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見證了貿易自由化給美國帶來的好處。當美國是自由貿易最大贏家的時候，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對自由貿易政策和全球化極盡鼓吹之能事。然而，2008年開始愈演愈烈的美國次貸危機使西方學者對自由資本主義市場表現出極大的懷疑。隨著美國經濟不斷下滑，很多美國學者和精英開始重新評估自由貿易政策，呼吁美國貿易政策應當全線收縮，主張控制進口，擴大出口，提高關稅和貿易壁壘。貿易保護主義在美國重新抬頭并呈現不斷蔓延趨勢。英國廣播公司諷刺說，“向來夜郎自大的美國金融體系在國際上成為笑柄，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基本原則也可能因此遭到摧毀”。在捍衛自由貿易方面，西方主流經濟學家也早已偏離了自己原來堅持的理念。例如，2004年，時年89歲的保羅·薩繆爾森在美國經濟學會主辦的《經濟展望雜志》上撰文批駁了經濟全球化。美國《商業周刊》認為：薩繆爾森以及其他持相同觀點的學者“正在質疑自由貿易理論的基本原則……難道大衛·李嘉圖的經濟學分析已經不適用于21世紀了嗎？”不可否認，當前全球各界學者開始普遍質疑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貿易體系和金融體系。
梅俊杰所著的《自由貿易的神話：英美富強之道考辨》從自由貿易理論的起源出發，對英美貿易政策與產業發展的歷史關系作了考證，揭示了自由貿易本身的理論缺陷，為我們重新審視自由貿易理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貫穿在這本書中的有兩條線索，一條是理論線索，另一條是歷史線索。在歷史的描述中貫穿始終的是自由貿易論的產生、它的歷史命運、思想演變過程以及后人對它的修正和利用。例如，19世紀上半葉英國較為全面地轉向自由貿易政策與自由貿易理論的觀念成長在時間上的重合；剛剛獨立后的美國借助貿易保護走工業化道路與漢密爾頓的經濟政策思想之間的內在聯系；具備強大產業優勢和問鼎世界霸位的實力后，美國轉而尋求“貿易自由化”，而在美國缺乏競爭力后，新保護主義卻開始泛濫等等。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自由貿易等經濟思想不過是被確立的一種意識形態，自由貿易論只是英國的產業發展需要時打造的主流意識形態，顯然，打破自由貿易論的神話有助于清晰地透視這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原形。
作者對于西方經濟學說史非常諳熟，從質疑斯密自由貿易理論的“創新性”開始，一步步深入揭露“西方自由貿易理論只不過是英美國家一定階段國家利益的理論工具”這一本質。作者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如以英國紡織業的成長為案例論證：引發工業革命的恰恰是貿易保護，而不是自由貿易論所推崇的原則。
這些論述背后的敘事對于當前中國所處的階段具有深刻的啟發。貿易保護也好，自由貿易也罷，歸根到底是為了國家政策的需要，國家干預是任何國家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放棄的。如果一味迎合西方對中國“實行更加開放的經濟政策”、“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要求，中國的產業將一直停留在“世界加工廠”的水平，實現產業現代化更是遙遙無期。作者感嘆中國經濟史研究乃至經濟學的落后，“時至2006年，全國工商聯領導人還在向商人講述‘對外國人做生意才能增加本國財富’這樣的道理”，“更可怕者莫過于把國家發展戰略建立在單純的廉價勞動力這樣的比較優勢之上。”
不過，在談到“自由貿易”的時候，往往存在把自由貿易理論和自由貿易政策混為一談的傾向。遺憾的是這本著作也存在這個問題。作者顯然沒有區分比較優勢原理、自由貿易論、自由貿易政策和國際貿易機制這幾個概念之間的不同。比較優勢理論并未宣稱每個國家都能從自由貿易中獲得同等收益，而是強調國家從自由貿易中獲得的收益大于非貿易的狀態。但是，基于比較優勢原理衍生出的理念與理論卻提出了“自由貿易優先”的觀點，而自由貿易幾乎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因此，不應當把自由貿易與全球化產生的負面影響歸咎于比較優勢原理。作者認識到了比較優勢原理與自由貿易理論的不同，但是在實際論述中沒有加以區分。
在我看來，對自由貿易論的挑戰和反全球化浪潮也并不能說明比較優勢原理的失敗。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其它地區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等國際貿易機制傷害了窮國的利益，增加了世界的貧困，罪魁禍首不是自由貿易理論或自由貿易政策。此外，英國和美國在自由貿易問題上并沒有出現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背離，而恰恰依據自由貿易理論制定了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貿易政策和國際貿易機制，走上了大國富強之路。事實上，英美走向富強的道路得益于國家貿易政策，這種政策并不是完全的自由放任，政府不對市場作任何干預，這種自由貿易政策或者戰略性貿易政策依據國家利益和工業化的不同階段實行不同程度的保護主義。須知，自由貿易政策和國際貿易機制并不等同于完全遵循比較優勢原理和自由貿易理論制定的貿易政策。對比較優勢原理和自由貿易論的質疑也不能說明西方國家會打算放棄自由貿易政策。
不過，瑕不掩瑜，在當今金融危機波及全球，人們反思既有發展模式和經濟思潮之時，這本書更有其獨特的思想價值。
梅俊杰：《自由貿易的神話：英美富強之道考辨》，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