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劉鳴副所長的文章《斯人已逝，但大師遺產仍有爭議---重讀亨廷頓“文明沖突論”引起的思索 》節選文本刊載于《東方早報》
斯人已逝，但大師遺產仍有爭議
---重讀亨廷頓“文明沖突論”引起的思索
劉鳴 上海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
創造“文明沖突論”觀點的大師塞繆爾·亨廷頓已于去年12月24日溘然長逝，這使政治學領域和思想界少了一位能創造新觀點，引起學術爭鳴和轟動效應的重量級學者。亨廷頓學術遺產頗豐，他總共編寫了17本書，還撰寫了90多篇學術論文。其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已經被翻譯成39種文字出版。在他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題為《文明沖突》的文章后，曾在各國學術界引起了激烈辯論和質疑，盡管如此，我想世界上許多學者對其重要的學術地位是認同的，對其在世界上的獨特影響也是認可的，對其在國內政治、國際政治、戰略等研究上的諸多貢獻也是有所肯定的。
在亨廷頓發表了“文明沖突論”文章后，中國學界就作出了熱烈的反應，各種研討會相繼舉行，相關論文也紛紛見諸于國際問題研究的刊物。筆者也曾參加了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1994年5-6月間舉行的討論會，撰寫了“對未來國際政治沖突模式的幾點思考”論文，并發表于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社會科學》雜志1994年第10期。由于國內對此議題的討論如此熱烈和集中，所以，由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
當然，對亨氏的觀點不屑一顧的人有之，認為他標新立異，類似觀點早已有之；也有人對其論點進行了辯駁，指出其理論假設不符合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現實，因為不同文明既相互沖突，也相互融合、吸收和對話。對于中國人來說，特別不能接受的是，他把以“仁、義、禮、智、信”為教條的儒家文明國家列為與基督教文明發生沖突的譜系中的一類，暗示西方文明高于非西方文明。
從當時的拙文來看，筆者對亨氏的觀點采取了客觀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提出了“在相當程度上是與現實吻合的，但還需根據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的論點，因為各種國際沖突中的文明因素在增加，具有文明特質的沖突在局部上升。在時隔14年后，重拾這篇拙文和當時有關的論點，筆者感到既有維持原有判斷的方面，也有必要重新更新對亨氏觀點的一些評價，完善拙文不盡如人意的表述。總體而言，亨氏提出文明沖突論有兩點是可以稱道的：1，敢于對禁忌的話題點題和破題，說了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就如日本人談論天皇體制，美國人揭露種族主義根源的問題一樣；2，提出盛世危言，警告美國人不要揚揚得意，注意非西方文明的復興和對西方中心地位的挑戰，提防非傳統的威脅源。
針對拙文原有的論點，“不能茍同因為非西方文明將扮演主要角色，而使得文明沖突成為全球占主要地位的沖突形式，文明之間的斷裂線將成為未來沖突的分界線”，到目前為止，筆者仍然堅持這一點。雖然，柏林墻倒塌后出現了許多民族和宗教的沖突，也發生了9。11的事件，但是，這僅僅是部分帶有不同文明差異特質的一種沖突，它不代表所有為領土、資源、權力、意識形態、一國內部的統治權和其他國家利益而爭斗的傳統型沖突，也不能改變國際權力結構的配置對國際政治主體系的影響。中國與西方國家在西藏、人權問題上的斗爭，更多是意識形態的沖突，而不是文明沖突。亨廷頓試圖尋找冷戰后主要矛盾的意識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不能把所有的沖突，甚至歷史上久已存在的矛盾一股腦地塞進文明沖突的范式中。冷戰后文明沖突的突現，主要應該從歷史發展的相對視角去思考，因為大國間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和全球性的政治地緣競爭可能性已大大退縮，文化的相似性似乎更有利于特定國家間的全方位合作。但是，在重要時機，國家（特別是大國）的傳統國家利益仍然高于文明一致的利益。
另外，亨氏確定的八大文明并不窮盡，許多單一民族內部有不同歷史文化傳承的種群和部落；同一宗教有不同教派，它們都有差異和矛盾。如果文明沖突是主要的沖突形式的話，那么，除主文明之間的沖突外，尚有主文明和次文明、次文明和次文明、各主文明與次文明內部的沖突，甚至產生一種主文明與另一種主文明聯手對付后者某一部分的特殊沖突（如海灣戰爭）。按照這種歸類，國際關系就不成為國家間的關系，文明之間的界線也將呈模糊與交叉狀，其沖突將會無限擴大，整個世界會成為一個無行為主體可尋，無國際機制管理的混沌體。
塔利班和基地組織屬于原教旨伊斯蘭主義，它們發動9。11的攻擊，是一種文明內部的一個非主流派別對西方的攻擊，它源于它們對西方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偏袒以色列、以強權主義方式管理世界和現代性文化對伊斯蘭傳統文化侵蝕的不滿，但它不是整個伊斯蘭文明對西方文明的全面圣戰。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是“大中東計劃”的一部分，目的是在中東建立一批由溫和人士執政的伊斯蘭政權，而不是否定整個伊斯蘭文明。
拙文中也曾提及亨氏認為文明沖突發生在微觀和宏觀的兩個層次上，而當時筆者則強調沖突主要是在微觀層面。但從近年情況看，沖突也發生在宏觀的層次上，如中日、中美、中印、俄美歐、中歐在競爭軍事和經濟權力、在爭取國際機構內的領導權和推廣有利于它們的宗教價值觀方面，有加劇的趨勢。當然，它同樣可以以傳統的國家利益和國際力量均勢的理論進行解讀。所以，文明沖突是與傳統性國家沖突交織在一起，主導著國際秩序，它是一種混合性的沖突模式。
當然，亨廷頓引出文明沖突論的理論假設和對傳統現實主義不言自明命題的質疑仍不失為一種思想的突破。如不能簡單地從文化上把世界分為東方和西方，在經濟上把世界分為南方和北方，非西方是由許多部分組成的；以傳統的國家主義的范式已不能有效地解釋所有的冷戰后的國際政治等。但其主要存在的問題是，在從一種分類、視角和范式跳到另一種分類、視角和范式時，過于單一化和絕對化，沒有從辨證的角度去審視國際政治的不同維度、層次的問題，缺乏對國家行為體與文明之間互動與互制關系進行闡述，過高地突出了文明鏡面的影響，在把國家權力和利益影響邊緣化方向上走得超前了。在論證非西方文明必定通過結盟來挑戰西方文明的命題時，他又以先入主見的立場，牽強附會與削足適履地把中國與伊斯蘭國家捆綁在一起。
公允地講，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對美國國家戰略有其相對的價值性。冷戰后美國一些理論家爭先恐后構建新的理論框架和戰略思路來競爭國際秩序走向定位的創新權，其中，弗朗西斯•福山和亨廷頓兩位的判斷是截然相反的。福山在其1989年發表的《歷史的終結？》一文中提出，西方國家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歷史將因世界向民主資本主義方向發展而結束”。其含義是，美國應該通過在世界各地，尤其中東地區，傳播民主，來徹底終結不同的意識形態，改變世界秩序。美國新保守主義者和布什政府接受了這樣的論斷，力圖以先發制人的手段來改變反美的中東國家政權。9。11襲擊事件、恐怖主義勢力頑強的生命力、俄羅斯的復興與中國的崛起證明了福山理論的破產。顯然，亨廷頓的警世預言比福山棋高一著，認為歷史沒有終結，隨著西方的削弱，其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觀會失去它的吸引力，文化上的差異和文明之間的矛盾會成為美國及西方與非西方國家的新的沖突源，應該用巧權力來削弱儒家和伊斯蘭國家對美國的挑戰。
同樣，他的理論在政治上的消極性也是無庸置疑的。因為，他的后一本書《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反映出他的排外主義情結，而“文明沖突論”則表明了他對非西方文明崛起的擔憂與排斥，暗含新興國家或異教徒國家是潛在挑戰者之意。而隨著反恐戰爭的延續；伊斯蘭激進勢力的持續挑釁；美伊與美朝核危機的長期化；以及中國的崛起加深同美國和歐洲國家的結構性的矛盾、中國的“北京共識”發展模式展現出比“華盛頓共識”更多的魅力、美俄在歐洲的競爭的擴大，這些新趨勢都會使美國政府更易于接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的觀點，成為制定外交政策的考慮因素。如果美國斷定不同文明國家無法真正的對話和共存，無法建立信任和開展合作。并且滑落到羅伯特·卡根的“當前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是民主資本主義與專制資本主義的矛盾” 的論斷上，那么，它勢必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推動“民主同盟”的建立，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采取防范和控制不同文明國家的發展的措施，在非西方國家之間制造矛盾，以經濟、自由市場、民主價值觀和文化宣傳等手段漸進地改造不同文明國家的文化與政治制度。這樣，真正的文明沖突將一言成讖。
從國際關系理論的視角看，亨廷頓理論的科學性和邏輯性相對較弱。結構現實主義提出無政府自助體系，國家要依靠權力競爭而不是國際合作來維持生存，但各國可以通過均勢這個機制來保持國際體系的穩定與運行。新自由主義制度則通過博弈論的論證，提出國際制度和規范提供的共同利益可以減弱無政府體系的國家沖突性。而全球化理論則在跨國界性社會性問題增生上做文章，強調各國相互依賴來加強全球治理，應對共同挑戰。但是，亨廷頓的理論則無法提出有意義的解題性的方案。
（該節選文本刊載于《東方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