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義講,“東北亞” 應該包括中國,日本,朝鮮半島,俄羅斯遠東部分和蒙古, 本文論述的“東北亞”意指三個主要國家 — 中國,日本和韓國。這三個國家友好合作關系的加強,是實現東北亞持久和平與共同發展的關鍵。
歷史問題和新民族主義
東北亞各民族的交往,特別是中國、日本、韓國三個民族的交往,至少已有20個世紀之久。 日本和韓國文化源于中國文化,但反過來也對中國文化產生影響。 兩千多年中日韓關系的主流是友好交往,互相學習,它們之間發生沖突的時間不超過100年,也即不到1/20。然而,就是這1/20的沖突,卻造成了我們所說的“歷史問題”,成為影響三國關系,特別是中日、韓日關系順利發展的一個“感情障礙”。雖然安倍首相執政后立即訪問中韓兩國,緩解了這一沖突,但“歷史問題”的影響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為解決這個問題,三國都贊同采取“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方針。從長遠來說,鄰國是無法教訓日本該如何做的,只有日本人自己才能最終搬掉“歷史問題”這一障礙,就像德國人做的那樣。當然,在這個問題真正解決之前,也不應該讓它制約國家間關系的正常發展。
與歷史問題相比,中日韓國內新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可能會對東北亞的和平與發展產生更大的影響。雖然不像老一代那樣對“歷史問題”有切膚之感,今日中國的青年一代并沒有忘記中國遭受列強侵略的悲慘歷史,而對20多年來中國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指引下日趨富強充滿民族自豪感。 目睹90年代在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發生的事件,他們現在寧愿中國走一條漸進的穩健的改革發展之路, 而保持中國的統一、穩定和經濟發展是這一路線的基礎。因此,人們可以理解,對任何外國采取的可能不利于中國統一、穩定和經濟發展的行為,中國新一代精英們是十分敏感的,并且會毫不掩飾地表達他們的看法。在1999年5月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使館后發生的大規模示威,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這里主要不是意識形態在發揮作用,而是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在發揮作用。談到中日關系,可以發現很多類似的例子,如2005年4月出現的反日示威, 其主要推動力量中就包含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特別敏感的還是臺灣因素,中國新一代精英們最為擔心的就是外部勢力會采取種種手段阻撓,乃至破壞中國統一,并企圖控制臺灣。因此任何外國在臺灣問題上的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
同樣,在日本國內,所謂的“新民族主義”的上升,也導致了越來越多的關于“中國威脅”的言論和情緒。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和中日在獲取能源和原料方面的競爭,這股“中國威脅論”已經從政治、安全領域擴大到了經濟領域。美國經濟學家弗雷德·伯格斯騰說:“在日本只待了兩天,我就吃驚地聽到許多有關中國的偏執看法,對此我感到擔心。這幾乎與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對日本抱有的憂慮很相似”。[1] 在韓國,“新民族主義”也有種種表現:歷史問題和島嶼之爭引起的反日情緒,對韓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抗議浪潮,對中國的強大可能損害韓國利益的擔憂等等。
顯然,在東北亞,這種相互將對方視為“威脅”或“潛在威脅”的不安心理,已經成為影響國家間關系,阻礙和平與共同體建設的“心理障礙”,它與作為歷史問題的“感情障礙”相互聯系,又互相影響,常常在國家間關系遇到困難時共同發揮作用,但與作為歷史問題的感情障礙相比,它更多地源于現實權益之爭,因而更難以解決。
交流與合作是東北亞的主流
雖然存在著諸多矛盾和問題,交流與合作仍然是東北亞的主流。中日和中韓之間交流合作關系的迅速發展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自1972年建交至今35年來, 中日關系發展的速度是十分驚人的。 雙邊貿易1972年僅為10.4億美元, 到2002年突破1000億美元,到2006年猛增到2073.6億美元,從1000億美元到2000億美元只用了短短4年,35年里增長近200倍。[2] 日本在華投資項目超過3萬個,總投資額達到580億美元。[3] 在1972年,只有幾千日本人訪問中國,幾乎沒有中國人訪問日本, 而到了2006年,一年內兩國人員往來已接近500萬人。[4] 兩國之間建立的友好城市多達233對,越來越多的兩國國民在對方國家工作和學習。[5] 如在上海,就有5萬多日本人常住。
2007年是中韓建交15周年。15年來,中韓友好關系全面發展,經貿合作不斷深化。1992年,中韓貿易額僅50億美元,到2006年達到了1343億美元,增長了26倍,兩國已互為重要的貿易伙伴。雙邊投資也不斷擴大。[6] 截至2006年底,韓國在華設立企業已超過3萬家,實際投資累計達350億美元。[7] 中國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到韓國投資興業。人員交往日益密切:2006年,常住中國的韓國人已經超過50萬人,兩國人員往來一年內超過500萬人次,目前每周近800個航班穿梭于兩國之間。[8] 在中國留學的每3名外國學生中,就有一名來自韓國。中國赴韓國留學的人數也已達到2.4萬人。在上海,有一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紀念館,每年都有幾萬名學生(包括中小學生)前來參觀學習。在北京和上海,都有被稱為“小首爾”的韓國人居住區。
近年來,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晤機制逐漸步入正軌。 2007年1月在菲律賓宿務舉行的第七次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決定進一步推動三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將財政、金融、科技、衛生、旅游、物流、青少年交流確定為新的合作領域,還決定2007年為“中日韓文化交流年”。[9] 同時,中日韓三國繼續積極參與東盟+3合作進程,東盟+3+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的東亞合作進程,APEC合作進程,亞歐會議合作進程等,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促進作用。中日韓三國與美國、俄羅斯、朝鮮共同努力,使解決朝核問題的六方會談近期取得了突破。
實現持久和平與共同發展的幾個原則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消除障礙,使中日韓關系在21世紀獲得進一步發展,進而實現東北亞持久和平與共同發展。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有幾個原則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是要增信釋疑。所謂增信釋疑,就是要增加互信,減少誤解。中國與前蘇聯長達7000多公里的邊界曾經沖突不斷,但由于中俄兩國增強了互信,在上海合作組織的框架內,短短幾年之內就解決了這個復雜的遺留問題。相反,中東的巴以之間常陷入互相仇殺的惡性循環,就因為缺乏基本的互信。要在中日之間增加互信、減少誤解,兩國的政治家,學者和新聞界均可發揮重要作用。前不久一位中國學者寫了一篇論文,分析今日的日本不可能再走軍國主義老路的原因:1、現行的憲法和政治體制使軍國主義制度不可能恢復;2、現在的社會中堅受到美軍占領時期占主導的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強烈影響,軍國主義思想在他們當中沒有土壤;3、在導彈時代,沒有戰略縱深,人口高度集中,而又擁有眾多核反應堆的日本不可能卷入全面戰爭,因為那將導致災難。不論他的觀點是否全面,他的文章有助于消除中國人對日本的疑慮和誤解。同樣,日本與韓國的政治家和學者也可做一些這方面的工作。特別重要的是,三方的傳媒不要刻意宣傳對方是“威脅”,這樣只會對國民產生誤導。
其次是求同存異。應該承認,中日韓三國在一些具體利益上存在爭議,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也有分歧。但是,這些爭議和分歧與共同利益相比,畢竟處于次要地位。只要三國從戰略高度、以長遠眼光和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進行對話協商,存在的問題總可以找到妥善解決的辦法。比如島嶼之爭和海洋資源之爭,即使一時難以找到解決辦法,也可暫時擱置爭議,進行共同開發,同時繼續推進磋商進程,尋找和平解決分歧的可行方案。只有這樣,才能使三國之間的海洋成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又如通常會出現的國際貿易爭端,在中日韓貿易中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實證明, 在發生貿易爭端時,“和則兩利,斗則俱傷”。如在2001年發生的中日貿易爭端中, 中國的農產品出口遭受損失, 日本的汽車等產品對華出口也遭受重大損失, 就說明了這一點。后來雙方通過談判解決了因此產生的摩擦,避免了進一步的沖突和損失, 也為此后解決此類摩擦樹立了有益的典范。
第三要互利共贏。中日韓三國經濟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大。大多數企業家和普通百姓從三國經貿合作迅速發展中看到的是機遇和利益,而不是威脅。 比如,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日韓兩國企業界的對華投資熱正日趨高漲。據《日本經濟新聞》調查,日本制造業70%以上的企業正在將其生產線轉移到海外,而其中一半以上企業選擇中國。[10] 從長遠來看,這對日韓大企業的發展和中國經濟的增長都是有利的,這就是互利。但是,負面影響也是不可避免的,如可能導致日韓兩國的失業率上升。有人把這些負面影響歸咎于中國,這是不公正的,也是目光短淺的。 實際上, 中國是在幫助日、韓企業降低成本,增強競爭力,開拓新的市場,以度過難關。從長遠看,只有企業的狀況迅速改善,日本和韓國的經濟才有可能持續增長,而失業率也才有可能降低。可見,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世界各國的聯系日益緊密,國際社會的相互依存程度顯著加深,各國的利益互相影響、互相交融、互相制約,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那種你失去多少則我得到多少的“零和”關系已不復存在。因此,只有在爭取本國利益的時候,也照顧他國的利益,才能真正達到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
以加強合作來維護持久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
在上述三原則的基礎上,應該大力拓展合作。只有三國之間的合作全面發展,為三國和東北亞帶來巨大利益,各種各樣的分歧才會逐漸淡化并得到最終解決。關于如何拓展合作,著重分析一下文化、經濟、安全三個方面。
在中國、韓國和日本,很少有人把另外兩國的文化視為“威脅”,三國人民在文化上有一種親近感。日本天皇曾對朱熔基總理說,日中兩國自古以來就有很深的交往,日本的京都、奈良等地有許多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古跡,所以我訪華時要去西安看看。后來他實現了自己的愿望。自秦漢以來,種稻、植桑、養蠶、紡織、冶煉等生產技術相繼從中國傳到日本和韓國,漢字、儒學、佛教、典章和藝術也為日本和韓國所吸納與借鑒。溫家寶總理最近訪問日韓時提到:日本先后十多次派出遣唐使,擔任唐朝高官,與李白等詩人結為好友的阿倍仲麻呂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鑒真和尚東渡日本,把佛法傳到日本,前后花了12年;中國唐朝時,新羅王子金喬覺在九華山苦修佛法,被后世視為地藏菩薩應世;新羅文學家崔致遠長期在中國揚州生活和工作,留下了著名的《桂苑筆耕》文集;朝鮮王朝時期著名小說家許筠在中國曾寫下歌頌中韓友誼的的名句:“國有中外殊,人無夷夏別。落地皆兄弟,何必分楚越。肝膽每相照,冰壺映寒月”;明治維新后,中國大批志士仁人來到日本,學習近代科學技術和民主思想,探求振興中華之路,促進了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其中包括孫中山、周恩來、魯迅、郭沫若等。[11] 在推進中日韓文化合作方面,并不存在任何障礙,而且還有巨大的潛力可挖。早稻田大學的依田熹家教授認為,戰后日本首先提出的課題就是“建設文化大國”,現在中國在經濟上發展了,也應重視文化建設,恢復亞洲文化大國的地位,我們可以互相幫助,共同宏揚東亞文化。這樣的看法是有遠見的,得到了三國有識之士的贊同。 重要的是:文化交流的目的是溝通心靈,因此要特別重視促進青少年之間的文化交流,因為他們是東北亞的未來和希望。 2007年是“中日韓文化交流年”,也是中韓交流年和中日文化體育交流年。根據“21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各方將實施一系列青少年交流項目。日本已宣布,今后5年大規模邀請中國高中生訪日。[12] 中日雙方還決定在對方首都互設文化中心。[13] 溫家寶總理說,中國政府會繼續鼓勵包括“韓流”在內的兩國文化交流活動,在中國政府確定的47個中韓交流項目中,大多數都屬于文化交流項目。[14]
在經濟合作領域,還有巨大的潛力可以挖掘。其一,進一步促進三國間貿易和投資,向建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的目標前進。目前,三方正為盡早達成一個務實共贏的中日韓投資協議和制定中日韓改善商務環境行動計劃努力。同時,中韓自貿區民間聯合研究已順利結束,自貿區官產學聯合研究也已啟動,并取得初步成果,[15] 這為最終建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創造了有利條件。其二,推動能源合作。中、日、韓已成為世界第二、三、四大能源消費國,在獲取能源方面展開了競爭。在這種形勢下,三國需要加強能源領域的合作、磋商和協調。最近,三國均參加了中、日、韓、美、印度五國能源部長會議,首次有機會在一起交換看法。同時,中日舉行了第一次部長能源政策對話并發表了關于加強兩國在能源領域合作的聯合聲明。今后,三國特別要加強在參與國際能源開發過程中的協調,以避免惡性競爭。 其三,加強環保合作。中日最近發表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環境保護合作的聯合聲明》,就重點開展渤黃海區域和長江流域等重要水域水污染防治、建設循環型社會、防止大氣污染、應對氣候變化、防止海洋漂浮垃圾、防治酸雨及沙塵暴等合作達成一致。[16] 在中韓和日韓之間也可開展同樣的合作。其四,支持日韓兩國參與中國的開發。中國的地域比日韓寬廣的多,而且正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等戰略,這為日韓兩國參與中國的開發提供了機遇。目前,一些日韓企業已經在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績。其五,促進開發高新科技方面的合作。應鼓勵合作項目由一般制造業向高新技術產業領域拓展,由加工裝配制造向研發設計制造延伸,特別要加強在環保、節能、物流、信息技術等領域的合作。其六,加強金融領域合作。 目前,主要應加強在金融監管領域的合作關系。其七,推動知識產權方面的合作。要加強知識產權領域的對話與交流,共同促進知識產權運用與保護水平的不斷提高。最后,建立經濟高層對話機制。中日已建立了這一機制,對話內容甚至包括合作向第三國提供援助問題。可考慮進一步建立中日韓三國經濟高層對話機制。
在安全領域,中日韓同樣可以進行富有成果的合作。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繼續推進六方會談進程,使朝鮮核問題得到最終妥善解決,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在此基礎上,應盡快建立朝鮮半島和平機制,爭取使六方會談機制逐漸發展為持久的東北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同時,也需要加強合作,以共同應對全球性安全問題,包括能源安全、環境保護、氣候變化、疾病防控以及反對恐怖主義、打擊跨國犯罪(販毒、走私、非法移民)、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三國可進行情報交換,合作切斷恐怖組織財源,舉行雙邊或多邊的搜救、反恐演習等。為提升安全合作的層次,三方應建立外交、防務當局高層對話機制。中韓之間和日韓之間已建立了這樣的機制。最近溫家寶總理訪日時,雙方也確認建立這一機制。[17]兩國外長已就雙邊及共同關心的地區和國際問題保持密切合作,同時加強戰略對話和安全對話[18];中國國防部長今秋對日本的訪問取得重要成果,不久后中國海軍軍艦將訪日,其后日本軍艦也將訪華[19];兩國防務當局之間的聯絡機制將進一步加強,以防止發生海上不測事態。這都為建立三邊外交、防務當局高層對話機制奠定了基礎。
結論
既然法國和德國,波蘭和德國這樣的宿敵能在歐洲捐棄前嫌,攜手合作,中國、韓國和日本在東北亞也定能做到。中日韓緊密合作將是確保東北亞持久和平與共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并有利于東亞、亞太和世界的穩定與發展。可以預期,這樣的合作很快也能將朝鮮包括將來。包括中日韓和東盟在內的東亞聯合起來,將使歐盟和美國遇到一個強大競爭者,但又是一個重要合作伙伴。聯合起來的東亞將有力地促進全球的貿易和投資,最終同美國和歐洲一起成為推動世界發展的“引擎”。
[1] (美)《紐約時報》,2001年11月20日。
[2] 中國海關總署網站:http://www.customs.gov.cn
[3] 新華社北京電,2007年4月4日。
[4] 新華社北京電,2007年4月4日。
[5] 溫家寶總理在日本國國會的演講,2007年4月12日,日本東京。
[6] 中國海關總署網站:http://www.customs.gov.cn
[7] 溫家寶總理在中韓經濟界午餐會上的演講, 2007年4月11日,韓國首爾。
[8] 溫家寶總理在中韓經濟界午餐會上的演講, 2007年4月11日,韓國首爾。
[9] 《人民日報》, 北京, 2007年1月15日。
[10] (美)《紐約時報》,2001年11月20日。
[11] 參見前引溫家寶總理在日本國國會的演講和在中韓經濟界午餐會上的演講。
[12] 《中日聯合新聞公報》, 2007年4月11日,日本東京。
[13] 《中日聯合新聞公報》, 2007年4月11日,日本東京。
[14] 新華社北京電,2007年4月5日。
[15] 溫家寶總理在中韓經濟界午餐會上的演講, 2007年4月11日,韓國首爾。
[16] 《中日聯合新聞公報》, 2007年4月11日,日本東京。
[17] 《中日聯合新聞公報》, 2007年4月11日,日本東京。
[18] 《中日聯合新聞公報》, 2007年4月11日,日本東京。
[19] 《中日聯合新聞公報》, 2007年4月11日,日本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