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周邊地緣政治結構的二元化
當前，二元化是中國周邊地緣政治結構的一個基本態勢，即冷戰的遺產與新興的地區合作體系的兩者長期并存，前者主要表現為冷戰時期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同盟體系以及冷戰時代未解決的遺留問題，如朝鮮半島問題、臺灣問題等；后者則是指冷戰后90年代以來中國倡導、推動和參與的一系列地區多邊合作機制，兩者構成了中國的周邊地緣政治環境的主要內容。這種二元化結構的基本態勢決定了中國的和平發展在周邊的挑戰和機遇共存。
冷戰時期，美國為遏制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和中國臺灣等締結了一系列主要針對中國的雙邊和多邊軍事條約，在亞太地區構筑了沿“阿留申-日本-琉球群島-中國臺灣省-菲律賓－澳大利亞”一線的軍事同盟體系。冷戰結束后，上述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體系并未隨冷戰的結束而消亡，其中最重要的同盟體系依然存在，并進一步得到強化與擴展。而且，在新的形勢下，這些冷戰時期的遺產又增添了新的內容。
從9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在亞太地區采取了一系列全面強化以美日同盟為核心的同盟體系的戰略性步驟，包括：擴大美日安保范圍；延續美韓、美臺、美菲、美澳新軍事條約，擴大對臺軍售，在西太平洋地區加緊前沿部署戰區導彈防御系統；與中亞國家建立“北約對話伙伴關系”等。“9·11”后，美國利用國際反恐斗爭，前所未有地在中亞、南亞建立基地、派駐軍隊，并在東南亞加強軍事滲透，擴大其力量存在和軍事準入；支持日本向印度洋派遣作戰部隊，積極調整、改善與印度的關系，支持印度發展核力量。美國鼓勵日本“南下”、澳大利亞“北進”和印度“東向”，以日本、澳大利亞、印度作為其亞太戰略的三大支點，促使其海上力量在東南亞和馬六甲海峽相會，扼守太平洋和印度洋兩洋戰略通道，構筑從阿拉斯加到澳大利亞的西太平洋防御島嶼鏈；其主要戰略目標便是要在被其視為“最大潛在戰略對手”的中國周邊建立一整套“預防性遏制和封鎖”的網絡。我們不難從這些年來以下諸事態中窺見其斑。美日“2＋2”會議發表共同聲明、界定“共同戰略目標”。美印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達成美印核合作協議。2007年9月上旬，美、日、印、澳、新（加坡）在孟加拉灣舉行大規模聯合海軍演習，國際觀察家就認為，這“無疑表明了亞太地區未來的地緣政治安排”，“是否預示亞洲將出現新的遏制中國的軍事聯盟？”[1]
冷戰時期一些遺留未決的問題也出現了新的變數，這些變數極大增加了我國的周邊地緣政治環境不確定性，甚至構成了嚴重的潛在威脅。首先，“9·11”后，日本右翼政治勢力和極端民族主義傾向明顯上升，加快推進以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為目標的“正常國家”戰略，否認侵略歷史，修改“和平憲法”，取得集體自衛權，并以“反恐”名義“借船出海”，將防衛廳升格為省，力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聯合干預臺灣問題也被列入日美“共同戰略目標”，其極右勢力染指臺灣的企圖時隱時現。其次，朝鮮核問題明顯帶有冷戰遺產的性質。冷戰后，朝核問題長期未獲解決乃至一波三折的危機局面，其主要癥結之一在于朝鮮半島安全結構轉型進程中朝美雙方戰略的巨大差異和相互沖突。但朝核問題直接關系到中國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戰略緩沖空間，中國在朝核危機中難以獨善其身，從而積極推動六方會談。但2006年朝鮮強行突破核門檻，又顯示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明顯有限，朝核危機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于朝美雙方的直接談判，朝美雙方的進一步接觸及其雙邊關系的發展，無疑將改變東北亞的地緣政治結構，成為未來中國外交面臨的一個重大考驗。再次，冷戰后，臺灣問題日益成為中國地緣政治中的長期性、戰略性威脅。尤其是陳水扁上臺后，臺灣島內的臺獨勢力發展迅猛，在臺灣執政的民進黨頑固堅持“臺獨”路線，沖擊“一個中國”原則，蓄意制造“法理臺獨”和臺海危機，近期又罔顧各方警告，肆無忌憚地推動“為臺灣正名”、“入聯公投”等“臺獨”分裂活動，其利用2007年“修憲”和2008年臺灣選舉制造臺海危機的可能性不可忽視。由此，臺獨勢力的分裂活動成為影響我國國家安全和地緣政治環境的最危險制約因素。
同時，由于歷史、地理等因素，中國目前還與周邊國家存在不同程度的領土領海爭端。在陸地邊界爭端方面，基本上是與印度的邊界爭端，目前中印邊界談判正在正常軌道推進，但短期內解決兩國邊界爭端難度甚大。在海域爭端方面，當今最突出的是中日東海爭端，涉及到中日兩國關于東海大陸架、經濟專屬區劃界、東海油氣資源開發、以及由來已久的釣魚島主權歸屬等爭議問題，尤其是圍繞東海油氣勘探開發的分歧，成為中日關系緊張因素導火線之一。雖然雙方已達成通過和談解決的共識，但日方仍然堅持非分要求。安倍訪華不久，日美聯手舉行針對“橙國入侵”而奪回釣魚島的演習，其矛頭所向不言而喻。另外一個重要爭端是與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文萊、馬來西亞等東南亞有關國家關于南中國海的爭議，關系到中國100多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主權，又牽涉到南中國海豐富的油氣資源問題。另外中國還與朝鮮、蒙古以及中亞國家等存在潛在的領土爭端問題，即使已經解決的中俄、中塔、中吉邊界問題，也不排除這些國家隨政局變動而重挑爭議的可能性。這些也是影響中國周邊環境的不可忽視因素。
與此同時，中國周邊地緣政治環境出現了另一個發展維度，即在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觀基礎上，中國積極參與、推動乃至倡導的地區合作新體系正在逐步構建。這種地區合作新體系目前主要由圍繞中國周邊的三個次區域合作機制組成。
一是中日韓加東盟的“10+3”機制。經過近10年的發展，“10+3”機制合作由經濟領域向社會經濟文化安全領域擴展，構建起以經濟為動力的多層次、多交叉的全面合作格局，形成日趨成熟的東亞區域合作的主渠道，并為東亞共同體建設奠定了基礎。2005年3月，中國與東盟通過“10＋1”的合作機制，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在南中國海“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開始付諸實踐。2005年底，東盟10國和中日韓3國以及區域外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3國舉行首屆東亞峰會（“10+3+3”），作為新的合作平臺，將推動東亞合作向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水平邁進。至此，東亞已初步形成以東盟為核心、逐次向外延伸的次區域合作體系，中國所倡導的開放的地區主義、堅持東盟主導地位、保持合作的透明與開放度，在務實共贏的合作中推動各國共同發展等一系列主張得到廣泛認同。
二是上海合作組織合作機制。其由1996年開始的中俄哈吉塔“上海五國”機制發展而來。這些年來上海合作組織已基本完成機制化和法律化建設。2006年6月圓滿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上海峰會，標志該組織已經穩步進入全面務實合作的發展新時期。十年來在國際體系轉型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下，“上海五國”-上海合作組織合作進程積極探索構建新型國家關系、新型安全觀和新型區域合作模式，在經歷“9·11”事件、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獨聯體國家“顏色革命”等重大國際事件的嚴峻挑戰中日趨成熟，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特別是作為當代中國外交的重要實踐、中俄與中亞鄰國共同創建的新型區域合作模式，其已成為一個由中俄主導的我國西北周邊地區并向亞洲其他地區擴展的開放性、綜合性的多邊區域合作機制。
三是東北亞六方會談機制。2002年10月朝鮮核危機再度激化，東北亞地區安全出現緊張態勢。中國始終以負責任的建設性態度進行持續不懈的外交努力，先在2003年4月促成中、朝、美三方北京會談，而后又成功推動同年8月起由中、朝、美、韓、俄、日參加的關于朝核問題的四輪六方會談相繼在北京舉行。由此朝核問題不僅沒有走向戰爭的極端，反而創造了多邊會談協商解決的機制。盡管2006年10月朝鮮核試爆，使東北亞形勢又趨嚴峻，但中國既堅持原則勸和促談，又妥善處理各種關系，促使六方會談恢復舉行，并于2007年達成具有突破性意義的“2.13”協議，[2]2007年7月朝鮮宣布停止寧邊核反應堆。這使東北亞因朝核試爆而趨于緊張的局勢重新回到和平對話的軌道。這一重大進展既是六方共同努力的結果，更是中國在臺前幕后進行的艱苦細致、耐心周密的外交斡旋協調的成功。在中國的積極介入和倡導下，朝核問題六方會談機制不僅走向長期化和機制化，而且出現其功能向縱深延伸的趨勢，即圍繞朝鮮軍備問題和能源-經濟問題兩個方向延伸，最終向建立朝鮮半島永久和平機制乃至東北亞安全合作機制的發展，成為六方會談機制的“升級版”。
總體上看，新世紀以來，冷戰時期形成的美國主導的亞太同盟體系正在調整之中并得到加強，在相當程度上仍然支配著亞洲地緣政治格局；而中國所參與、推動和倡導的“10+3”、上海合作組織和東北亞六方會談這三個次區域合作機制起步不久正處于不斷發展和完善中，還面臨著許多內外挑戰和發展瓶頸，成熟度和內聚力不及美國主導的亞洲盟國體系；但在發展趨勢上，這些次區域合作機制建基于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觀之上，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發展潛力，呈現良性、上升、擴大的勢頭，正在構建起一種謀求地區合作、穩定、發展與繁榮的新型亞洲合作體系。其與美國在亞洲的盟國體系相并存，形成相當時期內的亞洲二元地區國際體系和地緣政治格局。這是21世紀中國和平發展進程中特別是2020年前戰略機遇期所面對的周邊國際環境的基本面，也是我們分析當前中國和平發展戰略在亞洲面臨挑戰和機遇的主要出發點。
二、中國周邊地緣經濟結構的發展
與地緣政治結構相比，中國周邊的地緣經濟結構就表現出更為有利的局面及發展態勢，這與地緣政治結構變化的顯性表現滯后于地緣經濟的轉型有關。中國周邊地緣經濟結構的有利局面與良好發展勢頭，是中國周邊地區合作機制興起的物質基礎和動力保證，并已經對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結構產生積極而深遠影響。
中國周邊地緣經濟的一個突出發展，就是中國在周邊地緣經濟結構中的地位發生了實質性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穩定發展，極大地拉動了亞洲乃至全球經濟發展，中國逐步取代日本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主引擎，亞洲區域內經貿聯系成為中國對外經濟關系的重點。1997年以來，中國進口的年度增長速度為18％，進口在GDP中所占比例高達34%, 高于日本4倍，美國2.5倍。中國的進口有一半來自東亞地區。[3]
2006年，中國出口貿易總額中，中國香港、日本、東盟和韓國分別排名于第三、四、五、六位；中國進口貿易總額中，日本、韓國和東盟（并列）、中國臺灣省和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居于第二、三、四、五位。日本是中國僅次于歐盟、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2006年中日雙邊貿易額達2073.6億美元，同比增長12.5%，其中中國對日本出口916億美元，同比增長9.1％；進口1157億美元，同比增長15.2％。2006年中國與印度、東盟、中國香港地區、韓國等其他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額增幅均超過20%，分別為32.9%、23.4%、21.6%和20%。我國現在是韓最大貿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場，韓是我第三大貿易伙伴國。2002年起中國成為韓國最大投資目的地國家。中國與東盟雙方已互為第四大貿易伙伴。1990年-2005年間，中國與東盟貿易的總額年均增長22%，比同期中國整體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的年均增長高出4個百分點。2006年，中國與東盟貿易額達1608億。日漸完善的立體交通網絡、互補性強的產品結構和“降稅計劃”的穩步實施，必將促使中國與東盟間的貿易以全球矚目的速度迅速增長。到2005年，中國已是越南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緬甸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的第三大貿易伙伴，馬來西亞、印尼、柬埔寨的第四大貿易伙伴。而且，中國與周邊的地緣經濟聯系正在從東亞向南亞、中亞、俄羅斯和太平洋擴散。中國同印度、俄羅斯的雙邊貿易繼2005年均超過200億美元后，2006年又分別達到249億美元和3339億美元，預計在2010年分別可達到500－800億美元。中國與澳大利亞貿易額由2000年的84.5億美元快速增長到2006年的329.5億美元，而且到2007年3月雙方12個月的貿易額已至414億美元，中國首次超過日本，成為澳大利亞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目前也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出口市場。
中國在亞洲地區經濟發展中地位的迅速上升，成為中國與周邊國家建設地區合作機制的重要支撐。中國政府也利用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積極倡導、推動和參與一系列地區合作機制，推動這些機制的落實和進一步發展，從而使得中國經濟發展與地區合作機制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為中國周邊地緣經濟結構朝著于我有利的方向深入發展。中國與周邊國家通過新興的地區合作機制，實現不同層次的區域經濟合作。這些合作既包括泛區域合作，也包括次區域、甚至更小范圍（例如邊境接壤地區）的合作。中國周邊地緣因素復雜性和多元性突出，不同區域合作模式并存，有利于各國尋求相宜的合作空間，防止在單一模式中陷入僵局。
10多年來，亞洲形式各異的區域（次區域）合作層出不窮，已逐漸顯現寬領域、多層次、廣支點、官民并舉的特征，相關的區域（次區域）合作組織與合作機制推動著區域一體化的良好發展。在泛區域合作方面，目前已形成機制化的上海合作組織、東盟、“10+3”、“10+1”、東亞峰會以及APEC等安排，正在發揮著積極作用。如中、韓、日分別通過“10+1”機制在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獲得不同程度的積極進展。但同時這些區域合作機制又暴露出各自的局限性。這些年來東盟在以“10+3”為主渠道的東亞地區合作進程中承擔著基礎的主導功能，發揮功不可沒的倡導者和驅動器作用，但由于其本身的內部矛盾和實力不足之缺陷，從長遠上和根本上說，“東盟難以擔當起東亞一體化的主導和核心力量這副重擔”。[4] 再如，APEC區域合作進程中，經濟技術合作在實際運作中缺少必要的著力點，其實際成效就不甚理想。還比較有限。然而，正是地區機制安排的某些缺陷，使某些發展特征比較相近的地區成員在一些特定領域可能形成功能性的區域合作機制。如在中亞地區，中國可以通過上海合作組織機制，與中亞和西亞各國開展以資源、能源投資為重點的功能合作。由于這些合作符合各方的利益需要，非經濟因素的干擾較小，其發展潛力和空間相當可觀。
逐漸成長的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區域多邊合作，既是亞洲地緣經濟轉型的關鍵環節和重要舞臺，又是中國在這一轉型中發揮積極影響的必要基礎。“隨著亞洲產業結構的重新組合，以及企業微觀整合逐步深入，各種區域和次區域的、制度性和功能性的機制安排將得到更加深入的發展。”[5]
2003年10月，中日韓三國領導人簽署《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確定三國合作的框架、原則和方向，并決定在貿易投資、信息通訊、環境保護、防災、能源、金融、科技、旅游、漁業等經濟領域乃至外交軍事、政治、文化領域進行交流與合作。2005年4月，中國與巴基斯坦簽署《關于自由貿易協定早期收獲計劃的協議》。其是繼與東盟后中國與亞洲國家簽署的第二個自由貿易協定，為彼此創造更好的貿易環境，也為對我國進一步開拓南亞市場創造積極條件。1991年中國與東盟對話進程開始，此后雙方經貿關系迅速發展，1991年雙方貿易額僅為63億美元，2004年貿易額便突破千億美元的大關。2005年7月《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的達成，為如期啟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鋪平了道路，也成為雙方貿易額迅速攀升的助力器。2008年雙方貿易額有望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
中國周邊地緣經濟的發展具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中國與地緣政治上競爭對手之間建立密切的地緣經濟聯系。日本與中國不僅在政治上具有競爭性，還在歷史問題上存在分歧，在東海問題上矛盾尖銳；中國與印度在邊界問題上積怨難消，同為正在崛起的新興發展中大國，競爭性不可避免；臺灣島內的臺獨勢力不斷制造事端，以各種形式圖謀分裂國家，臺灣問題是中國地緣政治中一個最不穩定的焦點。雖然中國致力于解決或緩和這些矛盾，但它們仍然存在還時興波瀾，在相當程度上影響相互間關系。但是，地緣政治上的競爭與對立并沒有阻止中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關系的蓬勃發展，這些年來中國與日本、印度以及中國大陸與臺灣的經貿聯系卻不斷得到加強，我們從前文中的雙邊經貿狀況中可見一斑。
此外，中國周邊地緣經濟結構發展的另外一個重要表現，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能源合作進展順利。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從里海到中國新疆的輸油管道西段和東段相繼于2002年和2005年竣工，2006年5月，來自哈國的首批原油經中哈油管輸入我國，這是我國首次實現從陸路輸入石油。俄羅斯的遠東輸油管線通往中國大慶的支線開始實質性動工，2006年俄羅斯成為中國進口原油的第四大供應國。。中哈還在油田開發、跨國公司并購上的合作進展順利；中國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正在醞釀合作修建通到中國跨國天然氣管道；中國與印尼、澳大利亞也積極開展能源合作，中國還與越南、菲律賓在南中國海聯合開發油氣田，經過孟加拉、緬甸到中國云南的石油管道以及從伊朗經巴基斯坦到印度的輸油線路也在積極策劃中。2006年2月，中國還與巴基斯坦簽署了《中巴能源領域合作框架協議》。這些能源合作項目的順利進行，正在產生一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能源經濟帶，與有關國家在油氣勘探開發、油氣管道鋪設、能源企業相互間跨國投資、油氣儲備聯合建設以及節能提效、開發新能源和環保技術等能源各領域、上中下游各層面的互利合作廣泛開展。考慮到能源在經濟發展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能源經濟帶的形成，使中國面臨的周邊地緣經濟結構更具穩定性和戰略性。
三、亞洲新地緣結構的基礎——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共同利益
在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加速推進的背景下，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相互聯系日益密切，相互依存不斷加強，這種聯系和依存已經并將繼續衍生出一系列的共同利益，這些共同利益成為中國與周邊國家構建新地緣結構的堅實基礎。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實際上也是我國與周邊國家之間最大的共同利益。中國與周邊國家都以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作為本國的第一要務，這種目標上的一致為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的健康發展創造了必不可少的基礎；和平穩定則是實現發展的前提條件，中國與周邊國家要發展就必須維持本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要維持和平與穩定，要獲得發展，中國與周邊國家必須進行合作，合作是維持穩定、獲得發展的根本途徑。在世界聯系日益密切的全球化時代，和平、發展、合作這三個方面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這三個要素之間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是保證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亞洲新地緣結構得以構建的大環境。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國家利益與地區共同利益不斷增加，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合作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共同安全、合作共贏為宗旨的新安全觀為指導，遏制共同威脅、促進共同利益，構建一系列區域經濟一體化、區域安全對話機制、非傳統安全多邊合作機制、防擴散機制和人類安全公共管理機制。[6] 傳統安全觀認為國家或國家之間的安全關系是一種“零和關系”，強調追求絕對安全，國家安全可以通過擴充單邊軍事力量或建立若干國家的軍事聯盟實現。新安全觀則認為，在高度依存的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安全日益具有國際乃至全球安全的特征，安全是相對的安全，是相互依賴的、共同的安全。一國的安全要以相關國家的安全為條件，以綜合安全、合作安全為手段，重視通過對話、交流、合作的途徑，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致力于人的安全、社會安全、國際安全和全球安全，追求共同安全的“優態共存”。在新安全觀的指導下，中國與周邊國家能夠避免不必要的競爭與對抗，在合作中實現雙贏和多贏，這又反過來促進中國與周邊國家合作與共同利益的進一步拓展與延伸，從而實現一種良性互動的循環發展態勢。
中國與周邊國家共同利益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聯系進一步加強。中國與接壤鄰國之間的跨國界“自然經濟疆域”也在擴展和深化，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中國與東盟北部成員國之間的各種經貿合作正在快速推進。中國對外經貿的活動70%是在東亞地區進行的，投資中國的外商85%也來自東亞。2006年中國從亞洲進口占66.4%, 而亞洲作為出口市場占中國出口的47％。中國已經成為日本、韓國、大部分東盟國家和澳大利亞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拉動了周邊國家的發展，加強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相互依存度。東亞經濟內部的依存度已經超過東亞與北美、歐洲的相互依存。中國與東南亞、中亞、南亞、俄羅斯的經貿關系也向縱深發展。這是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最現實的共同利益，也是中國周邊地緣政治結構健康發展的最大動力，更是中國周邊新地緣結構的堅實基礎。經濟依存度不斷提高，將對地緣政治產生重要影響，制約或減少地緣政治的競爭與對抗，在新的地緣經濟基礎上構建新的地緣政治結構。
與此同時，當今世界反恐、能源、環境保護、金融、公共衛生和自然災害等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突出，中國周邊地區更是如此。進入21世紀以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恐怖主義、非法移民和毒品泛濫之類的功能性問題成為地區安全的首要議程。由于安全關注的性質改變，地區安全格局的特征和處理方法也在發生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周邊的地緣結構不再被傳統盟國關系和意識形態界限一分為二。各國在應對共同威脅時更多選擇合作而不是對抗。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2003年“非典”、2004年禽流感和印度洋海嘯等災難，給亞洲國家帶來的生命和財產損失都是空前的，甚至超過一般的局部戰爭。同時，菲律賓、印尼等地的伊斯蘭祈禱團以及中國新疆和中亞地區的國際恐怖主義極端勢力，東南亞、南亞等跨國邊境地帶的毒品生產與走私網絡，印度洋與南中國海等海上交通要道的海盜問題，以及不少國家目前所面臨的能源安全、環境惡化等問題都超越國界，對若干國家構成共同威脅。
這些非傳統安全問題構成了新的地緣政治威脅，在客觀上推動了亞洲區域合作從社會經濟領域向政治安全領域深入發展。一方面，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挑戰促使中國與周邊國家超越傳統地緣政治和冷戰思維，尋求與擴大共同利益，要求中國與周邊國家加強合作，以有效應對這些非傳統安全問題；另一方面，中國與周邊國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又促進共同利益和戰略互信的進一步發展。
當前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非傳統安全合作主要通過三個途徑：雙邊合作、多邊合作和第二軌道對話。雙邊合作作為比較傳統的國際安全合作方式，在非傳統安全合作領域依然存在。比如2002年中國與東盟發表的《關于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2004年日本與東盟簽署的《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合作聯合宣言》，2006年中哈聯合反恐演習，以及中日之間環境保護合作等。多邊合作主要是在現存的區域多邊合作機制框架內進行的，如“10＋3”框架下整個東亞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非傳統安全合作，包括2000年各國為應對金融風險而簽署的“清邁協定”，其他如上海合作組織、東盟地區論壇（ARF）、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不同框架下的非傳統安全合作。當前各方就非傳統安全問題進行第二軌道對話的主要途徑有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SCAP）、東北亞合作對話會等。
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形勢發展，促使亞洲各國構建起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對話與合作機制，同時也使亞洲各國開始超越傳統的冷戰思維，衍生出安全合作與對話的新路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自1996年以來，“上海五國”－上海合作組織在成功解決歷史遺留的傳統安全問題——中國與前蘇聯的領土爭端之后，卓有成效地開展了以遏制“三股勢力”為主軸的地區非傳統安全合作。在這一進程中，中國政府與俄羅斯、中亞國家關于新型安全觀的構想和思路不斷充實完善，并付諸實踐，在協力維護共同利益的基礎上，使上海合作組織成為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維護中亞區域穩定和發展的有效國際合作平臺。中國與東盟國家已經簽署了《關于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在恐怖主義、跨國犯罪以及救災防疫等方面展開有效合作，受到亞洲各國和國際社會高度贊賞，展現了中國負責任的國際形象，從而為我國與周邊國家構建新的地緣政治經濟結構創造有利條件。
總而言之，當前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結構表現為冷戰時期美國主導下的同盟體系繼續存在并不斷強化，在相當長時期內仍是主導亞太地區地緣政治格局的主要因素，冷戰遺留問題出現新的變數；同時，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周邊地緣經濟結構發生了一系列積極變化。在中國和平發展的國策和“以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指導下，中國倡導、推動、參與的新的地區經濟、政治和安全合作體系興起并走向逐漸成熟，充滿著發展潛力和上升空間，將對中國周邊地緣政治經濟結構的轉型產生積極影響；中國與周邊國家地緣經濟聯系的深化、相互依存關系的增強以及共同的命運和追求，不斷衍生和拓展彼此關切、同甘共苦的共同利益，這些共同利益成為中國與周邊國家和衷共濟、互利合作的基礎，也是緩和冷戰遺產對中國的負面影響的減壓閥，更是中國周邊地緣結構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是中國同周邊國際力量共同建設“和諧亞洲”，乃至與整個國際社會朝向構建“和諧世界”理想努力的基礎和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