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防轉型”到“轉型外交”――演變中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及其對中國的含義

從“國防轉型”到“轉型外交”

――演變中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及其對中國的含義

王偉男　周建明

[內容提要]　作者從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兩大支柱——國防戰略與外交戰略——的角度，討論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演變及其對中國的含義。“國防轉型”旨在打造一支擁有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它將帶給中國巨大的地緣戰略壓力；“轉型外交”旨在用外交手段在關鍵地區和國家推行西方民主，以增強美國對世界的可統治性。“國防轉型”和“轉型外交”都是美國在追求其國家安全戰略目標時手段上的變化，該戰略目標本身并沒有改變。美國的這種戰略轉型在短期內對中國的壓力會增大，但從中長期來看，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美國在全球戰略地位的下降。

[關鍵詞]　國家安全戰略；“國防轉型”；“轉型外交”；中美關系

[作者簡介]　王偉男，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專業博士研究生；周建明，上海社科院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上海　郵編：200020）

引　言

在2006年11月上旬舉行的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中，由于選民們對共和黨政府的伊拉克政策及其它對外政策的強烈不滿，共和黨同時失去了對參眾兩院的控制權，美國國內政治版圖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堅持新保守主義強硬立場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不得不黯然下臺，共和黨在2008年的總統選舉中也可能處于不利的境地。[1]它表明美國國內醞釀著對美國現行的國防戰略和外交戰略的反省，這一動向以及對今后中美關系走向的影響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美國的國防戰略和外交戰略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認真考察自小布什政府執政以來美國的國防戰略和外交戰略，有助于我們把握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判明其政策走向。

一　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與外交戰略

所謂一個國家的安全戰略，簡單地說，就是在一定時期內，該國為維護自身安全而提出的一系列戰略主張、規劃、措施與目標。具體地說，它是指在一定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社會文化背景下，根據國家決策層對國家利益的界定、對國家利益面臨的現實和潛在威脅的判斷、對可動用的國家資源的評估，進而決定通過何種方式或步驟，如何配置和使用國家資源，來應對上述威脅，保障和增進國家利益。[2]

一個國家的安全戰略一般包括兩大支柱：國防戰略與外交戰略。[3]通俗地說，國防戰略就是通過軍事手段保障國家利益的國家戰略，是一個國家維護自身利益的終極手段；外交戰略則是通過外交手段維護國家利益的國家戰略，是一個國家維護自身利益的常規手段。有效的國防戰略可以保證外交戰略的順利實施，有效的外交戰略也可以降低國防戰略付諸實施時的成本，從而大大降低維護國家利益安全的總成本，最大限度地保障與增進國家利益。同時，由于在國際安全環境變遷、各國戰略文化特性、國家戰略決策者對國家利益的界定、對安全環境的判斷等方面，存在著客觀、主觀性的不確定因素，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與演變總是一個動態過程。這其中，國防戰略和外交戰略在整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孰輕孰重、如何相互配合是一個關鍵問題，二者自身及相互關系的演變必然涉及國家安全戰略整體的面貌與演變。

從歷史上看，美國是一個極具戰略傳統的國家。特別是從冷戰時期起，美國歷屆政府均制定了明確的國家安全戰略。小布什政府上任以來，美國實施了國家安全戰略的轉型。克林頓政府時期基于自由主義的“接觸戰略”被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軍事實力為首要手段、以獨霸世界為根本目標的新保守主義戰略。美國的這種戰略轉型首先表現在國防戰略上，提出并正在實施“國防轉型”的戰略構想；現在也開始表現在外交戰略上，提出所謂的“轉型外交”。目前，這種轉型仍在繼續。本文試圖從國防戰略與外交戰略的角度，來分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轉型及其對中國的含義。

二　“國防轉型”：從“打贏兩場大規模地區戰爭”到“威懾、擊敗一切可能對手”

區分克林頓與小布什兩任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可先考察兩者在指導思想上的差異：是通過與外部世界（特別是非西方世界）的“全方位接觸（comprehensive engagement）”，來建立一個由美國領導的、有利于增進美國利益的國際體系，還是以軍事實力為首要手段，來維護一個美國作為唯一霸權、不容任何挑戰的世界；或者說，是把軍事力量看做以塑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為主要目標的“接觸戰略”的有益工具，還是把它看做維護由美國霸權統治的單極世界的首要手段。

克林頓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所反映的是美國在全球化時代作為唯一超級大國，如何通過“接觸”來追求它所界定的國家利益。這體現在它對于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具體目標的界定上。克林頓時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三大戰略目標是：增進美國安全，促進經濟繁榮，促進國外的民主與人權。在實現這些目標的過程中，主要途徑是“接觸”與領導，即通過參與、合作、威懾等，努力使對象國成為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一員。[4]這個戰略構想充分考慮了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以“美國自身實力不足”的判斷為基礎，把外交作為主要手段，追求的目標是相對而非絕對地增進美國的國家利益。

在這樣的國家安全戰略下，美國的國防戰略可用“塑造－反應－準備”三個關鍵詞來概括。它規定美國的軍事力量要完成三大基本任務：第一，塑造國際環境，就是使國防力量與外交、經濟力量相配合，通過參與、合作及威懾，以塑造有利于美國的國際安全環境。第二，對危機做出全方位反應，是指針對由敵對勢力的侵略和威脅引發的危機，根據具體事態，實施不同的軍事行動，包括：在危機中制止侵略和威脅；實施較小規模的緊急行動；投入并打贏地區性戰爭，并把同時打贏兩場大規模地區戰爭作為國防戰略的主要內容。這兩場戰爭一場在西亞，主要針對伊拉克或伊朗；另一場在東北亞，主要針對北朝鮮。第三，為不確定的未來挑戰做準備，是指通過“新軍事革命”提高美國的國防能力，為迎接未來不可預知的重大挑戰做好準備。在這些不確定的重大挑戰中，“一個地區大國或與美國匹敵的競爭對手出現的可能性”被認為是最令人擔憂的挑戰。為此，美國必須保持軍事上的絕對優勢，以備不時之需。“這三個要素——塑造、反應、準備——決定了當前和2015年美國國防戰略的本質。”[5]

但是，克林頓政府的國防戰略受到了強烈批評。一種批評認為，如果美國的國防力量既要從事塑造國際環境，又要為兩場大規模的地區戰爭做準備，還要為不確定的未來做準備，在資源的使用上就沒有重點，這種面面俱到的戰略安排最后將造成戰略資源的全面緊張。[6]另一種批評認為，把國防戰略的重點放在準備同時打兩場大規模地區戰爭上，不足為取。因為同時爆發兩場地區性戰爭的可能性很小，而未來的不確定性要大得多。如果國防建設不針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只放在準備兩場同時爆發的可能性很小的戰爭上，就意味著把未來置于更大的風險之中，從而失去現在就為未來做準備的機遇和資源。這種把對未來的安全挑戰作為戰略設計中首要任務的思維方式，正是新保守主義的一個顯著特點。它們的主要觀點是：“我們不能精確地識別未來的威脅，但我們可以識別挑戰。我們應優先考慮未來的可能挑戰。新的和正在形成的挑戰對我們的國家安全具有深遠意義，它要求我們采用新的途徑來防范。這意味著國家安全結構和模式如果不發生顯著的變革，我們就會面臨毫無防備的重大風險。”[7]

1997年12月，一個以退役將領為主要成員的“國防研究小組”依據國會于1996年頒布的“軍力構成條例”第924節，向美國國防部提交了一份題為《國防轉型——21世紀的國家安全》的研究報告。這份報告不僅對克林頓政府的國防戰略提出強烈批評，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個驅動著此后整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進行轉變的核心概念：國防轉型（defense transformation）。可以說，它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國防戰略界，并成為小布什政府國家安全戰略中的核心內容和關鍵詞。[8]無論是2001年出臺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和2002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還是2006年發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它們都把“國防轉型”作為主要內容之一。那么“國防轉型”的主要內容是什么呢？

首先，“國防轉型”基于這樣的理念：未來美國在安全上的主要威脅是有形的對手。消除這種威脅的主要手段是軍事力量。“國防轉型”的根本目標就是通過打造一支全能的軍事力量，來威懾任何可能威脅，打敗一切可能對手。根據這個理念，2001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提出以“確保－阻止－威懾－擊敗”為關鍵詞的新的國防戰略：(1) 確保盟國和友邦的安全：通過果斷使用武力保衛美國及其盟友，并通過推進共同目標的實現，美國顯示它對既定目標堅定不移，也顯示美國有能力履行它的安全承諾；(2) 阻止未來在關鍵地區的軍事競賽：通過美國的戰略行動，來影響未來軍事競爭的性質，使潛在對手無力同美國進行有效的軍事競爭；(3) 威懾對美國利益的威脅和恫嚇：通過增強軍隊在前沿部署和打擊的能力、加強美軍的情報和信息能力，對潛在對手實施全方位的威懾；(4) 在威懾不能奏效時一舉擊敗任何對手：美國必須挫敗對手把其意志強加于美國及其盟友的企圖，并且要把美國及其盟友的意志強加于對手。[9]

很顯然，這四個戰略目標反映出，無論是在國家安全戰略層面還是在國防戰略層面，美國都把自己置于一個不容挑戰的霸主地位，所要追求的利益是絕對的：維持在軍事上的絕對優勢，威懾一切可能的威脅，在威懾失效時果斷擊敗任何對手。與原來的國防戰略相比，它具有更大的主動性和進攻性，“先發制人”作戰原則正是基于這種主動性和進攻性。

其次，“國防轉型”在戰略準備上要求實現從“基于威脅”到“基于能力”的轉變。所謂“基于威脅”，是指國防戰略的一般程式是首先界定威脅，然后確定對手，最后決定如何發展和運用軍事力量。而所謂“基于能力”，并不把威脅是什么、對手是誰放在第一位，而是首先要具備戰勝所有可能對手的超強軍力。“它要求美國既要在關鍵領域保持其軍事優勢，又要開拓軍事優勢的新領域，并剝奪對手的非對稱優勢。……它要求改革美國的軍隊、能力和體制，以擴大美國的非對稱優勢。”[10]也就是說，美國要通過“國防轉型”來打造一支能戰勝任何威脅和任何對手的全能軍事力量，謀求全面的、絕對的軍事優勢，而不論威脅是什么、何時何地發生、對手是誰、對手具有什么能力。

當然，從“基于威脅”轉變到“基于能力”，并不意味著美國國防戰略決策層就真的忽視了威脅。事實上，2001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特別關注兩點：一是地緣政治趨勢，其中它特別提到“東亞沿海地帶存在著出現一個擁有豐富資源的軍事對手”的可能性；二是在軍事和技術領域出現的新趨勢，主要就是技術的擴散。它所防范的技術擴散對象既包括恐怖分子和恐怖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也包括與美國存在現實或潛在敵對關系的國家。在2006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又一次強調當前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所構成的威脅，并首次明確指出，未來中國可能是對美國最具軍事威脅的國家。[11]因此，這種戰略思維不是忽視威脅，而是不把國防建設的目標確定為戰勝具體威脅，而是戰勝所有可能的威脅。

最后，“國防轉型”帶動著美國整個國家安全戰略的演變。小布什政府于2001年上臺后，全面實施“國防轉型”，整個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也以國防轉型為基礎展開。九一一恐怖襲擊后，人們往往把“反恐”作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確實，美國政府2002年所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突出了“反恐”問題。[12]但“反恐”只是美國近期內突出的戰略目標，并不是其根本的戰略目標。拉姆斯菲爾德在說明為什么要實施“國防轉型”時明確指出：“在這個新世紀里，我們面臨著一個難以對付的挑戰：保衛我們國家免受未知、未定、看不見也料不到的敵人的進攻。……我們必須撇開貪圖安逸的思維與謀劃方式，甘冒風險并嘗試新事物，這樣我們就能遏止并擊敗那些尚未出來挑戰我們的對手們。”[13]這里所指的挑戰包括的內容是龐雜的、綜合性的，并不僅限于恐怖主義。對小布什政府來說，這個“國防轉型”的構想早就有了，而“目前正是實施轉型的黃金時期，九一一事件強有力地推動著轉型”。[14]他們正是利用九一一事件以后所出現的國際和國內的有利形勢，加快“國防轉型”的進行。

從整個國家安全戰略來看，“國防轉型”所帶動的轉變主要有以下兩點：

其一，它強化了美國地位的不可挑戰性，不允許在國際政治中出現“均勢”局面，始終保持美國在國防上所具有的絕對優勢。這種優勢又是以美國在經濟、技術、裝備、情報信息、戰略戰術理念以及軍隊結構和體制等具體方面的優勢來維持的。

其二，也是更為重要的，它對于可能的威脅不是著重從“接觸”的角度去預防和化解，而是以軍事力量為主要手段，進行威懾、嚇阻，如果威懾失效就徹底擊敗。軍事力量成為它達到戰略目標的首要手段，而外交、價值觀和經濟聯系等下降為次要和輔助手段。

在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國防轉型”不僅體現在美國軍隊所開始的脫胎換骨似的改造中，也體現在所采取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中。從阿富汗戰爭到伊拉克戰爭，從美國對“邪惡軸心”國家的強硬態度到全球范圍內的軍事部署大調整，都說明了軍事力量在美國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中的首要地位。然而，新戰略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包括美國在戰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慘痛經歷，國際社會對美國軍事、外交的批評，美國國內反對聲浪的不斷壯大，都迫使布什政府反思自己的國家安全戰略。而“轉型外交”的提出意味著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演變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三　“轉型外交”：從軍事優先到外交并重

2006年1月18日，美國國務卿賴斯在喬治敦大學發表題為《布局調整——美國的“轉型外交”》的演講，首次提出了“轉型外交（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的概念。這標志著在“國防轉型”之后，美國的外交戰略也開始轉型。賴斯在演講中引述布什的話說，“支持每個國家、每種文化中民主運動和民主制度的發展，最終實現結束我們這個世界的暴政這一目標，這就是美國的政策”。這是從外交的角度提出的具有新保守主義特征的戰略目標。“為了完成這一大膽使命，美國需要同樣大膽的外交，這種外交不僅要如實地展現世界，而且要求改變世界。”“我們必須調整老的外交機制來為新的外交目標服務。”賴斯將這種“大膽的外交”稱做“轉型外交”。[15]很顯然，這是在繼“國防轉型”之后，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上的又一重要調整。按照賴斯在其演講中所描述的構想，“轉型外交”主要依賴如下具體途徑：

第一，加強對對象國的意識形態滲透。要通過各種媒體“直播有關美國的新聞”，宣揚美國的民主自由價值觀；資助當地獨立媒體的發展，保證“公正”地傳播信息。而且特別強調因特網的作用，要求“要由一名或多名年輕外交官創建并管理人口中心的因特網網站”。

第二，調整美國在對象國內部的外交力量布局，由首都擴大到整個國家，從只與外交部門打交道擴大到各個領域。外交官不僅要與該國首都的政府官員接觸，而且要走出使館，加強同當地居民的聯系，面對面地向他們宣傳美國的意識形態。

第三，增加對外援助，調整對外援助機制。把以前相對獨立的國際開發署納入國務院旗下，由國務院直接領導，負責總計180億美元的各個援助項目。這些援助項目都必須“與民主掛鉤”。

第四，調整機構，加強應變能力。美國國務院設立了一個“重建和穩定辦公室”，其任務就是：“一旦某個國家將來出了亂子，該機構能夠迅速采取行動”，“有能力幫助出了亂子的國家行使重要主權，防止其領土成為全球不穩定的根源”。

第五，提高美國外交官的能力。要求美國外交官掌握所在國的語言，“培訓人數創紀錄的人員，讓他們掌握阿拉伯語、漢語、波斯語、烏爾都語等難學的語言”。還要提高未來能更多參與非政府組織建設的能力以及提高在援外項目方面的建設能力。

這里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非政府組織。有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組織事實上已成為最近幾年美國在海外輸出民主的重要途徑。美國投入了46億資金支持一些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在對象國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成為東歐、西亞部分國家發生“顏色革命”的重要推動力量。非政府組織實際上已成為美國政府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政治滲透的重要工具。[16]

賴斯所謂的“轉型外交”具有這樣幾個特點：

其一，美國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基本制度具有天然的優越性和道義高度。它把不同于自己的價值觀和基本制度看成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動的。它不僅排斥世界的多元性和多樣化，而且把意識形態作為驅動安全戰略的重要動力。這種戰略行為在美國歷史上并不罕見，冷戰的發動也是同出一轍。它既與新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相一致，也容易取得美國國內民眾的支持。

其二，“轉型外交”是一種進攻性外交，它的意圖在于改造那些非西方式的國家制度和意識形態，從而建立美國治下的世界。而“轉型外交”的重點在于那些地區性大國和轉型中國家和地區，包括中東、前蘇聯國家和印度、中國、巴西、埃及、印尼及南非，其目的是幫助美國構建新的地緣政治版圖。

其三，從實踐層面看，“轉型外交”是近年來美國在推行其以軍事實力謀求霸權受挫后所做出的調整。按照“國防轉型”的思路，美國雖然先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并成功迫使利比亞放棄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伊拉克戰爭過后的殘局卻日益折磨著美國，“大中東”民主計劃舉步維艱，伊朗和朝鮮的核問題又進一步突出，伊拉克戰后所發生的虐囚丑聞和濫殺無辜的事件嚴重削弱了美國的道義形象，更凸顯出單靠武力執行國家安全戰略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自2003年以來，美國在東歐和中亞地區鼓動的“顏色革命”頻頻得手，有利于美國戰略勢力范圍的拓展。“轉型外交”所表明的是，美國戰略決策層希望更多地利用外交手段，來彌補單靠使用軍事手段的不足。從這個意義上說，“轉型外交”是美國在執行既定的國家安全戰略時試圖加強外交手段的一種調整。

但“轉型外交”并沒有改變美國正在推行的國家安全戰略，而只是強化了服務于既定戰略目標的一種手段。它所反映的戰略思維是：美國要構建美國治下的世界，不僅要有具備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也要有改造其他國家的價值觀與制度的外交能力，在“國防轉型”的同時，這種外交能力也必須進一步加強。

因此，“轉型外交”中的“轉型”一詞有兩重含義：一是表明美國推行國家安全戰略時的手段在發生變化，從過于依仗武力向更加重視外交轉變，力圖通過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滲透，來達到單靠武力不能實現的戰略目標；二是實行這種“轉型外交”的目的是改變對象國的政治結構，通過對那些被美國認定為“不民主”或“欠民主”但美國的軍事力量又無法對之發揮有效作用的、對美國安全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新興國家開展主動的外交工作，使其內部政治結構發生有利于美國的轉變，從而為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服務。這表明，“轉型外交”也是服務于獨霸世界這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總目標的一種途徑。如果要對“轉型外交”做一個界定的話，應該把它看做是現行國家安全戰略在追求既定目標的途徑上的調整，而不是戰略目標本身的調整。

四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演變對中國的含義

從布什政府上任迄今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兩大支柱——國防戰略和外交戰略的轉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個正處于演變過程中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這個演變以追求美國獨霸世界為目標，不允許任何對手的挑戰；以“國防轉型”為肇端，試圖打造一支能有效對付一切威脅的軍事力量；在軍事力量這一支柱難以單獨奏效的情況下，以“轉型外交”為補充，試圖改造對象國的基本價值觀與政治結構，擴大由美國控制的地緣戰略版圖。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判斷，不管美國國防部出現什么樣的人事調整，美國的“國防轉型”都將繼續進行下去，美國仍將把追求具有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作為既定的戰略目標。與此同時，布什政府通過運用外交手段來改變那些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國家的作法將進一步加強，在配合軍事威懾方面將會起到更大的作用。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中的社會主義大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上述演變也必然對它構成嚴峻挑戰。

就美國的“國防轉型”而言，它雖然并非因中國而起，但中國在美國的國防戰略中確實被賦予了極為重要的意義。2001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不點名地道出美國對東亞地區可能出現潛在軍事對手的擔憂。而在2006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中國不僅被明確列為“站在戰略十字路口”的“新興國家”，而且“在所有主要的崛起大國中，中國最有可能在軍事上同美國競爭”。[17]從地區與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隨著美國“國防轉型”的推進，中國將承受巨大的地緣戰略壓力，這種壓力既來自于美國在軍事方面遠遠超過中國的巨大優勢，也來自于因把中國看做未來最主要的戰略對手而使美國越來越重視亞太地區的軍事戰略部署。這種壓力將在三個具體方面表現出來：一是美國針對中國進行保持既有絕對優勢的軍事部署；二是美國力圖構建和加強針對中國的戰略同盟關系；三是美國會不斷強化對臺灣問題的干預。如何有效應對這種壓力，將是中國面臨的重大戰略課題。

就美國的“轉型外交”而言，針對中國的含義更為明確。美國助理國務卿希爾在2006年3月8日的證詞中就把“轉型外交”與中國直接聯系起來。他說，鑒于“轉型外交”的宗旨是在國際體系中促進民主、良知和承擔責任，因此沒有任何努力比與中國接觸更能產生潛在挑戰或成效；我們能否順利實現在東亞地區的長期戰略構想，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地區和世界大國在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希望看到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并且正在為此努力。[18]賴斯在其“轉型外交”演講中，把漢語列為美國外交人員必須掌握的外語之一，其意義也在于此。可以看出，在美國的外交戰略調整中，中國不可避免地成為美國的重點對象，中國也將因此而面臨巨大壓力。這個壓力與來自“國防轉型”的壓力相比，其不同之處有兩點：一是美國在“國防轉型”中對中國的考慮主要在于防范，即防范中國未來對美國在戰略上的挑戰。而在“轉型外交”中對中國的考慮更具有主動性，它以改變中國的行為、基本價值、意識形態和基本制度為目標。二是由于“轉型外交”所使用的方式具有多樣性、滲透性，既有政治壓力，也有使用各種手段所進行的“和平演變”，它所帶來的壓力有時候并不容易被人們所認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國防轉型”還是“轉型外交”，它們都只是美國追求國家安全戰略目標的手段。但這個戰略目標本身，即盡可能長久地維持美國在全球的單極霸權地位，卻存在著天然的不合理性。它以“帝國”自居，把自己放在高于其他國家的地位，從而失去了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道義正當性。同時，美國也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認為通過軍事力量和外交手段便能完成這個使命。“轉型外交”雖然是對“國防轉型”的一種補充，看到了過于強調依靠軍事力量無法完成自己的戰略目標，從而開始強調外交手段的運用，但它在本質上仍然是美國追求單極霸權、追求“美國治下的世界”的戰略行為。因此，美國這樣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違背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希望建立一個更平等、更民主的國際新秩序的愿望，也違背了世界力量格局多極化的長遠趨勢，更無視全球化條件下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之間日益錯綜復雜的互動模式。這種違背時代潮流的戰略可能在短期內會在一時一地取得某些成效，但從長遠來看，它無法處理好與其他大國的關系、與關鍵國家的關系，以及突出的需要解決的問題，因而無法達到戰略設計者所期望的目標，相反會加快美國自身能力的消耗與國際聲譽的下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這樣的戰略難以持久。如果美國一意孤行，在短期內對中國的戰略壓力會加大，但只要中國能通過內政外交的及時調整去沉著應對，就有可能在中長期力量對比上出現有利于中國的局面。

From Defense Transformation to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On the Evolving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evolving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efense strategy and diplomacy strategy, which are the two essential pillars of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Defense Transformation aims to build up a military force with absolute advantage, which will bring to China great geo-strategic pressure. The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aims to promote Western democracy in key regions and states through diplomatic means, which is intended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the U.S. to dominate the world. However, Defense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are just changes of means through which the U.S. commits itself to the goal of it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goal per se does not change at all. This evolution of the U.S. strategy will add pressure to China in the short run, but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decline of the U.S. strategic status in the world in the medium and long run.

Key Word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fense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Sino-U.S. 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