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于新加坡《聯合早報》1月22日
保羅·克魯格曼近期在《紐約時報》專欄中發表了一些“保護主義”言論，因為涉及中國，故而引發了國內輿論的強烈反彈。有人援引海外評論，認為“美國最受推崇、影響力最大的經濟學家之一實質上在喊著要和中國打一場貿易戰，這令人吃驚”，其批評中國“語調之尖銳，比得上任何一位反華派議員。”更有人查究歷史，發現“自克魯格曼2009年5月中國之行后，總是與中國過不去，他不斷發表文章對中國進行指責，語氣一次比一次猛烈。”最后的結論是：克魯格曼“并非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而是一個十足的美國政客。”（尤見邱林及陳序的評論）
這樣的反應理性嗎？好像談不上，倒有點像“憤青”式的意氣用事。仔細閱讀克魯格曼的文章，感覺他基本上還是在按經濟學家的套路說話。心平氣和地想一想，不管是他說人民幣事實上跟美元的匯率掛鉤，還是說中國限制資本的流入；不管是說中國的政策具有重商主義特點，還是說在就業不充分情況下保護主義并非壞事；甚至是揚言，中國不調整政策的話，恐怕會遭遇外國更為嚴重的保護主義；等等，這一切講得都沒有太過離譜。即使是那個描述中國政策時用到的“掠奪性”一詞，實際上也是英文中討論貿易等政策時常用的一個詞，算不得一些評論所說的“用詞惡劣”。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國的貿易政策是讓國人有點憋氣。從經濟刺激計劃中的“購買美國貨”規定，到一再提起的針對中國的反傾銷、反補貼、特別保障等保護主義舉措，著實令人對美國生怨恨、為中國抱不平。然而，把氣撒到實話實說的克魯格曼身上，一口咬定他“站在華盛頓反華保守勢力的肩上”，“代表了美國高層的意思”，已蛻變為只講利益、不講原則的美國政客，如此出言恐怕只會讓我們自己失去耐心分辨是非、理性思考問題的能力。如果再進而義憤填膺地以為，美國天生就應當搞自由貿易，只有自由貿易才是理所當然，保護主義不過是條自私的邪路，那我只好說，要么“你讀基礎經濟學跟錯了人”（克魯格曼語），要么就是沒有學點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
硬要說克魯格曼因為鼓吹保護主義而充當美國政客，那也不是最近的事，他質疑經典自由貿易教條該有二三十年的歷史了吧。或許你說，當年他就是在為本國利益服務，就在為被日本出口搞得焦頭爛額的美國尋求出路。沒關系，可以這樣想，我們確實需要學會更多地從利益角度來觀察他人的政策立場和原則標榜。但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因為不贊成他的目的而拒絕他的成果或否認其科學性”（熊彼特語）。必須承認，克魯格曼多年來主推的戰略貿易理論等新分析的確抓住了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弱點，是對舊的自由主義經濟教條的有力挑戰，他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多與此有關。想必諾貝爾經濟學獎還不至于發給一個經濟學家面目的政客。
在其頗為一貫的理論中，克魯格曼強調的核心觀點是：傳統的自由貿易論立足于理想化的理論模型之上，純粹依靠諸多簡單化的前提假設來支撐。可是在現實中，理想化的“完善市場”往往是例外，市場的不完善才是常態，故此自由貿易往往并非最優的政策選項。由此而推論，在一個遠非理想的狀態中，比如為了解決國內的失業問題，不妨暫時把自由貿易擱置起來。這種想法何嘗沒有一點經濟學道理呢？不信還請讀一下國內已出版的《克魯格曼國際貿易新理論》，克氏并非只寫過專欄文章，只會引用薩繆爾森的片言只語，“引語結束證明也隨之結束”。老實說，在這個問題上，克魯格曼也談不上特別地異端或可氣，貿易政策史上多有先例。凱恩斯當年面對英國一籌莫展的失業問題時，就曾一改原先信誓旦旦的自由貿易立場，轉而呼吁，既然無法達成充分就業之類的理想化條件，那就只能擱置自由貿易。凱恩斯丟下過一句話：“我再也不是自由貿易論者了！”
你當然可以說，經濟學大師之所以在自由貿易問題上改變立場，實緣于其本國的國際經濟處境發生了變化，在發現強弱易勢之后，這些聰明人不過是要巧妙地換個姿態，來繼續為國家利益服務。能認識到這一點非常的好！的確，當聞聽某人說自己立場獨立時，不要幻想他沒有自己的國家利益要關注，或者他完全不考慮其言論受眾的好惡，畢竟有誰生活在真空中呢？但也不是說，當某人正好擁有某個跟其政府相同的立場，或者當他批評其他某個政府時，他就因此變身為前者的政客了。立場的傾向性與學理的科學性很多時候并不矛盾，重要的是應該看到，克魯格曼等人長期以來對自由貿易的質疑，在學理上是更站得住腳，而不是相反，他們作為經濟學家的品格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不可否認，克魯格曼如今的保護主義言論，更不用說美國政府針對中國的諸多保護主義貿易措施，是包含了在經濟困境中向他人轉嫁成本的意圖。可是要知道，國際經濟領域，包括相關的國際經濟學說，本來就充滿了利益博弈的特點。所謂雙贏從來就是有條件的，就如同行善是要講覺悟和能力的。期待美國在經濟衰退中繼續維持原先的市場開放度和開放姿態，本身就是幼稚無比的一廂情愿。美國是什么國家？在經濟史家看來，原本就是一個“近現代保護主義的堡壘”！
在立國以來大多數時間里，美國走的是一條堪稱舉世無雙的保護主義道路，可以說，正是保護主義才讓美國贏得了富強，積累了日后展開自由貿易的資本。美國歷史呈現出一條不易規律，即貿易政策隨時服務于本國經濟和社會形勢所需：當競爭力薄弱時，曾長期實行不折不扣的貿易保護；當擁有了強大優勢后，則大張旗鼓地標榜自由貿易，還掩飾自己的保護主義歷史；而當力量衰退時，又會重拾保護主義，或者選擇性地實施自由貿易，目前的美國便是如此。
美國如此的歷史規律早該讓人們清醒自省，而不要再一觸即跳。美國的行為模式，我們難以去改變，我們能做的恐怕主要是調整自己的心態和政策。意氣多于知識、義憤大于理性的對罵只能呈一時的口舌之快，半點也無益于自身福祉的改善。不要一看到有人“將普遍認同的自由貿易思想棄置一隅”，就認為他犯了彌天大罪，好像觸犯了什么天條。可取的做法是，不妨順著克魯格曼批評的思路，好好反思一下我們延續已久的不顧貿易條件而一味“出口創匯”、依賴與美國經濟大循環的發展戰略。金融危機以來的沖擊進一步表明，國際和國內形勢都要求我們，是到了切實深化改革、擴大內需、施惠于民、科學發展的時候了！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歐亞所研究員，著有《自由貿易的神話：英美富強之道考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