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變革”為旗幟當選美國總統的奧巴馬正在外交領域掀起一場旋風。在中東問題上,奧巴馬政府的“變革”正在產生雙重效應:一方面和穆斯林世界關系回暖,另一方面和以色列之間分歧漸顯。
美以之間的四大分歧
最后是伊朗核問題。奧巴馬上臺后力主與伊朗進行對話,并拒絕設定談判日程表。以色列擔心:美國與伊朗和解是否會犧牲以色列的利益?美國是否會默認伊朗擁有核能力?奧巴馬當選后,以色列馬上派外交官赴華盛頓游說,試圖對新政府施加影響。不過,雖然以色列國內在反對伊朗核問題上目標一致,但在對伊政策上卻存在分歧。部分人主張以色列應采取與美不同的立場,包括軍事手段。但軍情部門認為軍事手段至多能讓伊朗的核項目推遲二三年,不僅于事無補,而且風險太大。3月份,以色列國家安全研究中心核戰略專家扎基·沙洛姆(Zaki Shalom)教授指出,伊朗獲取核武器主要是為了獲取地區威望并阻止美國的“政權更迭”,其首要攻擊目標并非以色列。退而言之,即使將來美伊談判未果,再進行軍事打擊也不遲。
奧巴馬為什么調整“特殊”關系
長期以來,以色列一直被認為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為重要的盟友,雙方保持著“聯而不盟”的特殊關系。那么,奧巴馬何以要對“特殊”關系作出調整呢?
這首先是由美國國內的中東政策辯論促使的。伊拉克戰爭后,美國國內在中東政策上出現分歧,進而引發了一場辯論。除了親以群體和新保守派繼續支持“一邊倒”的中東政策外,一些現實主義人士不斷對美國中東政策提出批評。美國著名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和斯蒂芬·沃爾特就多次在《外交政策》雜志撰文,指出以色列院外集團“綁架”了美國外交,使美國“在中東泥足深陷”。由斯考克羅夫特將軍和布熱津斯基等人組成的跨黨派研究小組在一份報告中也指出,“盡管全面的阿以和平不會消除‘基地’組織,但是它會消除這些暴力與恐怖運動的社會土壤,根除全球穆斯林反美主義的一個主要來源。”
其次,當前時機對奧巴馬非常有利。伊朗核問題正處于關鍵時期,解決伊朗核問題的關鍵在于美國。在伊朗核問題懸而未決的情況下,迫使以色列右翼在其他問題上作出讓步會比較容易。毫無疑問,與承受核威脅的風險相比,撤出幾個定居點要容易得多。
再次,奧巴馬擁有較強國內民意基礎。奧巴馬上臺后保持了較高的支持率,而總統周圍的猶太顧問們,如拉赫曼·伊曼紐爾(Rahm Emanuel)和丹尼斯·羅斯(Dennis Ross)等也讓猶太選民相信奧巴馬不會拋棄以色列。歷史上,以色列游說集團曾使不少總統放棄了對以色列不利的政策。但在內塔尼亞胡5月訪美期間,即使是親以的國會議員也在定居點問題上不置可否。
最后,這也是美國全球戰略調整的需要。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目前最大的挑戰來自伊斯蘭世界的極端主義勢力。如果能夠通過向以色列施加某種影響實現巴以和解,就能有效地改善美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關系。在金融危機和美國全球戰略收縮的態勢下,這一點對于維護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至關重要。
以色列、美國和穆斯林世界的反應
一石激起千層浪,奧巴馬的政策調整正在引發一場新爭論。在以色列,除了右翼勢力對奧巴馬大加撻伐之外,其他不少人對奧巴馬的政策也表現出了憂慮。奧巴馬開羅講話第三天,以色列的一項民調就顯示,60%的以色列猶太人不相信奧巴馬“會在改善與穆斯林世界關系的情況下,重視和保護以色列的利益”。
在美國,以米爾斯海默等人為首的現實主義者堅持美國中東政策的獨立性,認為“兩國方案是保證猶太國和我們自身長期安全的唯一辦法。”
而在穆斯林世界,民眾對奧巴馬的新政策普遍表示歡迎。根據蓋洛普統計顯示,開羅講話后不久,奧巴馬在10個阿拉伯國家和地區的支持率就很快大幅上升。另一項調查表明,埃及民眾對奧巴馬和美國政府的認可程度分別從2008年的8%和27%上升到了39%和46%。但是,也有不少穆斯林認為,對于美國的政策,還要繼續“觀其行”。
一般來說,美以關系的發展主要受制于三個因素:戰略利益、社會價值觀和美國猶太人。對美國來說,巴以之間持續沖突并不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雖然不少親以人士堅持以色列是中東地區唯一的“民主堡壘”,共同的民主價值觀是雙方關系的基石,但持續的巴以沖突無助于以色列民主發展,巴勒斯坦地區人口結構的變化最終將會破壞以色列民主。而美國猶太人雖然只占全美人口的2%,卻擁有3%的選票。目前美國猶太人在國會兩院中的議員總數達32名,在白宮、國務院等要害部門均有親以或猶太裔官員任職。美國歷史上曾有總統試圖修正美以關系中的“超常”現象,但幾乎都以失敗告終。未來美以“特殊”關系的神話能否繼續,還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