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7年初開始，一股借助蘇丹達爾富爾（Darfur）問題詆毀中國的濁流開始在國際社會涌動，一些人甚至別有用心地以此為據煽動“抵制北京奧運會”。那么，達爾富爾問題是如何形成的？它何以會同中國北京奧運會聯系在了一起？中國政府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的實際姿態如何贏得國際社會的贊賞？本文擬就上述問題進行探討。
一、達爾富爾危機的起源
達爾富爾是位于蘇丹西部的一個地區，面積約50萬平方公里，緊靠利比亞、乍得和中非共和國，占蘇丹總面積的1/5。它是1650年出現在杰貝爾馬拉赫高原地區的一個由蘇丹統治的領土，1917年落入英國之手并歸入蘇丹版圖。達爾富爾地區自然地理條件惡劣：其北部和西部地區是撒哈拉沙漠的東南延伸地帶，荒蕪人煙的沙漠面積達14.5萬平方公里，占全區總面積的28%；中部為達爾富爾高原臺地和山地；南部則多為河谷地形。該地區的氣候由北向南呈現出由熱帶沙漠氣候向熱帶草原氣候過渡的特征，降水量也從北向南逐漸遞增。而且北部沙漠地帶終年高溫、干旱、少雨；中部山區的年降水量為100
近30多年來蘇丹的降水量一直很低，特別是1998年以來更是連年旱災。嚴重的旱情不僅使達爾富爾北部地區土地沙化、草場退化的面積不斷擴大，而且使原本水草豐茂的中南部地區的豐富水資源和良田出現大幅度退化。北部阿拉伯游牧部落為生計所迫，源源不斷地遷徙至達爾富爾中南部尋找草場和水源。在受干旱威脅的阿拉伯牧民試圖占有肥沃地帶同時，定居黑人農民也為守護“自己的”土地而堅決抵抗，他們開始把土地圈起來拒絕牧民進入。自80年代后期以來，定居部落與游牧部落之間的沖突明顯增多，尤其是土著黑人農民的富爾部落與一些阿拉伯游牧部落之間為爭奪土地和水資源的爭斗不斷。1990年，蘇丹巴希爾政府和地方部落首領對沖突進行了調解，但在隨后幾年，緊張狀態依然存在，這些部落之間的沖突也依然持續。一些富爾人對巴希爾政府的憤恨也因此而加劇。
為在沖突中獲勝，雙方的一些大部落開始建立起自己的民兵武裝。2000年以來，達爾富爾地區的黑人武裝把矛頭直指蘇丹政府，指責中央政府忽視達爾富爾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片面強調中央政府的阿拉伯屬性，利用手中權力犧牲黑人部落的利益，袒護阿拉伯部落，由此逐漸走上與蘇丹中央政府武裝對抗的道路，他們在與阿拉伯人以及政府軍的武裝沖突中日漸發展壯大，最終形成了兩個有組織的反政府武裝——蘇丹解放運動（Sudan Liberation Movement，簡稱SLM）和正義與公平運動（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簡稱JEM）。前者以富爾人為主體，后者以扎加瓦人為主體。這兩支武裝以政府未能保護他們免遭阿拉伯民兵襲擊為由，展開襲擊地方政府的官員、議會和警局等反政府武裝行動，要求實行地區自治。連綿不斷的武裝沖突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和社會動蕩，達爾富爾問題由此形成。2003年2月，北達爾富爾州首府、達爾富爾地區最古老、規模最大的城市法希爾被反政府黑人武裝攻陷，政府軍的一名高級將領被俘，達爾富爾危機由此正式爆發。隨后蘇丹解放運動、正義與公平運動等當地黑人反政府武裝與政府軍以及阿拉伯民兵武裝之間的暴力沖突愈演愈烈，國際社會的多次努力均未能制止沖突。連年的內戰，造成了大量的人員傷亡和難民。但各方統計數據不一，出入甚大。蘇丹政府2004年9月公布5000人死亡，后又公布約1萬人死亡、約100萬人流離失所；世界衛生組織、以及聯合國曾采用約7萬人死亡的數目，西方媒體常常報道20萬人死亡、約250萬人淪為難民。[1]據聯合國的統計，截至2007年1月，達爾富爾三個地區流離失所者的總人數已超過了200萬人。[2] 由于各種因素，統計數據不一，但達爾富爾出現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確是不爭的事實。
二、達爾富爾危機不能歸罪于中國
達爾富爾危機一開始并不為外界所關注。2004年恰逢非洲盧旺達種族屠殺十周年，為警示世人、避免悲劇重演，國際社會舉辦了一系列圖片展覽和報告活動。2004年又正值美國總統大選年。力欲連任的布什總統一方面為轉移媒體對伊拉克亂局的關注及其相關的對本政府的指責，另一方面也為抓住道義之旗幟、與民主黨克林頓政府在盧旺達人道危機上的無所作為形成對比，從而更多地爭取國內黑人和基督教徒的選票，不失時機地對達爾富爾危機表現出異常的“關切”。盡管聯合國、非盟、歐盟等均不認可用“種族屠殺”來給達爾富爾危機定性，但2004年7月美國國會還是通過決議，把達爾富爾地區的沖突狀況定義為“種族大屠殺”。隨后，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和總統布什也在一系列講話中頻頻使用了“種族大屠殺”一詞。我們并不否認達爾富爾悲劇的嚴重性，但是確實由于這些政治因素使得達爾富爾問題開始被“無限放大”[3]。達爾富爾問題不僅開始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相隔萬里之遙的中國也被無端指責，甚至連風牛馬不相及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也因此受到了牽連。
在2007年3月初，日本右翼政客、自民黨政調會長中川昭一在一個雜志上口出狂言，聲稱要“抵制北京奧運會”。
實際上，真正了解達爾富爾問題起因的人都知道，達爾富爾問題的形成，是與當地長期的部族矛盾和利益沖突分不開的，其根源還在于經濟發展問題，這些矛盾、沖突是由蘇丹國內經濟發展嚴重失衡以及當地居民生存競爭所引發的。因此，達爾富爾危機不能歸罪于中國。中國既不是達爾富爾動蕩的起源，也沒有回避對這一地區沖突的“國際責任”。那些試圖把達爾富爾問題同中蘇（丹）關系掛鉤的言論是對中蘇（丹）關系的誤解，更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中國和蘇丹之間是一種平等互惠的合作共贏關系。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意大利阿吉普公司和英荷殼牌公司進入勘探石油，但沒有實質性的發現。70年代美國謝夫隆在蘇丹南部進行長達10多年勘探，油產量不甚理想，最后美國公司在80年代末在失望中離開蘇丹。多年來蘇丹缺乏石油開發資金與技術，石油消費仍然依靠進口，用匯量占其外匯收入近30%，嚴重影響經濟發展。正是在中國石油公司的幫助下，蘇丹從1999年起才開始由石油進口國變成石油出口國。2000年起，蘇丹財政首次出現贏余，蘇丹巴希爾總統由衷稱贊道：“蘇丹工業的開創，作出貢獻最大的是中國，干得最出色的是中石油！”蘇丹的經濟增長與中蘇之間的經貿合作是分不開的。廉價的中國小商品符合當地大多數民眾的消費水平，深受他們的喜愛。世界銀行最近在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是非洲的第二次機會”。報告認為，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亞洲最大的非洲產品輸入國，從1999年至2004年，非洲對中國的出口年增長為48％。
其次，中國和蘇丹之間的經貿合作往來有助于當地社會的發展，有助于當地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中國在蘇丹開發能源和礦業的同時，不僅增加了當地政府的稅收，為當地民眾創造了就業機會。中資企業還幫助培訓當地的管理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為當地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人力資源儲備。中蘇能源合作提供的就業崗位超過10萬人次。在石油合作公司甲方單位中，中方工作人員僅占10%，而蘇方多達90%。在乙方單位中，蘇方工作人員所占比率也高達65%。此外，中國公司還在當地修建公路、醫院和供水等配套設施，使當地居民的生活環境得到顯著改善。以中石油為例，“截至2006年底,中石油先后在蘇丹投入3287萬美元用于社會公益事業,當地直接受益人數超過150萬。” [7] 2007年初胡錦濤主席訪問蘇丹期間，再次要求駐非中資企業要堅持互惠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積極與當地社會和諧相處，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多做有利于增強非洲國家自主發展能力、幫助非洲人民改善生活的好事，為非洲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8]
三、中國為解決達爾富爾問題積極努力
在達爾富爾危機面前，中國政府并沒有回避作為一個大國的“國際責任”，但是中國始終堅持通過政治途徑解決危機，并多次表示愿意為達爾富爾問題的解決發揮建設性作用。中國政府認為，制裁和沖突在任何時候都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因為“任何事關達爾富爾問題的解決方案，如果不利于維護蘇丹的國家統一，勢必在蘇丹全國民族和解進程中橫生枝節，也勢必引發地區矛盾如推倒多米諾骨牌般進一步復雜化和動亂的加劇。同理，如果不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不通過求同存異獲得問題的公正持久解決，也斷然無法根治由利益差異產生的矛盾。”[9]正因為如此，2004年7月和9月聯合國安理會就達爾富爾問題通過1556和1564號兩項決議，由于其中含有威脅對蘇丹進行制裁的內容，中國投了棄權票。2006年8月，考慮到通過決議的時機不當，“無助于阻止當地形勢進一步惡化”，中國和俄羅斯一道對安理會1706號決議投了棄權票。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政府對達爾富爾問題視而不見或是坐視不管，實際上中方支持在解決這一熱點問題過程中的國際合作，贊賞蘇丹政府、非盟、阿盟、聯合國以及有關國家為解決達爾富爾問題做出的努力，同時中國自身也在為推動這一問題的妥善解決而積極努力。就總體而言，中國政府的努力主要包括下述幾個方面：
1、通過雙邊和多邊途徑同有關各方進行溝通與對話，推動有關各方縮小分歧，達成共識。自達爾富爾危機爆發以來，中方一直通過元首互訪、派遣特使、互通電話、互致信函以及在聯合國等場合進行協調與溝通，推動有關各方縮小分歧。2006年11月，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安南提出聯合國分三階段向非盟駐達爾富爾部隊提供支援的計劃，為和平解決達爾富爾問題找到了一條符合實際的道路。“安南計劃”的主要內容為：第一階段，聯合國向非盟部隊提供價值2100萬美元的軍事裝備和物資，并派遣近200名軍官、警官和文職官員，在非盟部隊中擔任參謀和顧問等職務；第二階段，聯合國支援非盟部隊的人員和裝備將達到一定規模；第三階段，在達爾富爾完成部署聯合國—非盟混合部隊，這支部隊將由1．7萬名軍人和3000名警察組成，其指揮權將掌握在聯合國手中。蘇丹政府對“安南計劃”持反對態度，認為反政府武裝是導致達爾富爾地區動蕩不安的罪魁禍首，同時堅持認為達爾富爾問題屬于蘇丹內政，反對把達爾富爾問題國際化。正是由于中國從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蘇丹方面才原則接受了安南方案，并表示愿意在此問題上進一步顯示靈活。
2、積極與蘇丹政府溝通，多次派遣特使赴達爾富爾訪問考察。2006年1月，中國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長呂國增訪問了達爾富爾地區。2007年4月，中國政府特使翟雋又對蘇丹進行了為期4天的訪問，蘇丹總統巴希爾會見了翟雋。翟雋還訪問了達爾富爾地區，會見了北達爾富爾州和南達爾富爾州的州長以及地方政府其他官員，并參觀了3個難民營，與當地各界代表和難民進行了座談，實地了解達爾富爾地區的人道主義和安全狀況。
3、積極提出建設性倡議，確保有關各方的利益能夠得到應有的尊重。
4、高度重視達爾富爾地區的難民生活狀況和人道主義危機，努力幫助達爾富爾地區人民改善生活條件。中國政府已先后向當地和非盟特派團提供了約8000萬元人民幣的人道主義物資援助和捐款，第五批援助物資已于11月抵達。胡錦濤主席年初訪問蘇丹期間，宣布再次向蘇丹提供4000萬元人民幣的援助。中國還同意在聯合國安理會框架內向蘇丹派駐315人的工兵維和部隊，參與達爾富爾地區的維和任務，首批135名中國赴蘇丹達爾富爾維和人員也已于2007年11月底抵達南達爾富爾州首府尼亞拉。這支先遣分隊隸屬聯合國—非盟達爾富爾特派團，分為指揮組、水源勘測組、道路橋梁分隊、建筑安裝分隊、支援保障分隊和警衛分隊。他們將被部署到蘇丹南達爾富爾州首府尼亞拉市，作為落實“安南方案”第二階段支援計劃的一部分，主要承擔任務區內修建及維護道路、橋梁、建筑物、停機坪和防御工事、勘察水源、鉆井和修建相關取水輔助設施等項工程保障任務，為聯合國與非盟維和部隊的混合行動創造條件。
四、中國的建設性作用得到國際贊賞
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發揮獨特的影響力，關鍵就在于我們處理好了三個問題：一、尊重蘇丹政府的主權，堅持不干涉蘇丹政府的國內事務，而是以朋友的身份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對此，負責中國政府達爾富爾事務的劉貴今大使多次表示“達爾富爾是蘇丹的達爾富爾，是非洲的達爾富爾。” 中國始終遵循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來處理達爾富爾問題，從而贏得了蘇丹政府的充分信任。二、堅持平等相待，以平等的身份，友好的態度同蘇丹政府進行對話和協商，而不是以居高臨下的態度動輒以制裁來進行威脅，并且充分考慮到了各方的利益。在中方支持下安理會通過的1769號決議不僅為非盟－聯合國部署混合維和部隊鋪平了道路，并且沒有表示要對蘇丹施加壓力或經濟制裁的內容。蘇丹常駐聯合國代表阿卜杜·哈利姆表示，決議照顧到了蘇丹政府的許多關切。曾經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參加巴黎達爾富爾問題國際會議的劉貴今大使說道：“中方努力說服西方同行采取強硬手段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實施經濟制裁只會阻礙蘇丹政府在這解決這一問題上的合作態度，并使形勢更加復雜。”[10] 三、堅持以長遠的眼光，從大局出發來解決問題。中方認為，達爾富爾問題的根源在于貧困問題，只有把發展問題解決了，這一沖突才能得到最終的解決。中國政府積極發展雙邊經貿關系，多次向蘇丹提供發展援助和人道主義援助。中國的投資使蘇丹形成了一整套煉油、石化工廠和貿易體系，10多萬蘇丹人在中蘇合作項目中找到了工作。中國幫助蘇丹建造的麥羅維水電站大壩已初步成型，并將于2008年竣工。屆時，它將使蘇丹全國發電量增長到原來的三倍，不僅可以緩解蘇丹電力短缺的情況，還將為方圓約
中國政府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的積極努力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阿拉伯國家聯盟負責政治事務的副秘書長本·哈拉
值得注意的是，到2007年9月，即使在主張把達爾富爾問題與“抵制北京奧運會”相掛鉤的鼓噪一度喧嘩四起的美國，中國在達爾富爾問題上所發揮的建設性作用也得到廣泛認可。
五、達爾富爾問題推動中國非洲外交轉型
從某種程度上說，達爾富爾危機既是對中國非洲外交的一場考驗，同時也表明中國非洲外交正在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在達爾富爾問題上，中國政府堅持互不干涉內政的基本原則，但是并沒有放棄推動和平解決達爾富爾問題的外交努力。中國政府在堅持外交原則的基礎上與時俱進，不斷進行制度創新，通過派遣特使、外交斡旋、派駐維和部隊等種種途徑積極地參與了達爾富爾的和平進程，承擔了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的“國際責任”。
中非關系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步，迄今已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非雙方領導人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開始接觸，隨后從1956年起中國與埃及等非洲國家陸續建交，至1979年底，我國已與44個非洲國家建交。這一階段，中國和非洲國家作為第三世界的盟友共同團結起來，開展反殖、反帝和反霸的斗爭。不過由于冷戰的國際大背景，意識形態考慮在這一時期的中非關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0世紀80－90年代是中國對非外交的第二階段，這一時期中非關系中的意識形態成分開始淡化，務實的經濟合作成為雙邊關系中的主導因素。眾所周知，這一時期中國和非洲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幾乎所有非洲國家都完成了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歷史使命，進入了為經濟獨立而奮斗的新階段，而中國也剛剛步入改革開放的進程。在這種情況下，中非關系變得更加講求實效，更加注重經濟合作與平等互惠。與此同時，中非經貿關系則飛速增長，從90年代初的10多億美元發展到1999年的64.8億美元[14]503。
進入新世紀后，中非關系加速發展，并開始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中國對非外交開始了戰略性的調整，平等的戰略性的“互利共贏”成為中非關系的主軸。2006年初，中國政府發布了《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公開表示要“與非洲國家建立和發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鑒的新型戰略伙伴關系”。與此同時，雙方經貿合作更是發展迅速，2000年中非貿易額首次超過100億美元，2006年雙邊貿易額即已達到554.64億美元。2007年1-6月，中國與非洲國家進出口貿易額就已達到320.5億美元，同比增長25%。
從經貿往來、人員互訪到建立長效機制和對話論壇；從單一的政治對話到派駐特使和維和部隊、積極參與解決地區危機，表明快速發展之中的中非關系正在經歷一個全新的轉型過程。如果說全球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化的現實是中非關系發展大背景的話，那么中非雙方日益增長的戰略需求則是雙方關系加速發展的根本動力。雖然非洲國家基本上實現了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的使命，但是很多國家仍然沒有擺脫貧困的境地，社會經濟發展依然停滯不前。不少非洲國家既盼望著能夠搭乘中國經濟快車，擺脫對西方國家的經濟依賴，提升自身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同時也希望借鑒中國的發展經驗，并期望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為發展中國家仗義執言。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經濟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中國和平崛起的態勢日漸顯現，中國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也日益突出，中國同外部世界的相互依存度也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候。這就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對非外交呈現出更加積極的姿態，更加強調發展同非洲國家在互惠合作基礎上的新型戰略平等伙伴關系，也更為重視同國際社會一道為實現非洲的和平、穩定和繁榮而力所能及地作出自己的實際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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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專訪：中國在達爾富爾問題上作用獲贊譽[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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