不滿情緒更為發展。二是“少子高齡化”程度世界第一，經濟活力減弱，日本民眾對社會保險特別是養老保險感到不安。三是日本經濟長期陷入通貨緊縮狀態，積極財政政策與巨額國債之間的矛盾，越演越烈。
在國際，新興國家迅速崛起，美國的相對優勢逐步減弱，地區及世界的多極化趨勢更見明朗，日本的國際地位及其原來所依托的重要的雙邊或多邊體系出現了變化可能。
這種變局，必然給日本帶來改革壓力、改革要求，促使日本進入重要的變革時期。日本的政治家紛紛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張。
小澤一郎在1993年對日本的改革方向作了如此設計：一、進行政治改革，加強日本政治領導力量。二、爭取成為“普通國家”。三、通過提高消費稅，加強國民自主性等，改變日本國民普遍生活水準不如歐美國家的情況。
橋本龍太郎在1996年當選日本首相后，其改革思路是：以“變革”和“創造”為中心使命，“重建強勁的日本經濟，建設（適合高齡化的）長壽社會，為創造和平與繁榮開展獨立外交，并且為實現這些愿望而推動行政、財政改革等”。
小泉純一郎在2001年當選日本首相后，以結構改革相號召，大力推進郵政事業、道路公団的民營化和地方分權等所謂三位一體的改革。在外交上則主張，“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發揮建設性作用”。
觀察以上主張，可以發現，雖然在改革方案上存在重要區別，但基本要求比較接近，針對的主要是冷戰后國內的變化，以及地區與世界秩序的變動。
在上述要求推動下，自民黨作過改革努力，但是，由于思維慣勢、既得利益影響，難以跨出大的步子，而致問題累積，弊端叢生，金融危機下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更使民眾不滿。民主黨奪權成功，正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
以對外強硬拉升支持率
民主黨鳩山政權成立后，當時，其國內政策的指導思想是：“國民生活第一”。要求建立“重視人”的政治。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是：建立自立外交，對世界作出貢獻。主要內容包括：“建立緊密而對等的日美同盟關系”，“以構建東亞共同體為目標，確立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合作體制”等；并以一種更積極的姿態對待中日關系。
顯然，相比于以往的自民黨政府，鳩山政府提出了更為激進的改革要求。但是，要將這種要求加以落實，并非易事。實踐表明，鳩山內閣做得不好，以至支持率大幅下降，被迫辭去民主黨黨首與內閣首相，由菅直人接任。菅直人立足未穩，倉促應戰，導致民主黨在參議院選舉中慘敗，日本國會再度成為“較勁國會”。此后，民主黨黨內派別矛盾激化，小澤起而爭奪黨首職位，雙方鏖戰一場，菅直人勝出，保住了相位。
日本政壇的動蕩，暴露了當今日本政治的一些重要問題。
政見分歧弱化。冷戰后，這一問題即已出現。以美蘇為首的東西對立基本消失，以及日本中間階層大幅增長，導致日本各黨與自民黨政策距離縮小。此外，也有制度上的原因，日本的議會內閣制由國會選出首相，由議員出任大臣，因而政權產生實際由各黨派閥決定。派閥利益密切聯系于奪取與保住政權，政見分歧則成其次。鳩山被迫下臺后，人們在民主黨新任首相菅直人的競選活動中，看到了其政策向自民黨擺動的明顯趨向。
政壇分裂擴大。政見分歧弱化的后果之一，便是各黨內部凝聚力減弱。由于各黨多以奪取政權為號召，奪取政權后的所作所為，又多以保住政權為動力，眼前利益成為主要追逐目標，導致黨內難有較為穩固的合作基礎，政治帶上了明顯的投機性。這在此次參院競選和民主黨黨首選舉中有了進一步表現，致使黨際、黨內矛盾交叉，競爭變得更為激烈也更為無序，日本政壇面臨進一步分裂的危險。
民主漸趨民粹。冷戰后，鑒于政見分歧弱化，選民將目光更多投向了對政府的“業績評價”上，從而推動各黨派更加注意遷就與利用民眾眼前所好，爭取“業績評價”。
上述情況，使日本政治家更鐘情于顯示對外強硬姿態，以拉升支持率。
新海洋戰略的變數
中國是日本最大的鄰國，又是其頭號貿易對象國，對華關系，無論對日本的經濟，還是外交、安全，都具有重大意義。日本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對華外交，其方向，是將“友好關系”，轉變為“戰略互惠關系”。
日本為何要將中日“友好關系”轉變為“戰略互惠關系”？因為時代條件變化了。上個世紀80年代，可謂中日關系的黃金時代，安全上，有著基本相同的防御方向；經濟上，中國的高速發展剛開始，日本尚無戒心，正通過日元貸款等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國民感情上，日本參加過戰爭的一代人還在，由于對中國放棄戰爭賠款等做法的感激，國民中對華內疚感普遍。在這樣的基礎上，“友好”成為中日關系的基本要求與主要特征。
但是，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國的迅速發展，世代的更替，以及中日關系對地區乃至世界秩序影響力的提升，中日關系變得更加重要、更加廣闊、更加深入，也更加復雜。這種條件下，中日關系顯然難再簡單以“友好”兩字代表與概括。于是，“戰略互惠關系”的概念應運而生，反映了從更加全面、更加長遠的角度處理中日關系的要求；也反映了從“互惠”而非“友好”的角度處理中日關系的要求。這使日本對華政策出現積極變化的同時，兩重性也在增強。日本防衛政務官長島昭久相當直白地說明了這種兩重性：“中國不同于冷戰時期的蘇聯。有的方面可以封鎖，但必須作為市場去與之打交道，這是兩難選擇。”顯示了日本對華戰略選擇的結構性矛盾。菅直人政府消極地接受了鳩山政府受挫的教訓，在外交上更強調“現實主義”，使上述矛盾有所擴大，在經濟上，中日合作的步伐在加快；在安全領域，戒心在增強，特別是海上權益矛盾上升。
冷戰結束，國際形勢發生重要變化，海洋的重要性更顯。1994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確認“專屬經濟區”概念，重新定義“大陸架”概念。一些國家視其為擴大海洋權益的絕好機會，島嶼歸屬爭端、海界劃分爭端等因此增多、增強。
在此背景下，日本著手制定新的海洋戰略，2005年11月18日，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財團向政府提交了《海洋與日本：21世紀海洋政策建議書》，此建議書被視為日本新的海洋戰略趨向成熟的標志，其基本立足點放在擴大日本海洋權益，特別是海上領土上。日本一些戰略家總結歷史教訓認為，日本作為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結盟或深入大陸都失敗了，日本必須以海洋國家的定位謀求發展；同時，中國作為日本最主要的海上鄰國，伴隨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大，提出了作為海洋國家發展的要求，日本的危機感增強。 日本海洋戰略的指導思想，實際包含有強調所謂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的對立，主張價值觀同盟，加強對華防范與競爭的意圖。菅直人便主張，將與澳大利亞、韓國以及印度推進防務合作，這令人聯想到自民黨主張的“價值觀同盟”。菅直人甚至強調：“對中國正在增強軍力一事必須給予嚴重關注。有個詞叫作‘勢力均衡’”，并表示：“亞洲局勢處于高度緊張，美軍正在發揮威懾作用”。日本《防衛白皮書》則渲染所謂“中國軍力與意圖的不透明”，建議強化西南群島的軍事部署和日美防務合作。
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在釣魚島海域抓扣中國大陸漁船的事件，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發生的。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政府由背棄1978年擱置爭議的共識，到拒不承認在東海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直至在釣魚島海域公然抓扣中國大陸漁民，可謂完成了三連跳。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生效之際，鄧小平對福田說：中日對“一些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你們叫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的問題，就是有一些看法不同，可不在會議中談。我同園田外相講過，我們這一代人不夠聰明，找不到解決的合理的辦法，我們下一代會比較聰明，大局為重。”在堅持維護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同時，表示為了中日關系以及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大局，可以暫時擱置爭議。日本方面實際接受了這一主張。因為雙方達成了這樣的共識，中日關系才可能有了當時較為順利的發展。
但是，其后，日本背棄了上述共識，甚至不承認在釣魚島問題上與中國有爭端。日本前任首相鳩山表示要就釣魚島問題與中國方面討論時，受到其外相的指責；菅直人內閣現任大臣表示：“在東海，我國不存在任何領土問題，今后將繼續堅決加以應對。”實際主張關閉談判的大門。這是一種罔顧事實的態度，一種極端危險的態度，也是對中日兩國人民、對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極不負責任的態度。
這種態度不但受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在日本人民中肯定也會受到質疑。2004年，日本橫濱國立大學村田教授著書，高度評價了鄧小平提出的擱置爭議的主張，他指出：在釣魚島的主權問題上，因雙方各有主張，“而形成領土爭端。但是，領土問題容易作為刺激國民感情，煽動對立的手段被利用。在構筑面向未來的日中關系之時，圍繞無人小島的主權之爭，無益于兩國關系的發展和亞洲的和平。正是從這樣的大局出發，提出了擱置爭議的主張。這成為了兩國首腦間共同了解的事項。這應該被稱為賢明的對應。”
將中國對待釣魚島問題的立場，與日本政府現在的所作所為對比一下，誰對中日兩國人民以及地區和平與穩定負責任；誰想制造事端，煽動輿情，謀一己一派之私利，昭然若揭!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人尚如此，國更何論。
5年前，筆者曾就中日關系作過以下分析與呼吁：“與經濟領域的熱氣局面相比,在政治以及安全領域,近年來,中日關系卻不斷遭遇冷風”，“而且由于中日關系的‘政冷’已由歷史認識和外交層面的矛盾,提升到安全領域的摩擦,這使中日的‘政冷’更包含了以往所沒有的危險性。為了避免發生有違于中日根本利益的沖突,必須未雨綢繆”。目前，上述危險較之5年前，有了進一步發展，為中日關系與東亞和平穩定大局計，日本必須回到通過談判解決爭端的正確道路上來，否則，必將鑄下大錯!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環太平洋和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南風窗2010-09-24
在國內，日本正由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社會轉變，人口及社會結構等方面都在發生重要變化，突出表現有三：一是中間階層特別是新中間階層增加，日本社會的傳統保守力量削弱，對“政官財三位一體”的不滿情緒更為發展。二是“少子高齡化”程度世界第一，經濟活力減弱，日本民眾對社會保險特別是養老保險感到不安。三是日本經濟長期陷入通貨緊縮狀態，積極財政政策與巨額國債之間的矛盾，越演越烈。
在國際，新興國家迅速崛起，美國的相對優勢逐步減弱，地區及世界的多極化趨勢更見明朗，日本的國際地位及其原來所依托的重要的雙邊或多邊體系出現了變化可能。
這種變局，必然給日本帶來改革壓力、改革要求，促使日本進入重要的變革時期。日本的政治家紛紛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張。
小澤一郎在1993年對日本的改革方向作了如此設計：一、進行政治改革，加強日本政治領導力量。二、爭取成為“普通國家”。三、通過提高消費稅，加強國民自主性等，改變日本國民普遍生活水準不如歐美國家的情況。
橋本龍太郎在1996年當選日本首相后，其改革思路是：以“變革”和“創造”為中心使命，“重建強勁的日本經濟，建設（適合高齡化的）長壽社會，為創造和平與繁榮開展獨立外交，并且為實現這些愿望而推動行政、財政改革等”。
小泉純一郎在2001年當選日本首相后，以結構改革相號召，大力推進郵政事業、道路公団的民營化和地方分權等所謂三位一體的改革。在外交上則主張，“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發揮建設性作用”。
觀察以上主張，可以發現，雖然在改革方案上存在重要區別，但基本要求比較接近，針對的主要是冷戰后國內的變化，以及地區與世界秩序的變動。
在上述要求推動下，自民黨作過改革努力，但是，由于思維慣勢、既得利益影響，難以跨出大的步子，而致問題累積，弊端叢生，金融危機下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更使民眾不滿。民主黨奪權成功，正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
以對外強硬拉升支持率
民主黨鳩山政權成立后，當時，其國內政策的指導思想是：“國民生活第一”。要求建立“重視人”的政治。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是：建立自立外交，對世界作出貢獻。主要內容包括：“建立緊密而對等的日美同盟關系”，“以構建東亞共同體為目標，確立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合作體制”等；并以一種更積極的姿態對待中日關系。
顯然，相比于以往的自民黨政府，鳩山政府提出了更為激進的改革要求。但是，要將這種要求加以落實，并非易事。實踐表明，鳩山內閣做得不好，以至支持率大幅下降，被迫辭去民主黨黨首與內閣首相，由菅直人接任。菅直人立足未穩，倉促應戰，導致民主黨在參議院選舉中慘敗，日本國會再度成為“較勁國會”。此后，民主黨黨內派別矛盾激化，小澤起而爭奪黨首職位，雙方鏖戰一場，菅直人勝出，保住了相位。
日本政壇的動蕩，暴露了當今日本政治的一些重要問題。
政見分歧弱化。冷戰后，這一問題即已出現。以美蘇為首的東西對立基本消失，以及日本中間階層大幅增長，導致日本各黨與自民黨政策距離縮小。此外，也有制度上的原因，日本的議會內閣制由國會選出首相，由議員出任大臣，因而政權產生實際由各黨派閥決定。派閥利益密切聯系于奪取與保住政權，政見分歧則成其次。鳩山被迫下臺后，人們在民主黨新任首相菅直人的競選活動中，看到了其政策向自民黨擺動的明顯趨向。
政壇分裂擴大。政見分歧弱化的后果之一，便是各黨內部凝聚力減弱。由于各黨多以奪取政權為號召，奪取政權后的所作所為，又多以保住政權為動力，眼前利益成為主要追逐目標，導致黨內難有較為穩固的合作基礎，政治帶上了明顯的投機性。這在此次參院競選和民主黨黨首選舉中有了進一步表現，致使黨際、黨內矛盾交叉，競爭變得更為激烈也更為無序，日本政壇面臨進一步分裂的危險。
民主漸趨民粹。冷戰后，鑒于政見分歧弱化，選民將目光更多投向了對政府的“業績評價”上，從而推動各黨派更加注意遷就與利用民眾眼前所好，爭取“業績評價”。
上述情況，使日本政治家更鐘情于顯示對外強硬姿態，以拉升支持率。
新海洋戰略的變數
中國是日本最大的鄰國，又是其頭號貿易對象國，對華關系，無論對日本的經濟，還是外交、安全，都具有重大意義。日本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對華外交，其方向，是將“友好關系”，轉變為“戰略互惠關系”。
日本為何要將中日“友好關系”轉變為“戰略互惠關系”？因為時代條件變化了。上個世紀80年代，可謂中日關系的黃金時代，安全上，有著基本相同的防御方向；經濟上，中國的高速發展剛開始，日本尚無戒心，正通過日元貸款等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國民感情上，日本參加過戰爭的一代人還在，由于對中國放棄戰爭賠款等做法的感激，國民中對華內疚感普遍。在這樣的基礎上，“友好”成為中日關系的基本要求與主要特征。
但是，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國的迅速發展，世代的更替，以及中日關系對地區乃至世界秩序影響力的提升，中日關系變得更加重要、更加廣闊、更加深入，也更加復雜。這種條件下，中日關系顯然難再簡單以“友好”兩字代表與概括。于是，“戰略互惠關系”的概念應運而生，反映了從更加全面、更加長遠的角度處理中日關系的要求；也反映了從“互惠”而非“友好”的角度處理中日關系的要求。這使日本對華政策出現積極變化的同時，兩重性也在增強。日本防衛政務官長島昭久相當直白地說明了這種兩重性：“中國不同于冷戰時期的蘇聯。有的方面可以封鎖，但必須作為市場去與之打交道，這是兩難選擇。”顯示了日本對華戰略選擇的結構性矛盾。菅直人政府消極地接受了鳩山政府受挫的教訓，在外交上更強調“現實主義”，使上述矛盾有所擴大，在經濟上，中日合作的步伐在加快；在安全領域，戒心在增強，特別是海上權益矛盾上升。
冷戰結束，國際形勢發生重要變化，海洋的重要性更顯。1994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確認“專屬經濟區”概念，重新定義“大陸架”概念。一些國家視其為擴大海洋權益的絕好機會，島嶼歸屬爭端、海界劃分爭端等因此增多、增強。
在此背景下，日本著手制定新的海洋戰略，2005年11月18日，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財團向政府提交了《海洋與日本：21世紀海洋政策建議書》，此建議書被視為日本新的海洋戰略趨向成熟的標志，其基本立足點放在擴大日本海洋權益，特別是海上領土上。日本一些戰略家總結歷史教訓認為，日本作為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結盟或深入大陸都失敗了，日本必須以海洋國家的定位謀求發展；同時，中國作為日本最主要的海上鄰國，伴隨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大，提出了作為海洋國家發展的要求，日本的危機感增強。 日本海洋戰略的指導思想，實際包含有強調所謂海洋國家與大陸國家的對立，主張價值觀同盟，加強對華防范與競爭的意圖。菅直人便主張，將與澳大利亞、韓國以及印度推進防務合作，這令人聯想到自民黨主張的“價值觀同盟”。菅直人甚至強調：“對中國正在增強軍力一事必須給予嚴重關注。有個詞叫作‘勢力均衡’”，并表示：“亞洲局勢處于高度緊張，美軍正在發揮威懾作用”。日本《防衛白皮書》則渲染所謂“中國軍力與意圖的不透明”，建議強化西南群島的軍事部署和日美防務合作。
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船在釣魚島海域抓扣中國大陸漁船的事件，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發生的。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政府由背棄1978年擱置爭議的共識，到拒不承認在東海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直至在釣魚島海域公然抓扣中國大陸漁民，可謂完成了三連跳。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生效之際，鄧小平對福田說：中日對“一些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你們叫尖閣列島，我們叫釣魚島的問題，就是有一些看法不同，可不在會議中談。我同園田外相講過，我們這一代人不夠聰明，找不到解決的合理的辦法，我們下一代會比較聰明，大局為重。”在堅持維護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同時，表示為了中日關系以及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大局，可以暫時擱置爭議。日本方面實際接受了這一主張。因為雙方達成了這樣的共識，中日關系才可能有了當時較為順利的發展。
但是，其后，日本背棄了上述共識，甚至不承認在釣魚島問題上與中國有爭端。日本前任首相鳩山表示要就釣魚島問題與中國方面討論時，受到其外相的指責；菅直人內閣現任大臣表示：“在東海，我國不存在任何領土問題，今后將繼續堅決加以應對。”實際主張關閉談判的大門。這是一種罔顧事實的態度，一種極端危險的態度，也是對中日兩國人民、對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極不負責任的態度。
這種態度不但受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在日本人民中肯定也會受到質疑。2004年，日本橫濱國立大學村田教授著書，高度評價了鄧小平提出的擱置爭議的主張，他指出：在釣魚島的主權問題上，因雙方各有主張，“而形成領土爭端。但是，領土問題容易作為刺激國民感情，煽動對立的手段被利用。在構筑面向未來的日中關系之時，圍繞無人小島的主權之爭，無益于兩國關系的發展和亞洲的和平。正是從這樣的大局出發，提出了擱置爭議的主張。這成為了兩國首腦間共同了解的事項。這應該被稱為賢明的對應。”
將中國對待釣魚島問題的立場，與日本政府現在的所作所為對比一下，誰對中日兩國人民以及地區和平與穩定負責任；誰想制造事端，煽動輿情，謀一己一派之私利，昭然若揭!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人尚如此，國更何論。
5年前，筆者曾就中日關系作過以下分析與呼吁：“與經濟領域的熱氣局面相比,在政治以及安全領域,近年來,中日關系卻不斷遭遇冷風”，“而且由于中日關系的‘政冷’已由歷史認識和外交層面的矛盾,提升到安全領域的摩擦,這使中日的‘政冷’更包含了以往所沒有的危險性。為了避免發生有違于中日根本利益的沖突,必須未雨綢繆”。目前，上述危險較之5年前，有了進一步發展，為中日關系與東亞和平穩定大局計，日本必須回到通過談判解決爭端的正確道路上來，否則，必將鑄下大錯!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環太平洋和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南風窗2010-09-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