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自古以來南斯拉夫地區的歷史演進，還是作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南斯拉夫，無不飽經民族危機的頻仍磨難。本文從民族認同的視角，結合文明結合部的地緣特征和南斯拉夫民族主義形態的發展演變，探討南斯拉夫民族危機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與各種相關因素。
一
南斯拉夫民族危機由來已久，這首先與南斯拉夫地處巴爾干文明結合部關聯密切。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裂為分別以羅馬、君士坦丁堡為首都的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又稱拜占廷帝國）。隨之基督教東派（后發展為東正教，主要在希臘語地區傳播）和基督教西派（即后來的天主教，主要在拉丁語地區傳播）之間的矛盾分化加劇。值得指出，東、西羅馬帝國分界線正好穿過巴爾干半島，即從南斯拉夫西南端的斯庫臺里湖往北到貝爾格萊德，直至薩瓦河，以薩格勒布為界。“這條分界線大致相當于拉丁語世界和希臘語世界的語言分界線，并與后來巴爾干半島的羅馬天主教和希臘正教的分界線大致吻合。”以后在南斯拉夫地區，東正教拜占廷文明與天主教拉丁文明的分野與碰撞即以此分界線為基礎。
6世紀歐亞大陸民族大遷徙浪潮促使一部分斯拉夫人由東歐遷入巴爾干半島。這些進入巴爾干半島的南部斯拉夫各部落在征服同化當地居民過程中，與當地居民融合混居，演化成南斯拉夫人的幾個分支，也即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馬其頓人及保加利亞人等民族。他們各自曾建立起若干中世紀的公國、王國和帝國，其中14世紀前葉塞爾維亞王國崛起為強大帝國，疆域幾占巴爾干半島的大部， 推進了拜占廷文化和東正教在巴爾干半島的廣泛傳播。
8-14世紀，進入巴爾干半島的南斯拉夫人由民族形成向建立國家的進程逐漸過渡。這期間，他們在與東、西斯拉夫人疏離、隔絕的情況下，經歷了不同種族、民族的融會交合，逐步分化為不同的南斯拉夫人各民族共同體。雖然他們在語言譜系上均屬于南斯拉夫人，在民族形成淵源、歷史發展道路等方面存在諸多共性，然而幾乎從民族形成伊始，他們就相對聚居一方，建立各自早期國家組織，受到東方拜占廷文化和西方拉丁文化的交互影響，分別皈依了東正教和天主教，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地域分野。而南斯拉夫地區紛繁復雜的地貌和地理條件，又阻礙著南斯拉夫各族間的溝通與融合，生成其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一。由此，南斯拉夫各族在塑造他們各具特色的民族性同時，也造就其根深蒂固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差異，導致南斯拉夫共同體民族認同根基的先天薄弱。
二
14世紀中葉起的奧斯曼帝國征服巴爾干，不僅中斷南斯拉夫各族正常的歷史發展進程，引起南斯拉夫地區空前的民族遷徙浪潮，推進不同民族的交錯雜居，而且觸發和挑唆當地各族之間的沖突紛爭，造就南斯拉夫民族危機的開始凸顯。
1371年奧斯曼帝國蘇丹穆拉德進軍塞爾維亞。1389年科索沃戰役后土耳其人相繼侵占馬其頓、塞爾維亞和黑山沿海地區。當時塞爾維亞南部的科索沃地區也為土耳其人所統治。在蘇丹政府偏袒穆斯林的政策下，許多皈依伊斯蘭教的阿爾巴尼亞人不斷遷入定居，與當地東正教徒的塞爾維亞人發生利益沖突，不少阿爾巴尼亞人還占據了流亡外遷的塞爾維亞宅地家園。由此，作為南斯拉夫民族問題的一個主要方面，塞爾維亞人與阿爾巴尼亞人之間的民族矛盾開始萌生。
為抵御土耳其人北伐，哈布斯堡王朝從1578年起建立了邊境軍事特區——邊屯區“克拉伊納”，其位于克羅地亞境內的斯拉沃尼亞和波斯尼亞北部地區，后來又向西、向東擴展。塞爾維亞族移民后成為邊屯民的主要成分。他們按照優惠條件租種土地，作為承擔戍邊義務的報酬。這些邊屯民后來還爭得自治權，建立東正教堂和東正教大主教轄區。逐漸地邊屯區“克拉伊納”成為塞族聚居區，直到1881年邊屯區被撤消，這一地區才重歸克羅地亞管轄。然而當地塞爾維亞族居民爭取和捍衛自治權利的民族運動依然持續不斷，由此，發源于奧斯曼帝國入侵時期的邊屯區問題構成南斯拉夫民族問題的一部分，成為近現代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地亞人之間民族關系中的一大癥結。
這樣從14世紀中葉到16世紀初葉，奧斯曼土耳其人涌入巴爾干半島，相繼征服了南斯拉夫人諸國家，在塞爾維亞、馬其頓、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及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和黑山部分地區建立軍事封建統治。同時另有部分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和亞德里亞海沿岸分別為奧地利和威尼斯占領。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橫貫巴爾干半島中部、將南部斯拉夫人分成兩部分的東西方文化區域分界線，又增添新的形式和內容，南斯拉夫東部和西部以及南各族在文化發展方面的差異越來越大。南斯拉夫民族危機開始出現，前述科索沃地區塞爾維亞人與阿爾巴尼亞人的民族矛盾，以及克羅地亞“邊屯區”問題所蘊涵的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地亞人的民族矛盾，即是具體表現。14世紀中葉以來，奧斯曼帝國對巴爾干半島五百多年的征服和占領產生深遠的歷史影響。
其一，奧斯曼帝國勢如破竹的征服，在刀光劍影中一舉消滅了南斯拉夫各族的中世紀國家，徹底改變其正常發展進程。13、14世紀，南斯拉夫地區政治發展已導致一些政治大區域的形成，而活躍的商業和頻繁的交往也帶來該地區經濟的興旺，為形成一個穩定的、聯合的社會政治共同體創造了初步條件。但在奧斯曼帝國入侵后，土耳其人“在巴爾干繼續保持中世紀的狀況，使歷史的車輪倒退了幾個世紀”。南斯拉夫各族的統一國家直到一戰后方才出現，以及南斯拉夫人多民族統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之脆弱，很大程度上與此相關。
其二，奧斯曼帝國的入侵，引起空前的民族大遷徙，造成不同民族的雜居和民族分界線的犬牙交錯。許多塞爾維亞人因不愿接受土耳其人的壓迫而移居波斯尼亞、達爾馬提亞和黑山，另一些人則遷至斯拉沃尼亞一帶，同時大量皈依伊斯蘭教的阿爾巴尼亞人遷移到他們告別的家園。克羅地亞人在奧斯曼軍隊征服浪潮下，被迫撤向西部和北部。而當奧地利等基督教國家軍隊贏得軍事勝利后，又有相當一部分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返回曾經為蘇丹所控制的地區。
再三，在土耳其人對巴爾干地區的征服過程中，奧斯曼帝國充分利用巴爾干各族之間的隔閡矛盾，對被征服居民進行分化，裹挾著許多被征服民族加速其征服進程。奧斯曼帝國利用、挑唆巴爾干各民族之間的沖突、爭斗達到自己目標的策略，為后來交相染指巴爾干的各種帝國勢力所仿效。由此在巴爾干特別是南斯拉夫地區遺留下極為復雜的民族和宗教關系，為日后的民族矛盾和領土糾紛埋下禍根。
最后，土耳其人在征服和統治過程中，將伊斯蘭教移植到巴爾干社會，致使南斯拉夫各族之間形成天主教、東正教和伊斯蘭教三大宗教鼎立的局面。包括阿爾巴尼亞人在內的許多民族因不堪忍受沉重貢賦而成為穆斯林。而波斯尼亞成為斯拉夫人皈依伊斯蘭教最普遍的地區。同時巴爾干半島上大多數人口仍然保持其東正教或天主教信仰。于是南斯拉夫地區進一步成為多種文明的結合部。不僅有西部的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人的西方天主教文明和東部塞爾維亞人、馬其頓人和黑山人的拜占廷東正教文明之別，還有波黑地區以及塞爾維亞南部的科索沃地區接受土耳其伊斯蘭文明的影響。因此造成南斯拉夫各民族在民族特性、文化、習俗等方面明顯的差異性和復雜性。
自11世紀中葉基督教東西方教會分裂，到16世紀初奧斯曼帝國的歐洲征服浪潮終被哈布斯堡王朝遏止，在歐洲大陸形成了一條從波羅的海一直延伸到地中海的縱貫歐洲大陸的文明斷層帶。南斯拉夫地區正處于這條歐洲文明斷層帶的南段。它在南斯拉夫各民族同中有異的基礎上，把整個南斯拉夫分裂為西歐天主教文明、斯拉夫東正教文明和土耳其伊斯蘭文明三大板塊。一方面民族文化各呈異彩的這三大塊相互碰撞，產生連綿不斷的各種沖突；另一方面這三大塊民族文化之間又存在相互的交匯融合，形成一種分野與交融同時并存、交錯重疊的狀態，這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表現得最為典型。這種民族文化錯綜復雜的狀態，造就南斯拉夫幾百年來根深蒂固、波瀾時起的民族危機的歷史根源。
三
由于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條件，南斯拉夫人的民族主義無論其形成過程還是其思潮內涵，較之歐洲其他民族尤為錯綜復雜；作為南斯拉夫各族的自屬一體的民族認同與作為他們之間統一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南斯拉夫主義”先后產生，這兩種在內涵與外延上既聯系又區別的民族主義在近現代南斯拉夫民族國家的歷史演進中，相互交織，既融合又碰撞，造成南斯拉夫人各自族類民族認同與相互間共同民族意識同時并存又相互沖突的二元悖論結構。
近代南斯拉夫民族主義運動正是發生在東西方列強角逐巴爾干這一宏觀歷史大背景之下，其發展受到東西方列強各懷圖謀插手、干預的影響。16-18世紀，南斯拉夫各族大多處于奧斯曼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盈縮相間的巴爾干拉鋸戰之中。南斯拉夫的不少民族矛盾和沖突淵源于此。19世紀隨著奧斯曼帝國的日趨衰落，歐洲列強對巴爾干的爭奪成為東方問題的核心，當地的南斯拉夫各弱小民族則是列強勾心斗角、討價還價的犧牲品。1878年柏林條約不僅沒有解決巴爾干民族問題，反而為該地區新的領土爭端和民族沖突埋下了禍根。后來的波黑問題、科索沃問題、馬其頓問題，均與列強們的越俎代庖不無關聯。從這個意義上，巴爾干民族問題，當然其中主要是南斯拉夫民族問題，正是從那時起開始逐漸尖銳化的進程，巴爾干也從開始被稱為“歐洲的火藥桶”。南斯拉夫民族主義運動正是在上述國際環境和時代背景下起步、形成的，19世紀南斯拉夫各族體的民族主義和他們共奉的“南斯拉夫主義”并駕齊驅自然與此密切相關。
雖然列強們采取了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種種手段，但這還是無法磨滅南斯拉夫人共同的民族意識，也無法扼殺南斯拉夫人日積月累建立民族共同體的統一愿望。19世紀南斯拉夫人提出聯合統一的各種方案。19世紀前葉克羅地亞等地掀起伊利里亞運動。該運動提出南部斯拉夫人各族屬于同一共同體，來源于相同的種族，語言文化接近，又面臨實現民族獨立的共同使命。而塞爾維亞人也有他們自己的聯合南部斯拉夫同胞的統一方案。1844年塞爾維亞內政大臣加拉沙寧提出，以塞爾維亞為中心，建立一個包括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以及阿爾巴尼亞北部的龐大國家。這種大塞爾維亞主義的建立南斯拉夫統一國家的方案與強調克羅地亞人主導作用的伊利里亞運動明顯沖突，無疑又使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地亞人之間不和的民族關系增添新的矛盾。
顯然，在追求建立統一民族共同體的“南斯拉夫主義”運動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南斯拉夫各族體的各自民族認同和大民族主義的頑強存在。南斯拉夫人這一民族認同的重要特征在南斯拉夫統一國家出現后表現得更加鮮明。
四
雖然一戰后南斯拉夫多民族統一的獨立國家夢幻成真，但王國政權奉行大塞爾維亞主義，致使整個王國時期民族危機。法西斯占領期間南斯拉夫又出現民族相互殘殺的悲劇，民族問題成為南斯拉夫社會難以治愈的痼疾。即使二戰后南共以聯邦制重建南斯拉夫多民族統一國家，一度緩和了民族矛盾，但在探索自治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其還是在國家政治經濟體制以及民族政策上走向歧途，未能成功推進各民族間的交流和融合，各民族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認同意識淡薄，削弱了對統一的聯邦共同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最終在冷戰后的外力沖擊下，與政治、經濟危機相隨的民族危機終于導致統一的南斯拉夫國家解體。
摧毀奧斯曼和奧匈帝國的一次大戰成了南斯拉夫人統一國家誕生催化劑。1918年12月“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王國”宣布成立，一千多年來南斯拉夫各民族首次有了統一的獨立國家，卻沒有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多民族共同體。無論從地區構成、民族成分還是人文歷史背景、語言和宗教結構意義上來說，王國全然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存在潛在沖突的社會共同體，民族危機是這個國家與生俱來的癥結。23年短暫的王國時期，除科索沃的塞阿兩族關系進一步惡化外，塞克兩族矛盾成為主要的民族問題，集中表現在集權主義與聯邦主義紛爭上。
1921年6月王國通過維多夫丹憲法，確定了國王大權獨攬的中央集權體制，實施“一個國家、一個國王、一個民族”的治國原則，大塞爾維亞霸權主義成為基本國策。政治上，塞爾維亞人幾乎壟斷政府和軍隊的主要職位。經濟政策上，當局也明顯偏向塞爾維亞人，歧視和排擠實力較強的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各民族在宗教權利、文化教育、就業和國民收入分配等方面也存在嚴重的不平等狀況。這種以大塞爾維亞霸權為指針的民族歧視政策，把高度專制的集權體制強加給多民族的南斯拉夫政治共同體，成為王國社會政治危機的主要原因。1941年南斯拉夫王國被德、意法西斯肢解。德意法西斯充分利用南斯拉夫內部民族、宗教和社會矛盾，蓄意把南斯拉夫人之間的民族沖突和相互殘殺推向極致。
面對國土淪喪、同胞殘殺的民族悲劇，以鐵托為首的南共以“兄弟團結與統一”的民族政策推動反法西斯解放戰爭的勝利，并在1945年以聯邦制再建南斯拉夫多民族統一國家。戰后初期歷史遺留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沖突得到緩解。然而在自治社會主義的改革實踐中，從60年代中期開始，南斯拉夫民族危機再度激化，其根源還在于其體制變遷以及南共政府有關制度政策的嚴重失誤。
其一，聯邦制的“邦聯化”歧途。聯邦制原是為了在國家的統一性與地方的多樣性之間尋求一種恰當的平衡，分權只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手段，實行必要的中央集權，確保中央權威同樣是聯邦制有效運作的要求。但在60-70年代南斯拉夫聯邦制的制度變遷卻滑入了絕對分權的誤區，導致聯邦職權不斷削弱、被剝奪，各共和國和自治省自治權力日益擴大、增強，形成“多中心國家主義”。
其二，經濟體制分權化改革失策。在60年代南斯拉夫自治經濟體制改革中，聯邦政府連續而無節制地放權，其下放的權力大都為共和國和自治省一級截留，形成整個聯邦經濟分權的“兩頭小、中間大”，既使聯邦中央失去了必要的政府干預能力，又使聯邦統一市場分割為各個相互封閉的地方經濟體系，造就了各共和國經濟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運動的經濟基礎。
其三，民族政策導向錯誤。南聯邦在實踐中追求各民族平等和差異的絕對化，從承認民族利益差異性擴展到強調各民族經濟獨立性，在領導機構和干部配置上推行“各民族絕對平等”的原則。南聯邦在承認和尊重各民族文化差異的同時，對促進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融合、發展國民文化的同質性不夠重視。此外，鐵托、卡德爾等領導人偏重對大民族主義的遏制，而忽視對地方狹隘民族主義的打擊。
在“弱塞則南強”路線下，1966年南共聯盟開展了鉗制塞爾維亞的“清算蘭科維奇集團”的政治運動，促使正在上升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劇。一方面這一事件刺激了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使塞克矛盾重新趨于激化。另一方面它對其他民族的地方民族主義和民族分立運動客觀上起到了鼓舞和激勵作用。于是，1968年11月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國”的阿族騷亂事件，1969年8月斯洛文尼亞向聯邦政府發難的“公路事件”，以及更為嚴重的1967-1971年“克羅地亞危機”等政治、經濟、文化民族主義事件接踵而來。
1969年“九大”開始，南共聯盟發生“聯邦化”的實質性演變。從南共聯盟不再是以聯盟中央為領導核心、自上而下實施領導的統一組織，而變成自下而上制定黨的政策和決定中央領導機構的聯邦黨。這一轉變極大地削弱了黨的先進性、組織性和戰斗力，成為民族主義勢力利用、操縱的工具。在“克羅地亞危機”中，一面是執政黨的軟弱變節，一面是民族主義勢力的有恃無恐。面對克羅地亞民族主義分子的囂張氣焰，克羅地亞共盟主要領導態度暖昧，甚至為克羅地亞民族主義運動辯護。作為聯邦制執政黨，南共聯盟中央成為各共和國和自治省圍繞各自地方、民族利益角逐和討價還價的平臺。
1980年鐵托逝世后，聯邦一切領導機構均實行“集體工作、集體決定和集體負責”體制，各聯邦主體在“協商一致”的原則下實際享有否決權。這表面上似乎有利于減少民族矛盾，防止中央集權主義和大民族主義，實際上卻使聯邦中央決策權失靈，聯邦政府渙散軟弱，而同時地方具有高度獨立性，結果在80年代以來南斯拉夫日益惡化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中，各共和國、自治省的地方分離主義和民族主義勢力不斷上升，聯邦賴以維系統一的中央權威日漸衰微，聯邦在日甚一日的“邦聯化” 畸變中最終不可避免地走向解體。亨廷頓說過，“一個社會的成分越復雜，各種集團越是縱橫交錯，其政治共同體的形成和維持就越依賴于政治體制的功效”。南斯拉夫聯邦的分崩離析即是典型例證。
顯然在南斯拉夫的歷史上，雖然出現了以建立多民族統一的南斯拉夫國家共同體為目標的“南斯拉夫主義”思潮與運動，并且一度建立了南斯拉夫多民族統一的國家，但在南斯拉夫各族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和沙文主義力量和影響遠遠超過他們對這種“南斯拉夫主義”的認同和忠誠的情勢下，統一的南斯拉夫國家生存和維系無疑是釜底抽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