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作為環境治理領域的“先行者”，在國際氣候合作上一向積極。氣候問題從上個世紀70年代被提出，到整個80年代的研究和討論，再到90年代先后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早期的歐共體和后來的歐盟在這個過程中都一直發揮著推動者和倡導者的作用。然而，在哥本哈根會議開幕以來的這些天里，我們卻看到歐盟的國際氣候政策明顯趨向了保守，令人遺憾。
首先，歐盟的政治態度趨向保守。這主要表現在歐盟某些成員國與美國私下炮制的所謂“丹麥案文”，若實現將直接導致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少數幾個發展中大國承擔過多責任，而發達國家卻可以逃避大部分義務。當年在歐共體倡導下達成的公約和議定書，其精神實質就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這項原則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迄今猶在，尤其是發達國家為保持所謂“高標準生活”而造成的奢侈性排放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為滿足基本生存和發展需求而產生的必需性排放依然并存。從國際公正的角度來看，這項原則還遠遠沒有過時。
其次，歐盟承諾的減排目標趨向保守。歐盟早在2007年初就公布了它在2012年之后的減排目標，并于2008年底形成歐盟層面上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政策文件。該文件要求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到202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20%。如果其他發達國家能做出“可比擬的”減排承諾，它愿意把這個減排目標提高到30%。甚至在哥本哈根會議召開前幾天，歐盟還信誓旦旦地重申它的這個承諾。然而最近幾天歐盟內部發生分歧，部分成員國開始反對30%的減排目標，而無論其他發達國家是否做出“可比擬的”承諾。
第三，歐盟的國際援助政策也趨向保守。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本來就是公約和議定書規定的義務，只是沒有明確規定援助的具體數額和方式。美國在2001年退出“京都議定書”后，歐盟為了挽救國際氣候合作機制，曾一度向部分發展中國家提供相當多的援助，出臺了一些援助計劃。但在這次哥本哈根會議召開期間閉幕的歐盟首腦會議上，它提出的援助數額比國際社會的先前期待和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需要少了很多，還回避了建立長期有效的援助機制問題。
歐盟的國際氣候政策為什么會發生這些消極變化？在筆者看來，大概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歐盟接受了美國的一貫主張，即：發展中大國特別是中國和印度若不實行絕對量化減排，那么單憑發達國家的努力無法遏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繼續增加的勢頭。歐盟事實上早就有這樣的認知，但以前不愿直接開罪于發展中大國，用詞一直很委婉、謹慎，同時也凸顯自己“負責任的發達國家”的道義形象，特別是相對于立場消極的美國來說。如今美國繼續堅持這樣的主張，而且態度上更加強硬。歐盟急于在哥本哈根達成協議，但無法說服美國大幅度減排，又不愿同時開罪于美國和發展中大國，只好附和美國的主張，轉而向發展中大國施壓。
二是經過十余年的節能減排實踐，歐盟領教了其真實的困難程度。原先的歐共體15國（EU-15）是1997年達成的《京都議定書》的一個集團締約方，承諾到2012年把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到比1990年低8%的水平。但經過十年的努力，到2007年EU-15只完成了不到4%的減排量。或許2008和2009兩年歐盟可以多減一些，但這畢竟是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非正常減排，一旦經濟走上正規，排放量仍有可能反彈。如果按照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到2020年減排40%，歐盟不大可能辦得到，即使辦到也代價極高，這一點它自己心里有數。
三是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歐盟內部的事情也是千頭萬緒，尤其是接近10%的失業率已讓歐盟各國執政者焦頭爛額。在這種情況下，部分相對不太發達、國內形勢也很嚴峻的成員國（尤其是中東歐和南歐部分國家）要求歐盟決策機構把有限的資源優先使用到歐盟國家，而不是歐盟以外的發展中國家。歐盟目前的決策機制使得它的決策層無法忽視哪怕是極少數成員國的意見。
總之，歐盟在哥本哈根會議進行到關鍵階段出現的這些保守跡象令人遺憾。若是由于金融危機背景下歐盟內部在資源分配和責任分擔問題上出現的暫時協調困難，或是歐盟出于向其他談判方施加壓力而采取的策略性措施，我們或許可以理解。但若預示著歐盟的國際氣候合作理念發生質的逆轉，對國際社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這一“歷史大業”來說，則將是一場災難。（選稿:上官賢）
上海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東方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