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爆發已經過去了60年，但有關戰爭爆發的原因，中國作出參戰決策的個中因素、其正確性、戰爭對中國利益的得失等爭論至今仍然余波未散，特別是隨著一批又一批美俄中解密檔案的面世，給學者有了進一步解答長期以來縈繞在腦海中的各種迷團的機會，也有了重新檢驗與反思過去研究成果的余地。
首先我們要感謝中國的改革開放和鄧小平所提倡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我們才得以能夠不再重復幾十年來我們各種教科書和宣傳資料所言之鑿鑿，因政治需要而制造的謊言：即戰爭發起方是美帝國主義，不是金日成代表的朝鮮。當然，這種否定仍然是羞羞答答的，但這是中朝關系的現狀所決定的，中國領導人目前還無法完全超越這種歷史性的政治制約。
確認戰爭的發起方，并不由此就得出結論，當年朝鮮發動的就是侵略戰爭。從理論上講，1948年朝鮮半島成立的兩個政府都有其合法性，特別韓國政府是由聯合國組織的普選建立的。因此，任何外來力量顛覆這個政府，非法進入它所管轄的疆域都是侵略行為。但是，冷戰初期的國際政治又是十分復雜的。當時，無論是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所提出的“重建朝鮮成獨立國家”的方案，還是后來蘇美聯合委員會的活動和聯合國成立的“朝鮮臨時委員會”，其目的就是要建立統一的國家。然而，美蘇在南北朝鮮都扶植了各自親它們的政治力量，所以，在美蘇加大在歐洲地盤競爭的大背景下，南北朝鮮已很難通過普選來調和當時兩個意識形態截然相反的政治勢力，使它們在一個政體中共存。從這個意義上講，使用武力實現統一和完成民族解放的大業是一個反映了部分朝鮮人意愿的戰略選擇。
對于中國來說，顯然并不愿意金日成在中國剛剛建立政權之初就把中國拉入到一場戰爭中去。但在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發動戰爭的計劃，并把中國的同意作為附加條件后，毛澤東在金日成的強烈要求下，出于履行國際共產主義義務的考慮，才勉強同意了金日成的戰爭計劃。毛澤東的這個決定可能也與中國革命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全國統一指日可待的大好形勢有密切關系。他也可能認為，中國沒有理由拒絕朝鮮挾美國退出整個大陸之勢，一舉完成朝鮮革命任務的正當要求，而且，朝鮮革命的成功會徹底改變東亞地區的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力量對比格局。但是，毛澤東肯定高估了當時的朝鮮的能力與斯大林的支持，忽視了美國的干預力度。
如果講中國在朝鮮戰爭問題上有兩次重要的決策的話，那么第一次支持金日成發動戰爭的決策，就必然孕育著第二次參戰的決策。因為，毛澤東在1950年5月13日與金日成會談時已經表明：如果美國人參戰，中國將會派自己的軍隊幫助朝鮮，而且當時就可以向中朝邊境調去軍隊。當然，即使1950年毛澤東沒有這個第一次的決策，那也僅僅是推遲了這個進程，到1951年，1952年，金日成仍然會通過斯大林要求中國支持朝鮮的軍事統一的計劃。1949年6月美軍從南方的撤離和之后三八線附近頻繁出現交火就已經為戰爭作好了鋪墊，所以，戰爭的爆發僅僅是時間的問題，它是整個地區力量和革命形勢互動的必然結果。而唯一可能避免這場戰爭的人是斯大林，他擁有戰爭的剎車閥。
從上述進程看，中國有關參戰的決策事實上是不可避免的。表面上看，在參戰的決策過程中，中國高層的絕大多數人，包括周恩來、林彪等都反對參戰或對參戰持保留立場，僅僅只有毛澤東力挽狂瀾，力主參戰。但實際上對中共領導人來說，這個戰略選擇是逼上門來的結果。有人說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就是高瞻遠矚和深謀遠慮，但更正確地說，毛澤東看到了美國占領了整個朝鮮后對我們安全的威脅。中國從明清開始對朝鮮抗擊外來侵略的支持，既是天朝對藩邦保護，也是唇亡齒寒的考慮，毛澤東熟讀史書，自然明知就里。對于其他領導人來說，更理性地算了經濟帳，或對中美的軍事力量對比沒有信心，更擔心地是我們好不容易獲得革命成功的形勢會徹底地毀于這場戰爭。
所以，對于參戰，我們既不能簡單地歸結于毛澤東為革命浪漫主義；也無必要對其決策進行過譽評價，這是現實性的安全應對。參戰的代價是巨大的：中國在羽毛未豐，統一大業未競的狀況下，與美國卷入了一場大量消耗我國建設資源的地區戰爭，讓正在從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撤走力量的美國回到了東亞，使其對中國實施了近20年的遏制戰略，并使中國失去了統一臺灣的勢頭。
但從冷戰時的戰略對抗格局看，中國的戰略收益也是顯而易見的。確保了朝鮮成為了中美兩國的戰略緩沖區，使中國的東北地區的經濟建設無后顧之虞；朝韓的分治也避免了中國與一個統一的朝鮮在領土和民族問題上發生尖銳的矛盾；朝鮮在經濟上、政治上和安全上對中國的依賴，提高了中國在朝鮮半島的獨一無二的影響力，也成為了冷戰后中美合作的主要領域；戰爭本身也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使美國了解了中國軍隊的戰斗力與領導人敢于與大國博弈的戰略意志，劃定了雙方戰略空間的紅線。
當然，朝鮮半島的時空不是一直停留在歷史的定格中。在中國實現改革開放和與西方國家改善關系后，朝鮮作為中國的戰略資源的分量在下降，成為中國外交、政治與經濟包袱的比重在增加。這很大的因素是來自于朝鮮戰爭遺產的停戰機制和冷戰結構。由于這種不對稱的安全格局的持續，朝鮮借機發展了核武器，加劇了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的不穩定；朝鮮奉行的先軍政治，使其與韓國時常發生軍事摩擦；也使得其至今采取高度集權與孤立主義的政治與經濟政策，造成其人民處于極端貧苦和長期饑謹的狀態。
但是，中俄仍然與朝鮮維持著一種特殊的關系，其中尤以中朝關系為主，強調傳統友好關系，中俄在涉及朝鮮的外交問題上，仍然奉行著同情、照顧、不刺激的政策，中國在法理上也扮演著朝鮮的軍事保護人的角色（中朝友好互助條約）。即使中國對朝鮮的政策有很大的不滿，朝鮮有時也想投靠美國來疏遠中國；中韓都在發展戰略伙伴關系，中美和中韓經濟關系非常密切，但是，在對朝鮮的政策上，中國還不會完全站在美韓的陣營里。這是因為朝鮮半島的特殊的政治地緣因素，它是大國戰略利益的匯合之處，中國與美韓在價值觀和戰略利益上仍然有著長期的競爭性。
確實，在看到朝鮮濫用中國給其的支持而使中國成為其外交人質的同時，也應該辨證地注意到，只要中國巧用其外交手段與影響，這些問題和負擔在一定范圍內仍然可以轉化為中國的戰略資產，主辦六方會談和建立朝鮮半島和平機制就是嘗試這種影響的證明。當然，這種通過戰爭形式而賦予中國的特殊影響力，將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朝奉行不同的內外政策而逐步削弱。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現在的安全困境而脫離一定的歷史環境而全面否定或指責過去的決策。
——英國BBC約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