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隨著美國對臺軍售和奧巴馬總統會見達賴，我國國內出現了一種對美強硬的政策，包括要用各種手段制約美國的呼聲高漲。與此同時，由于中國在氣候問題、人民幣升值、判決英國毒品走私犯等問題上采取了高調反擊立場，這使得西方輿論和政界一片嘩亂，有關“中國狂妄論”、“中國傲慢論”開始甚囂塵上。面對西方國家聯手的圍堵，我們輿論界也出現了一些反思的觀點，認為我們仍然需要韜光養晦。
對于這種對外政策與思想的反復，我認為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因為，以一個成功的崛起大國來說，我們在政治上、民族心理上、戰略運用上、掌控國際話語權的能力上還沒有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客觀地講，國際上出現的這一股“批華”的浪潮，首先與西方國家的不平衡的心態有關聯，因為其經濟發展緩慢，美國的債務纏身，而與此形成反差的是：中國力量快速發展和在金融危機后繼續保持中速增長。其次，則與我們自金融危機以來自上而下彌漫著的惟我獨尊的氣氛與心態有關。許多人感到我們已經到了世界的舞臺中心，美國也不得不向我叩頭了，我們已不需要再忍容別人的指手畫腳，我們已可以按照我們的意志與需求去改變世界了，似乎這就是有所作為。
中國走到了世界舞臺中央，美國有求于中國，美國高度依賴中國，這些說法和判斷也許并沒有錯，錯的是我們只看到了問題的一面；錯的是我們過高、過快地抬高了民間對我們能夠改變世界與壓制美國傲慢行為的作用的期望值。我們雖然在力量上和解決全球問題的能力上處于重要地位，但是，這個國際體系不僅僅是由力量決定的，它更多地是按照大國的價值觀與歷史觀，根據與美國霸權的親疏關系來排序和定圈子的。從最初的力量消長到以歐美為主的制度與權力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軍事與科技中心的衰落、話語壟斷權的轉移，其過渡期會有較長時間的間隔，甚至出現反復與長時段的回光返照。目前，中國在國際認同度方面還處于邊緣。這種既是中心，又是邊緣的地位決定了中國將以單個國家與西方大國博弈，其在國際體系中始終是大國不可小覷的“異類”。因此，它的權力與影響其他大國行為的作用并不是隨著它的實際力量增長而同比提高的，中美共治天下僅僅是一種從部分現象中提取的幻想。
有人認為，金融海嘯后，中美依賴比已經從世紀之交的65：35，變為60：40，或55：45。但即便如此，中國仍然是對美國有更多的依賴，而不是相反。以貿易來衡量2009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1961億美圓，出口遠大于進口；中國雖然擁有了8000多萬億美圓國債，掌握了美國的軟肋，但中國持有的債務只在美國國債中占大約7%。另外，這張牌又不能輕易使用，任何大規模的拋售，都會引起世界金融市場激烈動蕩，中國的資產也會造成嚴重的損失（美元每貶值1％，中國外匯存底的價值就會減損240億美元）。所以，這種籌碼只能具有備而不用的威懾力。
伊核、朝核問題、核安全峰會、氣候問題等議題，沒有中國的合作，美國和西方就無法真正解決。但是，如果在這些有關于全球與地區安全和經濟持續發展的問題上，中國處處作梗，使得合作無法取得進展，這無論對中國的形象、國際道德地位，還是實際利益，都沒有多少好處。
當然，造成這種中國力量與影響被夸大，宣傳調門拔高的原因是多元的。美國戰略界和西方輿論首先難辭其究，因為它們到處渲染了美國的衰落和中國的實力，并反復向中國領導人信誓旦旦地表白，愿與中國同舟共濟。這些言論造成了兩個后果：1。中國普通民眾認為，美國有求于我，我們正在盡力幫助美國克服金融危機。所以，一旦美國采取破壞中國利益的行動，就會使中國人感到美國忘恩負義和背信棄義；2。那些平常心態平和、理智的民眾與官員都會在西方這種迷魂湯式的說教中逐漸變得熱血沸騰，信心大增，驚羨于本國實力的驚人巨變；其次，中國至少有幾百萬網民是業余政治家，他們夢牽中華復興、心憂大國關系、熱衷于指點江山，他們給傳統上集權性的決策帶來了無限的壓力。中國的外交決策已經不可能再是脫離民意太遠的精英選擇。
我們當然希望改變過去那種反復出現的應對模式，即在遇到挑戰中國核心利益時，只會退讓、容忍、妥協或陷于束手無策的困境。所以，當不久前美國枉顧我國的反復告誡與警告，堅持要給臺灣進行新一輪的軍售和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時，中國進行了必要的反擊。這是中國民族的基本尊嚴和意志的表現。但是，任何準備使用的手段必須是符合中國外交政策理念和原則的，它在執行時是可操作的和有效的；任何目標的制訂應該是與實質性的力量消長后的現實情況相一致，它應該是易于達到的。
如美國《對臺關系法》，它的存在顯然不符合我們的核心利益。但是，現在是否到了逼美國人放棄這個存在了20多年的干涉中國內政的法律的時候了？美國是否會在中國針對軍售的軍事和經濟制裁下退讓？這些問題必須在我們進行反擊前作出實事求是的評估。目前有人提出讓美國廢除《對臺關系法》，顯然是低估了美國國內政治的復雜性和推行東亞地緣戰略的意志。即使美國總統想這樣做，美國會、軍火集團和其他政治勢力也不會同意，美國為了確保對其亞太盟國的“保護信用”，也不允許它這樣做。
如何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我們增長的實力來逐步制約美國對臺軍售，這需要精心的設計和務實地階段性定位。對軍售的行為我們當然要有反應，考慮到現在的民意壓力和我們在力量對比上的上升趨勢，我們的反應不能是低調的，而應該是中度的。強烈的反應可以產生累積的效應，制約美國的下一步的軍售行動。反擊措施要讓美國人感到痛，但也不能太過度，否則會產生相反的效果。關鍵是我們不能讓美國感到我們的措施僅僅是面子性的和套路式的，它不會長時間持續的。
如軍事交流項目，美國比我們更重視，對美國意義更大，那么我們就必須加大制裁的力度和長度，不能僅僅實施半年或8個月后，在美國其他方面的甜言蜜語的保證下就偃旗息鼓，而至少應該堅持若干年。作為階段性的妥協，兩國可以就臺灣問題形成一些不成文的默契規則，這包括對臺軍售的性質、頻度、金額；也不排除讓美國對8。17公報作出一些單方面的、具有條件性承諾的官方解釋。這種妥協不意味著兩國在文本上改變自己的官方立場，但是根據實際情況照顧了對方的利益或難處。另外，由于目前兩國的政治氣氛并不好，胡錦濤主席回訪美國應該暫時推遲進行。
應該講，奧巴馬對臺軍售和會見達賴有其國內政治的壓力和對外戰略考慮的因素，在不得不而為之的情況下，他還是希望能把對兩國關系的損害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如拒出售F-16戰機給臺灣，以低調的方式見達賴等。
但是，從美國政界和學界對中國在軍售和會見達賴后所作反應的評價看，中美兩國仍然處于極不平等的狀態。雖然，美國有許多客觀的理由和歷史因素而需要這樣做，但相對雙方的利益相關度看，明顯是美國深深侵入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內，破壞了一個大國的主權尊嚴。即使過去中國不得不吞下了苦果，但不等于中國會永遠容忍它。歷史上留下的許多不平等的安排，總是需要進行改變的，中國的容忍度也是有最后極限的。但美國作為霸權國家是從來不會從對方利益和感受上去理解問題的，其自大的心態決定了它所做的一切均是正確無比的，它不會主動根據形勢去進行改變。
當然，在對上述問題采取對應行動的同時，我們對中美存在的其他問題也應該通盤進行排序處理，按照對中國重要利益的損害度與問題的急迫程度，而采取不同的措施。人民幣匯率、軍售、伊朗與朝核問題、氣候問題、達賴藏獨和谷歌網絡問題等。顯然，人民幣匯率和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是兩國面臨的最急迫的問題，因此，雙方需要在重要的問題上進行下一步的合作，也包括有利、有理、有節的斗爭。
總之，在崛起后，中國在處理與西方大國的各種矛盾和參與國際制度建設上，應該不再受囿于“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的框架，或在兩者之間無所適從地徘徊。因為，這個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提出的原則，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目前我們無法生搬硬套來找其平衡點。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大國，其經濟與政治影響已經是全球性了，所以很難再韜光養晦。最多是行使權力的方式要溫和、謙卑。 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力量又不是全面均衡發達的，軍事上與美歐國家仍然有距離，思想價值觀上與主導性的國家格格不入，與周邊國家還有許多歷史遺留下來的主權爭議。所以，要真正施展拳腳會遇到許多難以想象的掣肘。
現在每個人都會從其的理解與判斷，提出應該繼續實施“韜光養晦”或“有所作為”的種種理由，也有專家設法給在不同情況下奉行“韜光養晦”或“有所作為”設定相應的標準或條件。但是，國際關系是復雜的、動態的、微妙的，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別國對我們的認知也已經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一旦中國成為了了世界中心之一，除了榮譽與地位外，更多的是壓力、責任和風險。它會有一些可口的“奶酪”，但會有更多的“殘羹剩飯”、一大堆帳單及待洗的“餐盤”。所以，我們的政策選擇與行為模式上不應該再僅僅是教條地和固態地停留在這兩點上。
簡而言之，我們須根據我們在國際上的戰略與政治定位、實力、力量對比變化的實際格局、國際上的道德向背、國際上對我的認同與認知、自己的能力、內外利益的平衡、各種矛盾的等級等因素進行實事求是和理性地應對。在各種矛盾聚焦于中國身上時，要進退有度，對矛盾分而化之。要講究戰略與策略的有機結合，原則與靈活性兼顧，目標的設定不能超越現實，對利益和權力的追求要有節制。對送給我們的各種光環、地位、特權，要有淡定的心態坦然處之；在承擔新的義務和在實力上綽綽有余地應對各種矛盾時，尤要保持如履薄冰的壓力。
《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