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猶太建筑形成的歷史背景
自1843年開埠以后，上海曾是大批猶太人的定居地。首先來到的是塞法迪猶太人。他們來自巴格達、孟買、新加坡、香港等地，大都是英籍商人和實業家。鴉片戰爭后，沙遜家族來到上海設立洋行經商辦實業，隨之洋行職員及家屬陸續抵滬，大都是原籍巴格達的塞法迪猶太人。其中一些人，如哈同、嘉道理等，后來又離開沙遜集團自立門戶。他們很快便顯示出經商才能，利用與英國各屬地的密切聯系和上海的優越地理位置發展進出口貿易，迅速積累了巨額財富，隨即又投資房地產、公用事業及制造業，逐漸成為上海灘最為活躍的工商財團。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批俄國猶太人為逃避反猶暴行及革命引起的內戰而來到中國東北哈爾濱等地，再輾轉來到上海，出現了猶太人移民上海的第二次高潮，使上海猶太社團迅速擴大。俄國猶太人初來時以做小本生意為生，如經營餐館、雜貨鋪、面包房、時裝店、書店等，后經過自身奮斗而逐步致富成為中產階級，形成了一支積極活躍的社區力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20世紀30、40年代納粹瘋狂迫害屠殺猶太人之時，上海是全球唯一的向猶太人敞開大門的大城市。從1933 年到1941 年，上海一市先后接納了3 萬多名來自德國及德占各國的猶太難民，除了其中數千人經上海去了第三國外，至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仍有2.5 萬名左右猶太難民把上海當作他們的臨時家園。猶太難民在虹口安頓下來后，形成了以提籃橋為中心的聚居區。在他們的經營下，塘山路、華德路、匯山路、舟山路等街區得到重建而成為商業中心，并獲得了“小維也納”的稱號。到20世紀40年代初，在滬猶太人總數已超過3萬人，形成了遠東最大的猶太社團。他們有自己的宗教公會、猶太會堂、學校、醫院、俱樂部、公墓、商會、出版機構和政治團體。二戰后，先是猶太難民紛紛離開上海。接著，因中國內戰爆發難以經商發展，塞法迪猶商也將資本轉移出中國。新中國成立后，仍有數千猶太人生活在上海。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幾乎所有外國人均被迫離滬。文革結束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大批猶太人又回到上海經商、工作，形成了新的猶太居民群體，目前已超過千人。如今，“上海猶太人”和他們的子孫后代生活在世界各地，仍視上海為“故鄉城”，將自己稱為“上海人”。他們的精力、創造性和影響力遠遠超過了他們的人數，成為推動中猶友誼不斷發展的重要力量。
上海猶太社團在近現代上海的歷史大舞臺上曾扮演過重要角色。他們從事的貿易、金融和房地產等經營活動，將西方先進的經營方式和管理理念引入上海，客觀上帶動了近代上海的經濟發展；他們出資興建的眾多風格各異的建筑在上海近代市政建設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們在南京路和霞飛路等商業街經營的百貨店、服裝店、食品店、皮鞋店、餐館、咖啡館、電影院等，在推動上海從傳統社會的商業城鎮發展為多功能的近代城市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來上海的猶太人中有眾多杰出的人才，他們為上海的教育、文化和衛生等領域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猶太人興建猶太會堂、舉行宗教儀式和民俗活動也豐富了上海的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內容。今天，當年上海猶太人生活和活動的地方大多都被保留了下來。這些建筑在外觀上并沒有統一的猶太民族風格，因為猶太民族在離散中往往受到其客居國主體建筑文化的影響，但都生動地展現了當年上海猶太人的生活狀況，都帶有上海猶太人的歷史文化烙印。因此，“上海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就是指能夠反映猶太人在近現代上海各個領域活動情況的，由猶太人投資建造的、或是長期居住過的、或是長期經營使用的各類建筑和設施。
二、上海猶太遺址和建筑的建筑特色和文化內涵
上海現存的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共有48處。從空間分布來看，主要分布在虹口區（15處）、徐匯區（10處）、黃浦區（9處）、靜安區（8處）、盧灣區（3處）和長寧區（3處）等。從建造年代來看，大多興建于20世紀初至20世紀30年代，其中沙遜大廈（Sassoon House）、拉希爾會堂（Ohel Rachel Synagogue）、摩西會堂（Ohel Moishe Synagogue）等29處建筑已被列為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筑。這些建筑風格各異，包括文藝復興式風格、新古典主義式建筑、藝術裝飾派風格、西班牙風格、英國鄉村別墅風格、北歐風格等。就使用功能而言，它們主要是高層大廈、花園別墅、豪華式公館或官邸、公寓、新式里弄、商店、學校、醫院、電影院、俱樂部、公園、猶太會堂、墓地、倉庫、辦公室和辦事處、編輯部、紀念碑等。總體來說，它們較為全面地呈現了上海猶太人在經濟、政治、文化和宗教等各方面的活動狀況，并且在建筑專業領域也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首先，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是上海特有的“萬國建筑博覽”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凸現了城市建筑的歷史沿革，見證了城市面貌的歷史變遷。上海自1843年開埠后便逐漸顯露出近代城市的格局，特別是進入20世紀后，租界范圍的多次擴展使市區面積擴大了好幾倍，同時工商業的興盛又帶動了文化、教育、醫療、娛樂、服務事業的發展，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改變。這一時期，沙遜、哈同、嘉道理等猶太富商在上海經營房地產業過程中，率先采用了新技術、新材料，從而掀起了一股建筑結構由磚木結構向鋼筋混凝土框架和鋼架結構體系轉變，建筑向高層空間發展的潮流。1929年沙遜大廈（今和平飯店）竣工，成為近代上海第一幢10層以上的高樓。沙遜大廈平面呈“A”字形，臨黃浦江面為13層，后面9層，地下1層，總高
其次，這些猶太遺址和建筑在設計和建造過程中都實現了特定時間與特定空間的相互統一，是時代特征與空間處理有機結合的典范，展示了中西方文化在近現代上海碰撞、滲透、交匯和融合的歷史脈絡。上海自辟為商埠后，“五方雜處、華洋雜居”的社會居民結構為其創造了多種文化類型共存、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客觀環境。在建筑方面，最初上海租界內的建筑設計事務完全由外國人包辦，其建筑設計較多地運用西方建筑的語匯、風格與藝術，但也潛移默化地受到中國傳統建筑藝術的熏陶，往往在不經意間流露出東方文化的神韻，反映了上海獨特的城市審美格調。建于1936年的英籍猶太富商馬勒的住宅（今陜西南路30號，衡山馬勒別墅飯店）由中國建筑師創辦的華蓋建筑事務所設計建造。住宅的主體建筑為磚木結構，東西兩側聳立著高低不一、造型優美、裝飾精細的四坡頂尖塔型屋頂。塔頂面由特制的金屬青鋁瓦呈鱗狀覆蓋鋪設。在東塔頂的背后還有一個彩色玻璃鋪頂的小型尖塔。主建筑外墻面用泰山磚鑲嵌，住宅四周則采用進口耐火磚砌筑圍墻，并以富有中國特色的黃、綠色琉璃瓦壓頂，在建筑細部體現了中國的傳統建筑特色，堪稱是一曲優美的“特定的時間與空間相結合的凝固的音樂”。
最后，它們真實、生動地記錄了當年猶太人在上海的生活情況，同時也是凝結著中猶兩個民族傳統友誼的重要物質載體，成為上海對外交往中一張獨特的“文化名片”。20世紀30年代，大批歐洲猶太難民涌入上海避難在虹口的提籃橋地區形成了聚居區，并在艱苦的戰爭歲月中與當地的中國百姓和睦相處、患難與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27年，上海的俄國猶太人將摩西會堂遷入虹口華德路（今長陽路）62號，成為隔離區內猶太難民最重要的宗教活動中心，并且成為上海的錫安主義修正派“貝塔”組織的主要活動場所。1937年八·一三事變前后，上海的猶太難民救濟組織以較低的房租承租了唐山路818弄和765弄的住宅安置猶太難民而使之成為遠近聞名的“猶太弄堂”。日本當局建立隔離區后，一度在兩條弄堂的出入口焊上鐵柵門，禁止出入達一年之久。但居住在附近的上海市民通過長年累月地向弄堂內拋擲面包、餅干等食品地方法救助了被困的二千多名猶太人，他們中的大多數最后都奇跡般的幸存了下來，在中猶關系史上寫下了動人的一頁。盡管大批猶太人在二戰后遷居到世界各地，但在改革開放后，他們紛紛攜子女親屬來滬尋根、訪友，與昔日的中國鄰居重聚。1979年，美國前財政部長M·布盧門撒爾重返上海時，專門走訪了他在上海避難期間居住過的舟山路59號。1992年中以建交后，摩西會堂被有關部門批準辟為“猶太難民在上海紀念館”。據不完全統計，現在每年大約要接受5000多人次的參觀，其中還包括以色列前總統赫爾佐格、以色列前總理拉賓、德國前總理施羅德等國際政要。1994年，上海市政府在當年猶太難民經常休息聚會的匯山公園（今霍山公園）內樹立了猶太難民紀念碑，此后還撥款重修了摩西會堂和拉希爾會堂（今陜西北路500號），并將提籃橋地區增設為上海第12個歷史風貌區。現在，上海已逐漸形成了由提籃橋歷史風貌區、拉希爾會堂、沙遜大廈、嘉道理住宅、上海猶太醫院（今復旦大學附屬五官科醫院）、上海猶太總會（今上海音樂學院辦公樓）等構成的一條猶太特色旅游熱線，每天接待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賓客和游人。
三、保護和開發上海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的若干設想
目前在上海保存下來的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體現了上海猶太人的歷史活動，是上海城市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遺產是指在城市中留存的具有歷史文化、科學、藝術價值的實體遺存，如：歷史建筑、歷史街區和歷史環境等，以及非實體的但能反映城市文化、民俗和城市風貌特征的遺存。上海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不僅具有建筑審美價值，而且凝結著深厚的人文歷史內涵，保存了城市歷史的記憶，反映了城市文化的積淀，是城市無形文化遺產的有形載體。因此，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的保護和開發工作既需要注重對有形文化遺產也就是建筑本身進行有效保護和合理利用，同時也要充分挖掘、整理、保存和展示依附于這些遺址和建筑的人文故事、歷史沿革和文化交流等無形文化遺產，實現其有形和無形文化價值的有機結合。
國際公認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有三大基本原則。第一，原真性和可識別性原則。原真性即保護原生的、本來的、真實的歷史原物，以保留其遺存的全部歷史信息。可識別性則是指人們能夠直接從歷史建筑上識別出其留存的時代特征和在歷史變遷中留下的歲月刻痕，解讀其歷史年輪和演變規律。第二，歷史文脈的可持續性原則。一旦認識和確定所要保護的對象，就應將保護長期持續下去，即使現有的物質條件和技術手段暫時無法達到保護的要求，也應當盡力使之不遭受新的破壞，而留待將來條件成熟時再進行保護工作。第三，整體性保護原則。保護歷史建筑，不僅要求保護建筑本身，而且對其周邊與之不相協調的部分也要進行檢討和彌補，以維護整個歷史環境的完整性。上海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的保護工作應在遵循這三大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形成一套從法律、資金、技術、人員等各個方面對建筑本身進行科學、合理的保護和利用，同時注重挖掘、整理和保存與之相關的一切文獻、圖片、聲像等歷史人文資料的整體方案，從而充分發揮這些建筑在旅游、教育、對外宣傳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功能和價值。
第一，法律是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能得到有效保護和合理利用的根本保障。上海市于2003年1月開始執行的《上海市歷史風貌保護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對歷史風貌保護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作出了明確界定，并就保護和管理的職能部門及其職責、保護工作的程序和手段以及對違反該《條例》的行為的處罰等問題都做了具體規定。已被認定為優秀歷史建筑或被劃入12個歷史風貌保護區之內的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屬于該《條例》的適用范圍。但對于唐山路818弄這樣既不屬于優秀歷史建筑，又沒有被劃入歷史風貌保護區的遺址，如何對其進行保護還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這就需要相關的部門盡快完善和細化現有的相關法律條例，并根據建筑及其周邊環境的具體情況制定出相應的保護措施實施細則，避免為追求經濟效益而對歷史建筑造成損害。唐山路818弄應予以保留，并恢復其建筑的外觀，在不破壞其建筑結構的前提下，可對內部進行改造以改善弄內居民的居住條件。同時可通過置換房產或提供優惠房價補貼等形式將部分居民安置到他處居住，以降低容積率，延長建筑的使用壽命。
第二，鼓勵和支持民間資本和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的保護工作。提籃橋風貌區內的多處猶太遺址都位于老式里弄的居民住宅內。該地區在歷史上就是上海中低收入居民的聚居區，大多數猶太遺址因長期居住人口過多而多次被擴建或改建，其外觀和內部結構均不同程度的發生了改變甚至是遭到較為嚴重的破壞。因此對這些遺址的保護首先需要從降低其容積率著手，將多余的居民動遷到其他地區進行安置，而這無疑需要投入大筆資金。西方國家通常采用政府制定優惠的稅收政策、發行保護遺產彩票等多種經濟手段來吸收民間資本投入到保護行動之中。上海可以借鑒這一模式，成立專門機構來吸納和管理境內外的法人、個人或其他組織的捐贈，對這些進行捐贈的法人或個人可在一定時間內減免其一定比例的營業稅或所得稅等。同時，還可以通過發行類似于福利彩票的“城市遺產保護彩票”，在吸收社會閑散資金的同時也能起到保護城市遺產的教育和宣傳作用。此外，還要充分重視這些遺址和建筑凝結著的猶太情結，設計專門針對“上海猶太人”的招商引資方案，并以國際通行的運作方式對其投入的資金進行規范化管理。
第三，挖掘、整理、保存和開發上海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蘊含的人文歷史資源需要進一步加強相關的學術研究。當年上海猶太社團主要由塞法迪猶太人、俄國猶太人和歐洲猶太難民三個不同群體構成，其經濟條件、政治立場、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都不盡相同，在上海生活的空間分布也極為分散，活動范圍涉及到各個領域，從而在客觀上造成了今天對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進行識別、認定和保護時需要進行大量細致而繁復的前期調研工作。在制定提籃橋風貌區規劃時，僅對風貌區內的建筑進行分類這一項工作就動用了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同濟大學、 上海檔案館等單位的專家300多人次。按照歷史遺產保護的基本原則，這些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需要“修舊如舊”的保護，但在缺乏這些建筑當時的外觀和內部結構以及歷史沿革等方面的圖文資料情況下，要再現這些建筑原本的文化和神韻、恢復其原來的功能、展示其人文歷史內涵有很大的技術難度。因此，收集和整理當年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的施工圖紙、照片和相關的文獻資料是當務之急。有必要對上海現存的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的文獻、圖片、圖紙和聲像資料進行一次全面的普查和整理。在此基礎上，為每棟建筑建立三維立體的結構圖、平面圖以及文字說明檔案，建成一個上海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的檔案資料和數據信息庫，從而為進行長效管理和開發提供堅實的基礎。
第四，加強對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的宣傳，提高公眾的保護意識。目前，可供公眾參觀的上海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所提供的介紹資料內容過于簡略，形式也比較單一，而拉希爾會堂等尚未對外開放的特色建筑，普通公眾知之甚少。拉希爾會堂曾是遠東最大的猶太會堂，是上海目前僅存的兩座猶太會堂之一，其鮮明的猶太特色不僅吸引了大批國外的猶太游客，而且還被世界紀念性建筑基金會列入2002年世界性建筑遺產保護名錄的優秀建筑。因此，如何讓更多的公眾認識這些“養在深閨人未識”的優秀歷史建筑是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保護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申報世界遺產是國際上保護歷史遺產、提高公眾保護意識的有效途徑。提籃橋風貌區作為中國境內唯一一個反映二戰時期猶太難民生活的歷史遺跡，已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申報“戰爭遺產”。這一工作不僅得到了政府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而且也引起了世界猶太人的廣泛關注。2006年4月，由40多名當年的上海猶太難民和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組成的猶太名流代表團相聚上海，重返虹口與當年的中國老鄰居座談，還紛紛簽名支持提籃橋風貌區申報戰爭遺產。由此可見，通過申報世界遺產、舉辦報告會和巡回圖片展覽、制作圖文、聲像資料等方式加大對猶太遺址和特色建筑地宣傳力度，不僅能引起政府和公眾對歷史遺產保護工作的重視，而且也有助于充分展示上海的人文底蘊，而且同時也能起到提升上海國際形象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