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猶太中心推出的CJSS猶太以色列研究論叢第一輯《猶太人在亞洲：比較研究》已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該書匯集了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猶太人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關于世界各國猶太人、猶太文化教育、反猶主義等方面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該書主要收錄了參加本中心主辦的“猶太人在亞洲：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中外學者提交的論文，對猶太社團在印度、中國、日本、菲律賓、新加坡等國的生活和發展軌跡進行了比較研究，將猶太人在亞洲的活動以及與亞洲歷史脈動息息相關的聯系完整地呈現出來。
盡管在體例安排上具有明顯的區域研究色彩，然而通觀全書，我們不難感受到，對亞洲猶太人歷史的考察再現了作為整體的猶太人歷史中的鮮活部分。
首先，猶太人長期無所歸屬的他者身份是許多猶太研究論著中始終繞不開的起點與背景，這一點在《猶太人在亞洲》一書中也顯露無遺。梅西·梅耶論述巴格達的猶太商人階層因共同的商業利益而成為英國殖民者精英眼中有價值的伙伴，他們尋求作為英國人和歐洲人身份的目標則塑造了其全部生活結構并決定了他們的命運；但諷刺的是，英國人在1935年卻并不選擇巴格達猶太人為英國人或歐洲人。在瓊·羅蘭筆下，當代的印度猶太人面臨的是一個少數族群在印度社會如何保持特性的問題。印度猶太人人數極少，他們更多是依靠國際猶太組織維持其特性。薩麗尼·薩克塞納對孟買猶太人的研究則顯示，孟買猶太人被雙重身份撕扯著，在印度，他們保有其猶太人特性；但移民以色列之后，他們卻不能迅速褪去印度的痕跡。猶太人成為亞洲的他者。
疏離的另一面也有努力而艱辛的融入。千年離散史使得猶太人與寄居國家之間呈現出極為復雜的情感傾向。《猶太人在亞洲》論文集充分展示了猶太人與亞洲文明之間吸納排斥并有的緊張。其中，區域與文化比較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尤值得稱道。與猶太人在世界其他寄居國終能維持其特性形成鮮明比照的是，身處儒家文化圈之中的古代開封猶太人最終被中華文明所同化。同化及其原因作為開封猶太人研究中的核心問題，一直存在數種不同觀點。文集中肖憲、所羅門·瓦爾德和徐新的相關文章在此也構成了有趣對照。肖憲通過比較歷史上的猶太人與穆斯林的不同命運，認為導致中國猶太人被同化最主要的原因是起社團規模小，人數少，從而無力抗拒主流文化的影響；所羅門·瓦爾德細致辨析了基督教傳教士、中國學者以及猶太學者對開封猶太人消亡原因的數種論述，強調單以儒家文明的包容性來解釋開封猶太人的消亡是片面的，開封艱難而動蕩的生存環境亦是猶太人消亡的重要外因；徐新對開封猶太社團興亡歷程的白描則讓具象的歷史在細枝末節中表露。
相較于古代，近代以來猶太人在亞洲的經歷無不與亞洲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之實踐密切相關。猶太人的商業稟賦毫無意外地使他們成為客居國經濟活動的重要部分，特別是對1840年以來滬港兩地猶商集團的興衰歷程（潘光“1840年以來香港、上海猶商集團的發展和興衰”）；鼎鼎大名之沙遜集團在上海的活動（張仲禮“沙遜集團在上海的活動及在20世紀上海發展中的作用”），哈爾濱猶太社團近半世紀活動（王健“哈爾濱猶太社團的興衰”），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來華猶太人（潘光、王健、汪舒明“改革開放以來的猶太人來華新高潮”）的考察，都深刻反映了作為他者的猶太人對亞洲塑造新型社會的影響力。
若從文明比較與對話的角度而言，中國學者對中猶文明，包括宗教、教育與家庭觀念的比較研究，在呈現同異的背后，隱含著取長補短的意味。如傅有德論猶太教改革“兼顧彼此”的態度，乃希望中國在實現物質現代化的同時，應該繼承并革新以儒家為核心的傳統；周國建比較中猶傳統家庭觀念差異，從而提出，猶太家庭對個性尊嚴與發展的重視，對女子的保護等應值得中國家庭借鑒。
猶太人問題進入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這本身即是意義深長的。盡管顯而易見的是：猶太人在中國定居、同化、或者寄居的歷史是中國猶太學研究的原初動力；但以猶太人“他者”視角出發，來豐富歷史細節與全貌，深化中猶文明對話，正是中國猶太學研究的特點與價值所在。在此意義上，《猶太人在亞洲》以其突出的比較研究模式，全景式展現了猶太人他者與亞洲的互動關系，在國內首次將對離散猶太人的考察聚焦于一個地區，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的猶太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