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并將其基本內涵概括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堅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曾系統論述過科學發展觀提出的四大時代背景：第一，為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第二，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三，為了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第四，是認真總結了世界各國在發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由此可見，科學發展觀既奠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理論，是我黨對在任何時期、任何社會都普遍存在的發展問題及其內在規律的一種科學揭示。同時，科學發展觀立足于中國的國情和社會主義實踐，是我黨對特定國家在特定歷史時期遵循客觀規律以實現發展的一種理論指導。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科學發展觀既是一種關于發展的科學理論和指導思想，也是一種關于發展的總體思路和實踐方法，它不僅可以形成指導一個國家走向興盛的宏大戰略，同樣也可以細化為推動個體成長的具體路徑。
就宏觀的層面而言，當下在改革開放30周年、建國60周年之際在全黨范圍內分批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活動既有必要性又有緊迫性。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而拉開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歷史帷幕。此后30年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之快、社會變化范圍之廣、之深有目共睹、舉世矚目，但國內外對于改革開放中存在的速度與結構、效率與公平等問題的思考和評價卻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直接表現為多年來持續的GDP兩位數增長，得益于外貿導向型和基礎建設推動型的經濟結構，而這是以粗放型的資源開發和消耗并導致環境趨于惡化為代價的。近年來，國際上流行的種種中國威脅論以夸大這種發展模式的問題和弊端為能事，雖源自于其別有用心的政治意圖，但在客觀上也以一種反面的形式警示中國關注速度與結構之間的矛盾，思考現有的發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續性。與之同時，改革開放30年也是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與建立法治國家和完善民主政治的過程，其實質是通過上層建筑進行不斷的自我調整來消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當前國內一些對改革開放的批評和反思中不乏某些極左或極右的意識形態偏見，但主要是圍繞著效率與公平問題的爭論，即在提高生產效率的同時如何實現收益的公平分配與合理配置。因此，解決效率與公平的矛盾的關鍵在于是否能夠在體制的改革和創新中將公平轉化為促進社會再生產的制度動力和確保人民分享收益的制度保障。可以說，科學發展觀不僅及時吸收了這些爭論中針對具體政策的建設性批評意見，而且有力地駁斥了全盤否定改革開放的錯誤觀點，堅定了全黨的政治立場而避免了開歷史的倒車。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全黨范圍開展學實活動，既能從對過去30年、60年這一長時段的歷史縱向比較中及時總結經驗和發現不足，也有利于在廣泛的國際橫向比較中盡快地化被動為主動，更好地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和延長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實現自身發展與世界繁榮的良性互動。
就我個人的微觀層面來說，積極參與學實活動既是作為一名預備黨員在履行自己的應盡義務，也是作為一名青年科研人員的工作職責之所在。預備黨員是黨的新鮮血液，參與學實活動是我提高個人的理論修養，促使自己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的必然要求。《中國共產黨章程》中第一章第三條關于黨員必須履行的義務中的第一項就明確規定：“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科學發展觀，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學習黨的基本知識，學習科學、文化、法律和業務知識，努力提高為人民服務的本領。”科學發展觀是當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對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發展重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體現了黨對我國發展所處歷史方位的科學判斷和內外部發展環境的準確把握，彰顯了強烈的憂患意識、責任意識，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自我院開展學實活動以來，我參與了我所黨支部到東海海監大隊和東海艦隊獵護艦進行的兩次調研活動以及支部組織的多次座談。在與院內外、黨內外的專家學者和一線工作者的交流中，我對如何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長期以來，社科院對自己的定位一直存在著爭論，全院上下對于要不要建智庫、如何建智庫、建成什么樣的智庫等問題的熱議不絕于耳，歸根結底就是社科院怎樣發展的問題。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我們在關起門來進行自我批評和反思的同時，有必要打開門走出去聽聽社會的需要和評價以更好地校準自己的定位和方向。
我所和亞太所到東海海監大隊調研時，海監總隊副總隊長郁志榮作了題為“東海維權和12·8釣魚島維權巡航實踐”的報告。他的發言中對社科院和一線部門進行了明確分工：社科院應在長期性的基礎研究中形成宏觀的戰略性思考，為我國的海洋維權實踐提供理論指導；海監大隊作為一線執法部門的職責則是為有效合理地實現海洋維權制定具體的方案和策略并付諸行動。他對目前研究中的諸多不足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認為有些學者對海洋維權問題的關注更多地是出于發論文、評職稱的短期利益目標，沒有立足于國家海洋維權的現實需要進行持之以恒的研究，而無法從歷史上、政治上和法理上為維護中國的合法權益提供充分的理論依據。在我看來，這番話對于正確認識社科院的智庫功能很有幫助。
社科院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智力機構，應以科學方法研究客觀社會事實并揭示其內在規律為己任，包含三個層次：第一，對中國最大的客觀現實——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內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和中國外部的國際環境重大變遷所帶來的速度與結構、效率與公平、和平與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系統深入的理論解釋和闡述；第二，理論的作用在于指導實踐，實踐需要具體的方法和途徑，基于理論形成付諸實踐的行動方案或建議也是社科院承擔其社會職能的必要內容；第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將理論應用于解釋和解決具體問題不僅能夠驗證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同時社會事實的發展又會反映出已有理論的滯后性和局限性，而對理論研究提出新的問題和要求使之獲得更新和發展的動力，以實踐檢驗理論、完善理論也是社科院實現其價值的重要途徑。
國家和社會評價社科院作為智庫是否稱職、是否有價值的標準就是社科院生產出的成果能否對職能部門的實踐提供正確的理論指導，能否適應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創造新的理論工具。智庫建設并不意味著少寫專著、論文而多寫專報，因為社科院是否發揮了智庫作用，不在于提供的成果的形式是什么，而在于這些成果的內容能否真正地指導實踐，成果的價值取決于專業評價和社會評價。科研人員的職責也不僅僅是完成科研考核任務，而是其研究是否真正抓住了客觀現實中的重大問題，并在科學解釋的基礎上能夠提供合理的解決，科研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過科學的求真來推進社會的至善。在科研工作中學習落實科研發展觀的實質就是我們的科研活動是否遵循了科研自身的規律，即是否形成了從實踐歸納和提煉理論——以理論指導實踐——以實踐檢驗理論、推動理論發展的良性循化。這需要社科院完善學術規范、評價標準和激勵機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設以創造一個合規律性的科研環境，同時更需要每個科研人員在個體層面上不斷強化自己的學術自律和自覺意識來促使自己的科研工作的合目的性。
在我看來，將科學發展觀運用到自己的科研工作中的關鍵在于要強化理論聯系實踐的意識，破除對西方理論的盲目崇拜和迷信，避免照搬西方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問題。社會科學可以對一個社會現象建立多種理論解釋，而一個理論也可以對應多種實踐，理論和實踐之間應是一種雙向交織的一多關系，而不是單一理論主宰一切實踐的關系。但目前我們所面臨的國際關系研究現狀是長期以來西方的主導地位造成了西方在當前學術研究中的話語霸權，淡化其理論形成和產生的特定時空條件而將其絕對化為一種普世性價值。這一局面所帶來的負面后果之一就是中國總是被動地應對西方學者拋出的中國威脅論、崩潰論、責任論，而完全依賴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也難以有力地論證中國在特定時空環境中走上和平發展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可能性。因此，建立中國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既有實現中國和平發展的實踐需要，也是遵循科學研究自身內在規律的需要。因此對我個人而言，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在科研工作中就轉化為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服務于建立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與中國和平發展的明確目標。而要實現這一目標，作為青年科研人員首先要有一個扎實的學術基礎，應對自己研究領域中已有的理論進行系統梳理與總結，并結合對重大現實問題的長期性跟蹤研究發現已有理論的不足和缺陷，在此基礎上以新的研究視角和分析框架來為中國的和平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并將其具體化為一系列的政策建議來為維護國家的利益做出務實貢獻。由此可見，對于青年科研人員而言，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不僅有助于形成明確的研究目標和路徑，而且也將個人的進步同集體的成長乃至國家的和平發展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從而能有意識地去避免盲目追名逐利而忽視科研本質的短期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