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蘇聯"8·19"事變后，其五個中亞加盟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在同年下半年相繼宣告獨立，成為冷戰后歐亞大陸腹地舉世矚目的一批新興主權獨立國家和國際法主體。十年來，中亞五國為使自己成為政治、經濟完全獨立的民族國家而歷經一番艱辛坎坷的努力，并取得了一系列不可抹煞的重要成就，但仍然面臨著諸多錯綜復雜的問題，其中民族問題就是世紀之交制約這些國家從內政到外交的難以回避的一個突出社會問題。
一、中亞民族問題的歷史根源
獨立后中亞五國民族國家建設中凸現的民族問題有其由來已久，盤根錯節的歷史根源。 以阿姆河與錫爾河兩河流域為中心的中亞地區，由于地處歐亞大陸“文明的十字路口”，在歷史上同中國、伊朗、印度、西亞、希臘、羅馬、西歐以及歐亞草原的各民族關系密切，自古以來成為東西文化交流、南北農耕與游牧世界碰撞的交匯帶。由此，中亞民族的歷史進程便是這數千年來川流不息的民族遷徙、五彩斑斕的民族交融以及金戈鐵馬的民族沖突大背景中發生。 早在青銅時代，就有一部分雅利安人部落在遷徙過程中進入中亞并居住下來，今天塔吉克人的先民就來源于他們之中。在大批操突厥語部族南下前，塔吉克先民是中亞的土著（注：趙常慶主編：《中亞五國概況》，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和第26頁。）。以后隨著公元7世紀前后開始的突厥化和伊斯蘭化，操突厥語、信奉伊斯蘭教的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和土庫曼人逐漸構成中亞居民的大多數。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東西南北古代部落、部族碰撞、交融的進程。烏茲別人、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和土庫曼人這些現代中亞突厥語族在形成過程中，除了繼承古代突厥、蒙古淵源外，還吸收了各種印歐語族的文化因素。盡管這種多元民族的整合體現了歷史的進步，然而與之相伴的征戰屠戮的血腥圖景無疑給現代中亞民族關系留下難以消弭的歷史烙印。
從1731年征服哈薩克計劃實施開始到1891年俄軍進駐帕米爾，沙俄殖民者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蠶食鯨吞，終以武力將中亞納入俄羅斯帝國。這對中亞的歷史發展影響深遠。隨之而來的俄羅斯人等來自歐洲的斯拉夫移民又使地區增加了一種基本民族成分。更重要的是，沙俄的這次征服是具有近代殖民主義性質的政治、軍事的擴張。殖民主義的民族壓迫，使中亞各民族掙扎在水深火熱的沙俄“民族監獄”之中，由此激起中亞人民連綿不斷的民族解放斗爭，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16年由沙俄當局強行征兵而觸發的中亞民族大起義。（注：參見帕爾哈提·阿帕爾：《1916年中亞民族大起義及其歷史意義》，《中亞研究》1996年第3-4期。）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砸爛了沙俄這一民族監獄。隨后蘇俄政府依照列寧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原則為實現民族平等、消除民族隔閡、促進民族團結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良好效果。列寧逝世后到30年代中期，斯大林基本上執行了列寧的民族政策，在中亞地區建立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發展少數民族經濟文化、提高少數民族的政治地位、擴大他們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實行干部民族化等方面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貢獻。然而不可諱言，由于蘇聯政府和蘇共政策上的一系列嚴重失誤，長達70多年的中亞蘇維埃時期的民族關系也存在和潛伏著諸多矛盾和問題。諸如，在30年代初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無視中亞地區民族特點，強制推行“全盤集體化”；在30年代后期肅反擴大化中，中亞大批民族干部和知識分子因維護民族權益而慘遭迫害乃至屠戮；衛國戰爭前后實施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德意志人等遷徙中亞的強制移民政策，造成中亞當地民族關系的復雜化；赫魯曉夫時期大量關閉清真寺，解散宗教團體，這種對宗教問題的粗暴處理，嚴重傷害普遍信仰伊斯蘭教的中亞人民宗教感情和民族意識。
不過更需指出的是，對蘇維埃時期中亞民族關系至關重要的影響還在于積重難返的大俄羅斯主義和聯邦制下掩蓋的高度中央集權體制這兩個問題。由此而來的蘇聯當局大力推廣俄語、隨意變動加盟共和國邊界、推行經濟結構單一制、人為加速民族融合等做法，引發中亞各民族不滿情緒的不斷滋長。到戈爾巴喬夫時期，中亞民族問題已從俄羅斯民族能否平等對待其他民族的問題演變為其他民族是否原意與俄羅斯民族在同一聯盟內部共同生活的問題。而戈爾巴喬夫“新思維”中所提倡的“民主化”、“公開性”，客觀上助長了對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政策的全盤否定，由此非俄羅斯民族對大俄羅斯主義的長期不滿聚合成以蘇聯為矛頭的分離主義，促使民族分離主義勢力的崛起乃至壯大。從1986年12月在哈薩克阿拉木圖爆發的哈薩克族學生大規模反俄羅斯民族騷亂，到1991年12月中亞五國同俄羅斯聯邦等共同發表廢除蘇聯的《阿拉木圖宣言》，就清楚地顯示了這一歷史軌跡。
二、中亞國家獨立后主要的民族問題
1991年中亞五國獨立的實現，并沒有改變多元民族結構，各國所含民族依然是從80多個到130多個，民族矛盾雖然沒有導致大規模民族沖突，但民族問題依然復雜而明顯。
中亞五國民族結構（注：資料來源：《世界知識年鑒》(1997/1998)，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趙常慶主編：《中亞五國概況》，第11頁。） 附圖 將上表所列的1996/1997年中亞五國民族結構與1991年五國獨立時狀況相比較，明顯的差異主要在于：在各國主體民族略有上升的同時，俄羅斯人在各國人口中的比例有所下降。
1.主體民族與俄羅斯人的關系 的確，十年來中亞五國民族問題最突出的便是各國主體民族與俄羅斯人的關系問題。而這又與中亞五國獨立后普遍推行的“主體民族化”政策密切相關。 獨立后的中亞各國政府紛紛有意識地提高各自主體民族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各國不僅在憲法中把本國主體民族的語言確定為國語，還都規定只有熟練掌握國語的公民才有資格擔任總統。五國國家機關各部門重要職務基本上由主體民族擔任。這種“主體民族化”政策自然引起其他民族的普遍不滿，其中對原先在中亞占據國家和社會生活主導地位的俄羅斯人觸動更大。
前已述及，俄羅斯人是一個多世紀以前沙俄征服中亞以來來自俄國歐洲部分的移民及其后裔。俄羅斯人在中亞的人口1959年為621.5萬，1979年達931.3萬，1991年蘇聯解體時近1000萬，占中亞地區總人口的20%和俄羅斯聯邦境外俄羅斯人的40%。（注：潘志平主編：《民族自決還是民族分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頁。趙常慶主編：《中亞五國概況》，第12頁。）蘇聯解體、中亞五國獨立后，這些原來享有眾多特權的“老大哥”迅然演變為“外來的二等公民”，從而引發了他們對居住國政府的不滿以及與當地主體民族的矛盾。其焦點集中在語言和國籍問題。 語言問題。哈薩克斯坦獨立后，政府確定哈薩克語為“國語”，是否掌握哈語關系到國民任職、就業、升學等一系列問題。但大多數俄羅斯人對學習哈語并不熱衷，要求將俄語與哈語一起并列為“國語”。1995年哈憲法除繼續規定哈語為國語外，還明確規定：“在國家組織和地方自治機構中，俄語和哈薩克語一樣，平等正式使用。”（注：郝文明主編：《中國周邊國家民族狀況與政策》，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頁。）1996年哈政府發表《哈薩克斯坦共和國語言政策構想》，要求在一切正式場合都要使用哈語，要求采用行政手段推廣哈語。這一至今未解決的政治化的語言問題，自然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哈薩克族與俄羅斯等俄語民族之間的關系。與哈薩克斯坦相似，其他中亞獨立國家也在相繼通過的憲法中明確規定了主體民族語言的國語地位，出臺了富有政治色彩的語言政策，從而使語言問題成為中亞各國獨立后最敏感的民族政治化問題之一。
國籍問題。蘇聯解體后，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各國境內俄羅斯人為維護自己的民族權益，提出同時擁有中亞居住國和俄羅斯的雙重國籍，并得到俄羅斯聯邦政府的支持。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為保持與俄羅斯的關系、防止俄羅斯人才流出本國，在1993年12月同意本國俄羅斯人可擁有雙重國籍。哈薩克斯坦政府起初明確拒絕接受俄羅斯人雙重國籍方案，可在俄羅斯政府壓力下，又不能無視這一問題。經過哈俄兩國多次談判，1995年1月兩國簽定《哈俄關于哈常住俄羅斯的公民和俄常住哈的公民的法律地位條約》和《哈俄關于申請到對方常住手續的協議》，基本解決了俄、哈兩族向對方移民的國籍問題，即居住在俄境內的哈薩克人和居住在哈境內的俄羅斯人可自由向對方國家遷徙，并應順利得到對方的國籍，從而在相互妥協的基礎上緩和了這一問題。（注：趙常慶主編：《中亞五國概況》，第60頁。）不過，烏茲別克斯坦還是一直堅持自己的立場，拒絕俄羅斯人雙重國籍要求。
2.主體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 由于20世紀20-30年代，蘇聯政府通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中亞重新劃分民族邊界和行政區劃，同時鼓勵各族自由遷徙，導致中亞許多民族跨境而居。例如，烏茲別克人作為中亞最大民族，除大多生活在烏茲別克斯坦外，還有2000多萬居住在其他四國及阿富汗。其他四國主體民族也有許多生活在別的國家。由此在今天的中亞錯綜復雜的跨界民族問題依然存在。目前在烏茲別克斯坦有150萬哈薩克人，他們被要求更改民族身份，否則領不到通行證，在求職和獲取社會福利方面遇到困難。此外處于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國交界處的費爾干納盆地居住著烏茲別克人、吉爾吉斯人和塔吉克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由于人口日益增多，勞動力過剩，耕地和水資源明顯短缺，民族沖突時常發生。
另外，中亞民族矛盾還與發端于蘇聯時期的領土爭端相糾纏。1924年蘇聯對中亞實施民族國家劃界時，將烏茲別克人較多的錫爾河省卡扎林等幾個縣劃歸哈薩克斯坦，而1925-1930年隸屬于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卡爾帕自治州后又劃歸烏茲別克斯坦。結果產生具有復雜的民族問題背景的領土爭端，至今仍然不時沖擊著哈、烏兩國的正常關系。2000年1月在哈薩克斯坦的南哈薩克斯坦州發生的哈烏邊界糾紛就是一次集中暴露。而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在布哈拉和撒馬爾罕兩地（當地居民大部分為塔吉克人）的歸屬上始終存在分歧。
3.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問題的演變泛突厥主義是一種主張將土耳其、俄羅斯、伊朗、阿富汗、中國及中亞諸國等國境內所有操突厥語的民族聯合為一體的跨國民族主義思潮和勢力。（注：關于泛突厥主義的形成和發展，可參見掘著：《民族主義》，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345頁。） 中亞五國除塔吉克斯坦外，其余四國主體民族均屬突厥語族，而塔吉克國內也有眾多突厥語族，鑒于與土耳其人在血緣、地緣、宗教、文化和習俗上的密切聯系，蘇聯解體后，他們紛紛尋祖覓根，民族認同感越發強烈。哈薩克斯坦三大民族主義組織之一的阿拉什持有明顯極端的泛突厥主義觀點，宣稱其宗旨是建立“偉大的突厥斯坦”，“成立獨立的突厥國家聯邦”。而獨立伊始、正處轉軌時期的中亞國家領導人也對土耳其的民主政治、政教分離和市場經濟這套發展模式極感興趣，一度實施積極向土耳其靠攏的政策。這與土耳其“希望利用蘇聯解體機會發揮地區性大國的作用”，將中亞納入其勢力范圍的雄心不謀而合。在1992年第一屆突厥語國家首腦會議上，土耳其厄扎爾總統說：“我們有共同的根，是同一顆大樹上的枝叉，是同一個家族的分支”，強調要“使21世紀變成突厥人的世紀”。（注：路透社安卡拉1992年10月30日電。）土耳其不僅積極宣揚突厥語國家聯盟的構想，大力支持各種泛突厥語組織及以“泛突厥”為主題的國際會議，而且努力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渠道，擴展其在中亞的利益影響。但是很快冷靜下來的中亞各國從自身國家和民族利益出發，對泛突厥主義興趣越來越弱。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就表示，決不能接受建立突厥國家聯合體的“理想”，不希望剛擺脫一個“老大哥”，又來一個新的“老大哥”。（注：納扎爾巴耶夫：《站在21世紀的門檻上》，時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頁。）而烏茲別克斯坦卡里莫夫總統也強調：“歷史上我們屬于突厥語大家庭，但我們的人民堅決拋棄‘大土蘭’這一沙文主義思想”。（注：卡里莫夫：《臨近21世紀的烏茲別克斯坦》，國際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頁。）冷戰后特定的國際社會背景固然為泛突厥主義的復蘇提供了一個有利氛圍，但其制約泛突厥主義發展的各種因素在中亞也明顯存在，諸如中亞諸國與俄羅斯難以割舍的密切聯系，各國政府反對極端民族主義的基本國策，因此以實現中西亞地區突厥語國家政治統一為目標的政治泛突厥主義注定是飄渺的夢幻；但文化泛突厥主義在中亞突厥語族民族認同感上升、民族主義情緒增強，以及甫告獨立的中亞國家加強相互間經濟文化交流、推進地區一體化這一社會背景下，顯然具有相當的發展潛力。
中亞五國獨立后，與泛突厥主義在中亞地區同時掀起的還有另一股宗教民族主義潮流——泛伊斯蘭主義。 伊斯蘭教在中亞已有1000多年歷史，教徒多達3850萬，約占中亞地區人口的70%。1991年年底蘇聯和蘇共頃刻解體，處于歷史轉折關頭的中亞民眾不由地產生一種強烈的失落和惆悵，與民族認同感相適應的伊斯蘭教作為當地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遺產，正好用來尋求精神慰籍和寄托。而獨立后的中亞國家領導人出于適應廣大穆斯林的宗教熱情和拓展對外交往與合作等考慮，不同程度地迎合了穆斯林的宗教要求。由此1991年蘇聯解體、中亞五國獨立后，在中亞大地上出現了泛伊斯蘭主義潮流，主要表現為：清真寺和伊斯蘭經學院迅速增多，大量宗教書刊翻譯出版，社會宗教活動明顯加強，穆斯林人數增加并且有年輕化趨勢，以及具有強烈參政意識的伊斯蘭政治組織出現。就90年代前中期而言，泛伊斯蘭主義在中亞掀起的最大波瀾莫過于塔吉克內戰。在自1991年9月獨立以來，塔吉克斯坦政局連年動蕩，國內各種政治、宗教和地方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激烈，并于次年3月爆發內戰，成為舉世矚目的中亞地區熱點之一。以不同地方勢力為支撐的政府派與反對派圍繞對世俗政體還是政教合一體制的截然不同的選擇成為沖突的焦點。政府派以原塔共成員為主，以列寧納巴德等工業發達的北部地區為力量所在地，主張將伊斯蘭的復興限制在宗教領域，反對政教合一，得到俄羅斯和諸中亞國家的支持；反對派以伊斯蘭復興黨為主，基本上在以農牧業為主的落后的南部加爾姆和東部巴達赫尚等地區活動，崇尚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要求政教合一，以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外部力量為靠山。自獨立以來塔吉克動蕩局勢先后經過三個階段。一為1991年9月到1993年底政局動蕩和沖突雙方激烈武力較量的階段。二為1994年初到1996年底對立雙方邊打邊談階段。三為1997年以來的脆弱的和平進程階段。1997年6月塔總統拉赫莫諾夫和反對派領導人努里正式在莫斯科簽署《關于在塔建立和平和民族和睦總協定》和莫斯科聲明后，塔吉克和平進程呈現不可逆轉的趨勢，但由于在經歷6年內戰后，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和金融危機嚴重，各種宗教、民族和地區矛盾加劇，外部勢力影響復雜，至今和平進程不僅根基脆弱，而且進展緩慢，依然存在諸多阻撓因素，國內再度爆發內亂的可能性尚存。
4.三股跨國惡勢力的合流 90年代后期以來，中亞伊斯蘭極端勢力逐漸凸現，其不僅向中亞的世俗國家政權發起嚴峻挑戰，而且形成了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相結合的趨勢。1997年在塔吉克斯坦雖然和平進程取得突破，國內實現了民族和解，但部分伊斯蘭極端分子拒絕承認民族和解協議，不斷制造各種暗殺、叛亂等恐怖暴力事件，繼續與政府為敵。1997年4月30日，他們在塔吉克斯坦列寧納巴德州刺殺國家元首，致使拉赫莫諾夫總統受傷；1998年4月29日至5月1日，伊斯蘭極端武裝突然襲擊政府國防部、內務部及邊防部隊駐杜尚別東郊的哨所和營地。塔吉克斯坦伊斯蘭極端勢力的猖狂也刺激了烏茲別克斯坦等國的宗教極端主義組織。1997年12在烏茲別克斯坦納曼干州，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先后制造殺害3名警察的暴力事件。這些宗教極端勢力有著十分明確的目標，即推翻政教分離的世俗國家政權，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體制。（注：吳宏偉：《中亞地區宗教的復興與發展》，《東歐中亞研究》2000年第1期。）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宗教極端主義活動往往采取恐怖主義的方式，一些民族分裂主義勢力為擴大社會影響，又通常打著宗教的旗號和宗教極端分子合伙興起各種恐怖暴力事端。因此，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這三股邪惡勢力利用中亞地區民族關系復雜、宗教傳統濃厚，以及中亞國家獨立初期轉軌進程中的政局尚不穩定、經濟發展滯緩等因素，跨越國界，沆瀣一氣，相互呼應，并與外部某些政治勢力和跨國犯罪集團彼此勾結，形成一種破壞能量頗大的地區性威脅。
早在蘇聯解體伊始就已出現這三股惡勢力狼狽為奸的合流。1991年12月烏茲別克斯坦的極端勢力在納曼干市發動暴亂，要求建立伊斯蘭國家，還針對俄羅斯等少數民族采取暴力行動，這是中亞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的第一次結合。（注：孫壯志：《中亞新格局與地區安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頁。）然而這三股惡勢力聯合發難的猖獗卻是從1999年開始，1999年2月16日，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市接連發生6起爆炸事件，造成13人死亡，128人受傷，事后據查系極端主義恐怖組織“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所為，其試圖暗殺卡里莫夫總統；同年8-10月，約1000名屬于“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的恐怖武裝分子由阿富汗經塔吉克斯坦，在與烏茲別克斯坦邊界毗鄰的吉爾吉斯斯坦南部奧什州的巴特肯山區進行大規模恐怖騷擾活動，并挾持13名人質，其中包括吉內衛部隊司令和4名日本地質學家。這場震驚國際社會的人質危機雖然“和平”解決，但這伙匪徒氣焰更加囂張。2000年8月，他們又在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國交界的費爾干納盆地展開多點小股的武裝騷亂活動，與三個國家的政府軍和駐扎在塔邊境的俄羅斯邊防軍交火。在此之前，也有宗教極端勢力在哈薩克斯坦南部和烏茲別克斯坦的花拉子模等地進行綁架、暗殺等恐怖暴力行動，對當地社會秩序形成嚴重危害。
這幾年來，中亞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活動的猖狂，顯然與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發動的科索沃戰爭有關。正是西方這種“新干涉主義”對包括中亞在內的全球各地民族、宗教極端主義活動產生了不可低估的鼓舞和刺激效應。目前，中亞伊斯蘭極端勢力與各國政治反對派、民族分裂勢力和國際恐怖勢力加緊聯手，頻繁采用暴力手段；而且恐怖擾亂活動規模擴大，已蔓延到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由點到面，呈現國際化傾向，嚴重威脅著中亞乃至周邊地區的穩定和發展。
三、民族問題對中亞發展的影響
1.對中亞國家內政的影響 獨立以來，中亞國家為鞏固本國主權獨立而不遺余力推行的若干主體民族化政策雖使主體民族揚眉吐氣，卻造成主體民族不健康情緒的膨脹和國內民族關系的緊張，使國內其他民族的利益受到損害。他們不僅大多被排斥在各級政府機關、經濟管理和文化教育的領導崗位之外，甚至在就業和入學等問題上均遇到困難。由此在中亞國家獨立初期，出現了非主體民族外遷的浪潮。1992-1993年在哈薩克斯坦，外遷的俄羅斯人234.5萬，烏克蘭人4.9萬，白俄羅斯人1.09萬，日耳曼人18.8萬；中亞其他國家也出現類似情況，到1994年底，中亞地區已有約155萬俄羅斯人返回俄羅斯聯邦。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遷出的斯拉夫人（以俄羅斯人為主）、日耳曼人等大多數是技術人員、教師、醫生和擁有較高技能的熟練工人，這些構成中亞國家科學和生產力量基礎的重要一部分人員的出走，無疑是當地一大無可挽回的人才流失，自然對這些國家科技和經濟發展產生消極影響。 而繼續留居的非主體民族與主體民族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則呈現尖銳化。當地的俄羅斯人成立了捍衛自己權益的社會團體，如1992年4月在哈薩克斯坦成立俄羅斯人村社和全國性的斯拉夫人組織“拉特”。1993年12月19日，哈薩克斯坦巴甫洛達爾市的俄、哈兩族發生流血沖突。而聚居在哈薩克北部的俄羅斯人則提出通過民族自決、建立民族自治實體或回歸俄羅斯的分離主張。不僅俄羅斯等斯拉夫人，居住在當地國的其他中亞跨界民族也興起民族自決或分離活動。如同前面談到，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種民族爭端又紛紛泛起。諸如此類，無不對中亞有關國家的政治穩定、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產生各種負面作用。 另外，宗教極端主義及其與分裂主義、恐怖主義的合流，也對有關中亞國家造成了災難性后果。1992-1997年塔吉克內戰導致6萬人喪生，80萬人淪為難民，國民經濟損失高達100億美元，外債8.6億美元，（注：趙常慶主編：《中亞五國概況》，第93頁。）社會經濟千瘡百孔，百姓生活嚴重困難。至今，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還是威脅塔國內穩定的重要問題。而近兩年來極端恐怖主義分子制造的劫持人質事件，造成吉爾吉斯5000多難民流離失所，吉爾吉斯為圍剿匪徒，也耗資約500萬美元。 針對上述惡果，中亞國家領導人紛紛認識到，能否正確處理民族宗教問題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發展，有的放矢地進行有關政策的調整，其內容主要包括：倡導多元文化，否認民族自決；強調“人權和公民權”，淡化民族觀念；反對極端民族主義，建立民族和諧關系；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但反對宗教政治化；堅持世俗政權體制，嚴格實行政教分離；反對伊斯蘭極端勢力，打擊恐怖主義等等。
2.對中亞地區國際關系的作用 由于中亞地區的眾多主要民族都具有跨界民族特性，他們在各國處于非主體民族地位，而且相對集中居住。這種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造成各國民族間的矛盾通常摻入國家間關系的因素。各國國內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同時又是中亞其他國家的主體民族）的矛盾一旦處理失當，往往上升為國家間矛盾，并可能誘發地區性動蕩。我們前面提到的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兩國間彼此因主體民族在對方的跨境居民受到的排擠、歧視而引發的兩國間矛盾，以及與此有關的邊界沖突等問題，就是明顯例證。另外，在反對宗教極端勢力恐怖活動方面，中亞國家之間也有齟齬。如在1999年8月“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極端分子在吉爾吉斯南部綁架人質事件后，烏茲別克斯坦斥責吉爾吉斯斯坦“剿匪不力”、甚至有“使禍水外流”的企圖；而烏茲別克斯坦為保自身安全，封鎖了烏、哈、吉三國邊界，影響了正常經濟往來，引起哈薩克斯坦諸多不快和指責。然而我們也看到，中亞國家間在處理民族問題和與此相關的邊界爭議、打擊宗教極端主義及其與分裂主義、恐怖主義聯合發難方面的協調努力。2000年初烏茲別克斯坦邊防人員進入哈南部劃界而引起哈烏邊界沖突后，哈政府不顧國內某些勢力的施壓，冷靜地主張通過談判協商，強調“遠親不如近鄰”，在維護國家利益前提下和平解決分歧，從而避免了這場糾紛在1999年8月極端恐怖分子進入吉爾吉斯南部創造武裝騷亂和綁架人質事件后，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連同俄羅斯和中國立即給予吉爾吉斯斯坦援助和支持，使之能將這伙匪徒驅逐出境。 特別要指出的是，面對三股跨國惡勢力對中亞及其周邊地區造成的嚴重威脅，1999年以來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國和中國、俄羅斯在“上海五國”的框架內緊密協調，積極探索五國有關部門在打擊跨國犯罪活動的安全執法合作。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五國”卓有成效的合作基礎上，原“上海五國”中、俄、哈、吉、塔和新加入的烏茲別克斯坦共同成立地區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同時六國元首共同簽署了《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由此為維護地區安全與穩定、聯合打擊三股惡勢力奠定了法律基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繼續在中亞作惡的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與戰亂連年的阿富汗問題不無關聯。"9·11"事件以及隨后美國對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后，中亞民族問題無疑會出現新的變數，但民族問題將依然是影響21世紀中亞地區這一歐亞大陸戰略新空間發展走向的一個不容低估的基本因素。
【作者簡介】:余建華，上海社會科學院歐亞研究所研究員（上海200020）。
來源：俄羅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