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舒明等《信仰者集團的崛起及其對以色列社會的影響》

以色列推行的“單邊撤離計劃”只不過是一種棄卒保車的策略：放棄加沙等地一些規模不大、無助于以色列安全的定居點，鞏固約旦河西岸[1] 那些規模較大、對以色列安全有重要價值的定居點。與“和平路線圖”的要求、巴勒斯坦人的愿望以及以色列工黨聯盟（如2000年巴拉克政府）愿意作出的讓步相比，“單邊撤離計劃”顯得微不足道。盡管它被國際社會視為以色列方面的善意之舉，但即使這一小步，也受到以信仰者集團（Gush Emunim）為代表的以色列右翼極端勢力的頑抗。20世紀末以來，信仰者集團一直是擴建定居點運動最狂熱的勢力，也是巴以和平進程中以色列內部最難克服的障礙，還是改變以色列社會政治的最具沖擊力的力量之一。

一、信仰者集團的崛起的社會根源

信仰者集團是20世紀后期在以色列興起的有強烈原教旨主義和和民族主義色彩的猶太右翼院外集團。它以宗教錫安主義為其主要意識形態，以通過在被占領土（尤其約旦河西岸）狂熱開展定居運動從而“推動神的拯救”為其主要使命。其崛起是以色列建立以來社會全面轉型、尤其“六·五戰爭”后社會意識形態急劇變化的結果。

在形形色色的錫安主義流派中，通過第二次阿利亞來到巴勒斯坦的東歐猶太移民所主張的勞工錫安主義在建立以色列過程中居于主導地位，并奠定了這個國家的基礎。“第二次阿利亞統治著巴勒斯坦勞工，進而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最后是以色列國”。[2]

勞工錫安主義者在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勞動征服”思想之間進行了偉大的綜合。一方面，他們接受赫茨爾式錫安主義對實現猶太民族“正常化”的渴求，希望將猶太民族“從一個受迫害的、等待彌賽亞來臨的少數民族，轉變成一個世俗世界中的平等的伙伴”。[3] 猶太民族將成為一個擺脫了歷史重負的全新的民族,將成為自豪、健康、現代、開放、在自己土地上勞作、使用自己的語言的“希伯來人”，將成為受人喜歡的“沙布拉（Sabra）”，而不是受人厭棄的“猶太人”。在他們看來，延續了十幾個世紀的流散地（Diaspora）的猶太生活方式是“不正常的”；而流散地猶太人的形象也盡是消極的，是“可憐的兄弟”的形象。一切曾被長期視為神圣的傳統猶太文明的要素均受到批判性的反思。那些年輕的、充滿叛逆精神的開拓者們（Pioneers）比他們的父輩受歐洲世俗價值觀更為深刻的影響，他們要拯救的是世俗涵義的猶太民族，而不是同樣處于危機中的猶太教。

另一方面，深受歐洲社會主義思想和俄國民粹派影響的勞工錫安主義者，還主張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充滿平等和兄弟情誼的勞工領導的“新社會”。在他們看來，民族主義的目標和社會主義的理想存在著辯證統一。“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被看作是建立一個主權國家的同義語。人們用社會主義的目標衡量民族主義的追求，用民族主義的策略來回答社會主義的思想”。[4] 至于這樣一個“新社會”如何實現，阿·大·戈登的“勞動征服”思想提供了更好的解答，盡管他并不相信社會主義革命能帶來更美好、更公正的新社會的誕生。戈登主張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以公平和勞動為基礎、以勞工為領導的猶太民族新社會。他提出，對巴勒斯坦土地的權利來自在土地上的勞動。只有根植于土壤，通過每個人的（體力）勞動，民族和個人才能實現自由。他“把工作當作鏟除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生活中一切邪惡的極好辦法，……。也強調農業勞動的重要性，因為它是一種手段，可以使人的心智健全并且再次使人與宇宙成為一個整體”。[5] 而勞工的壯大及其勝利，將會帶來社會公平的勝利。

正常化、勞工的新社會、希伯來人、沙布拉……，勞工錫安主義者的偉大綜合形成了一種不同于宗教彌賽亞主義的新的拯救理論體系，即“世俗彌賽亞主義”。他們夢想著這種“世俗彌賽亞主義”的實現將拯救全世界，將成為“照亮世界的燈塔”。而在自我拯救和拯救世界的進程中，猶太民族將又一次成為“特選子民”。

以色列的建立正是這種“世俗彌賽亞主義”的勝利：工黨是這個新生國家決定性的政治力量，它是國際社會主義大家庭的一部分，而且在亞非拉眾多新獨立國家贏得了廣泛的尊敬和友誼；工總、基布茲、莫沙夫等有濃厚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經濟組織處于主導地位；勞工錫安主義是主要的意識形態，國家主義、集體主義、平等主義思想在全社會確立起來；開拓者則是一個充滿理想、激情和勇氣的英雄時代的化身，他們是新國家的締造者和領導者，備受敬仰。

但建國后以色列社會的全面轉型很快使勞工錫安主義受到了巨大的沖擊。第一，大規模東方移民的到來和新一代以色列人的成長改變了以色列的人口結構。東方猶太人漸漸成了多數。他們和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都難以理解和接受勞工錫安主義的理想。一種非意識形態化的趨勢出現了。個人主義迅速地取代了集體主義價值觀。第二，安置和吸納大規模移民以及加強國防的需要，使得快速發展經濟、加速實現工業化成為緊迫的任務。處于執政地位的工黨選擇加入了西方陣營，以引進資本，擴大市場。農業拓荒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勞工的社會主義原則也被犧牲掉了，東西方猶太人之間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分化。第三，開拓者的一代正在老化，他們掌握了權力，逐漸成為以色列社會的保守勢力，喪失了原有的激情、創造力和使命感。第四，阿以沖突已經漸漸顯示出曠日持久的跡象，難以看到阿以和平共處的希望。遠離了歐洲反猶主義的烈焰，以色列陷入了阿拉伯世界反錫安主義的深淵。他們沮喪地發現，阿拉伯人跟歐洲人一樣拒絕接納他們。曾經急于擺脫隔都（Ghetto）生活的猶太民族悲劇性地重新面對一種馬薩達（Masada）式的困境。

在勞工錫安主義的衰落的同時，“猶太意識”卻在不斷抬頭。為了在一個人口多元化的社會中增強凝聚力，尤其團結國內外信教的猶太人，處于領導地位的工黨淡化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高度重視運用猶太民族歷史之根的感召力，將新生的以色列與《圣經》時代的以色列相連。本·古里安本人就經常引述《圣經》中的話語。以色列眾多的考古發掘也不斷提醒他們的“猶太之根”。在20世紀50年代末，工黨政府還推行“猶太意識教育”，也增強了國內外猶太人的猶太認同。此外，50年代的教育改革在整合全國教育體系時，工黨向全國宗教黨（NRP）作了重大讓步，同意其保留單獨的宗教學校體系，政府對之提供財政支持。這個以色列國民教育體系中獨立王國吸納了全國生源的1/4，成為以后宗教狂熱勢力興起的沃土。

“六日戰爭”（1967年6月）是以色列社會意識形態劇變的分水嶺，它使“啟蒙和《圣經》的不平衡發生逆轉”。[6] 戰爭前夕，以色列處于高度焦慮和孤立無助之中，大屠殺的陰影籠罩了整個猶太民族。但突如其來的旋風般的勝利使以色列人陷入狂喜、沉醉和盲目自信。總參謀長亞丁宣稱：“我不相信在我們這一代還會爆發另一場類似于1948年和1967年的戰爭”。[7] 西岸、加沙尤其東耶路撒冷等眾多圣地的“復歸”在教徒中激起了強烈的彌賽亞情緒。他們把以色列的勝利看作神的奇跡，看作神手的大能；看作拯救時代已經到來的明顯的跡象。世俗人士中也出現了向猶太傳統的急劇回歸。以色列士兵——那些堅強的“沙布拉”

——抵達西墻，面壁而泣的圖景感動了整個國家。一種新的歷史感油然而生。人們急切地向猶太教、向歷史文化之根回歸。許多著名的基布茲成員、飛行員和成功的商人都紛紛成為“再生猶太人，重新皈依正統派猶太教。如何處置被占領土問題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議。盡管工黨政府希望將之作為以后與阿拉伯國家談判的籌碼，但兼并部分領土以建立“大以色列”的呼聲在全國范圍內越來越高，即使工黨內部也大有人在。戰爭也導致了以色列孤立主義抬頭，以色列人對國際社會的不信任感和疏離感迅速增強。戰后以色列一首頗為流行的歌曲稱：“整個世界反對我們。……讓全世界見鬼去吧”。[8] 1970年一位以色列法官還寫到，“我們是獨處的民，我們孤軍奮戰。……除了她自己，以色列沒有朋友”。[9] 以色列可以依賴的只有她自己的力量。這種孤立主義和“大以色列”主義受到外部世界更強烈的反感。戰后幾年之內，西方世界的新左派將以色列作為帝國主義者進行猛烈抨擊；蘇聯陣營也拋棄了以色列工黨；亞非第三世界國家也紛紛疏遠了以色列。另外，戰后以色列經濟繁榮也導致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文化在以色列年輕人中泛濫成災。許多人喪失了精神追求，不再愿意為整個國家、民族作出奉獻和犧牲。長期掌權的工黨自身腐化，內部也陷入激烈的權力爭奪。其在1973年“贖罪日戰爭”中表現出來的優柔寡斷也使以色列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并使自身的威信受到空前打擊。

以色列不僅沒有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更未成為“照亮世界的燈塔”。錫安主義意在使猶太民族擺脫賤民民族的地位，結果以色列卻陷入了賤民國家的處境，成了國際棄兒；欲擺脫流散地猶太歷史的重負，實現“去猶太化”，但“猶太性”卻急劇復興；本欲塑造一個使命感厚重的社會，但理想破滅后廣泛傳播的是放縱、頹廢和迷茫。這樣，工黨在意識形態上破產了，在政治上也喪失了領導力。工黨變得無所適從，全國也陷入了迷茫和失落。宗教狂熱勢力“推進神圣拯救”并奪取錫安主義領導權的時機終于成熟。

二、信仰者集團崛起的過程

信仰者集團的前身為“火炭”。50年代初，十余位13—15歲的男孩結成了一個稱為“托拉學習先驅者核心”（Gahelet）的秘密群體，簡稱“火炭”。他們頭戴無邊小圓帽（Knitted Skullcap）用以與其他人相區別；恪守猶太教規；舉行定期聚會，熱情坦誠地彼此傾述內心的情感和思想。他們就學于一所猶太教正統派創辦的經學院(Yeshiva)，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在“火炭”的第一份簡訊中，他們宣稱要“點燃火炬，引領未來幾代人走向那一天，每一個以色列人將……完全信守以色列的托拉。”還宣稱，他們要“愛所有猶太人民，為所有猶太人相互負責”，“忠于國家和民族”，“愿為民族利益自我犧牲”。[10] 三十年后，這十幾位青少年都成了“信仰者集團”的重要領導成員。

信仰者集團的精神領袖為小庫克拉比（ Zvi Yehudah Kook, 1891-1982）。[11]  與小庫克的“相遇”也許是“信仰者集團”形成過程中關鍵的一步：這些充滿理想的年輕人發現了他們想要的精神導師。從一開始，他們就為小庫克拉比的個性和思想所折服，可謂一見鐘情。“對這些年輕人而言，（他）是老師、領袖、父親；對他而言，他們是門徒、孩子、公眾”。[12] 在他的吸引和指導下，這些年輕人紛紛轉入他所在的經學院（B’nei Akiva），埋首讀經，淡出政治舞臺，成了“戴小圓帽的好孩子”。

通過小庫克對其父思想的闡發，“庫克主義”成為信仰者集團的指導思想。跟絕大多數正統派人士的反錫安主義立場不同，老庫克不僅不反對錫安主義，相反，他從宗教框架出發對之提供支持和補充。他認為錫安主義“出于神圣源泉的激勵”，“乃神圣民族從長睡中蘇醒，向正當習俗回歸”。[13] 在他看來，猶太民族正處于一個拯救進程業已開始的階段，彌賽亞時代正在到來。而世俗錫安主義及其進展正是這一進程的跡象。他熱愛那些回歸圣地的世俗的先驅者們，將他們看作“神救贖的彰顯，是建立人間神國的伙伴”。[14] 他也堅信猶太民族的特殊使命論，反對猶太民族“與其他民族一樣”的提法。此外，老庫克還堅信“猶太民族和以色列地是完全合一的。”而“以色列地”包含所有圣約(Covenant)神授的歷史性的領土，（被占領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猶地亞和撒馬利亞，更是這歷史性領土的中心地帶。[15] 因此，向“以色列地”定居就成為推進拯救進程的神圣的行為。顯然，他將錫安主義和猶太教看作互為表里的矛盾統一體，錫安主義正是復興猶太教的中介。至于重獲救贖而產生的新猶太國的理想形態，當然應是一個依據猶太教法（Halakhah）治理，人人信奉《托拉》的國度。

信仰者集團的意識形態正是新形勢下“庫克主義”的延續和擴展。信仰者集團的核心理念為Hitnahalut ——它“綜合了定居和彌賽亞主義，要求猶太人從宗教義務出發，回歸以色列地”。它是“拯救的前提”，高于民主、和平，也高于社會形態的選擇，還是醫治以色列社會病癥的良藥。[16] 對于“六·五戰爭”后的被占領土，它主張使之“以色列化”，提出“以色列歷史性的領土現在必須歸于猶太民族之手，這不僅要通過軍事行動，也包括定居和政治行動，即行使以色列主權”。[17] 至于巴勒斯坦人，信仰者集團并不承認他們的民族自決權。相反，它為他們指出了三種出路：公開承認（信仰者集團版本的）錫安主義理念的合法性以換取完全的公民權；不承認錫安主義，但遵守法律以換取僑居權（無政治權利）；提供經濟激勵使他們移居其他阿拉伯國家。[18] 信仰者集團還以先驅者精神的承繼者自居的。為推動彌賽亞拯救，其成員樂于自我犧牲；即使其領導人，也愿意像先驅者那樣在一種極其艱苦、危險的環境中定居。他們“自視為一場復興運動，以復興歷史上的錫安主義，這種錫安主義在50—60年代的以色列已經消亡”。[19] 相對于歷史上的錫安主義，信仰者集團的意識形態就被稱為“新錫安主義”。

這股宗教狂熱勢力真正登上政治舞臺是在1967年“六·五戰爭”之后。1968年4月，有10個家庭在Moshe Levinger拉比的領導下，打著瑞士游客的旗號，來到新占領的阿拉伯城市希伯倫，并在一座阿拉伯人經營的旅館中入住。他們很快占據了這座旅館，并宣布他們再不離開希伯倫，并拒不服從以色列政府要其撤離的命令。這一事件引發了全國性的辯論。他們的行為獲得了廣泛的同情。即使在工黨政府內部也有眾多的同情者。最后，猶疑不決的政府與定居者妥協，允許他們在希伯倫建立一座經學院，但人數須受限制。這一事件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從此，狂熱分子不斷制造“既成事實”，然后與政府周旋，最后政府讓步，定居點建立。被占領土上的定居點運動一發而不可收。到1974年1月，“贖罪日戰爭”后不久，“信仰者集團”正式建立。如果說，它所推動的定居點運動在工黨時期還屬非法活動從而受到種種限制，那么，在1977年“利庫德革命”后，信仰者集團完全掌控了右翼政府，[20] 其擴張主義政策就獲得了最高的合法性，工黨的謹慎政策被徹底拋棄。由此，信仰者集團迅速壯大起來。

信仰者集團與全國宗教黨關系密切，其重要成員大多來自該黨“青年衛士”。即使在80年代初它從該黨分離出來以后，兩者仍然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相互支持，相互影響。它主要是一個正統派的“西方猶太人”的青年運動。80年代初的一項研究表明，其成員90%為40歲以下的年輕人，1/3在30歲以內。2/3的成員為以色列出生的、居住在城鎮“西方猶太人”后裔。他們受過教育的良好，高學歷的比例很高；而且2/3出于以色列宗教教育系統。[21] 其中，還有數量可觀的定居者來自美國猶太移民或其后裔。它與世俗的“大以色列”、超級民族主義勢力也沆瀣一氣。1979年曾一起組建“復興黨（Techiyah）”。它修建的定居點也吸納一些世俗的定居者。只要支持在被占領土定居，就是它的盟友。至于是否嚴守教規，它并不特別在意。另外，信仰者集團高度重視以色列國防軍等國家機器的作用，將之作為掌握全國領導權重要途徑。在日益變得個人主義的以色列社會，以色列多數人參軍的積極性降低了，而信仰者集團成員日益成了軍隊的中堅。

三、信仰者集團崛起對以色列社會的影響

信仰者集團的崛起對以色列社會乃至中東局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信仰者集團在被占領土狂熱推動定居運動，完全改變了被占領土的人文地理狀況，制造了新的既成事實，形成了中東和平進程的嚴重障礙。制造既成事實是錫安主義運動的慣用手段，而信仰者集團則變本加厲。工黨執政時期，以色列政府對定居點建設往往進行控制和選擇。而利庫德集團上臺，則通常放任甚至借助信仰者集團擴建定居點。其中，沙龍本人正是擴建定居點的最狂熱的策劃者和推動者。從1967年到2000年底，以色列在被占領土（不包括東耶路撒冷）共建成定居點180個，其中西岸的“注冊定居點”為139個，“非法定居點”為25個，加沙地區為16個。定居者總數達203067人。[22] 信仰者集團并不擁有所有定居點，但它是擴建定居點運動中最頑固、最強大的勢力。尤其眾多深入巴勒斯坦人居住區的小型定居點主要就是他們所建。這些定居點蠶食了大片被占領土，建成了眾多住房、工廠和工事，修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占用了很大比例的被占領土自然資源（如水、土地等），還將巴勒斯坦切割得面目全非。這是中東和平進程中任何一方都無法回避的新的現實。撤出這些定居點的經濟代價將極其高昂、難以承受。而且絕大多數以色列人都主張永久性地兼并其中對以色列安全有重要意義的定居點。而強大的定居者利益集團本身也成了反對撤離定居點、反對巴勒斯坦建國的強大的政治勢力。信仰者集團將向巴勒斯坦方面讓步的領導人視為損害猶太民族利益、阻礙“神圣拯救”進程的“叛徒”，并根據猶太教法對其進行“審判”。他們經常進行大規模游行示威、暴力抗警、通過拉比唆使士兵抗命、對巴勒斯坦人進行恐怖襲擊、甚至暗殺以色列領導人等種種手段破壞和平進程。1995年拉賓總理被刺就是該集團中的極端分子所為，并在該集團內部獲得了很多人的贊同。此外，信仰者集團推動的對外強硬和擴張路線，使得以色列在國際舞臺上陷入進一步的孤立和被動。

其次，信仰者集團的“新錫安主義”擠占并填補了工黨錫安主義衰落后出現的空間，從根本上改變了以色列社會的意識形態圖景。盡管信仰者集團主張復興錫安主義和先驅者精神，并且也以在艱苦條件下定居并推進被占領土的“以色列化”為己任，但這種“新錫安主義”只是他們推進“神圣拯救”進程的手段。它以“猶太特選論”和神圣孤立取代了主流錫安主義的民族獨立、“正常化”和融入世界的愿望；以一個依據猶太教法治理的神權社會的理想取代了世俗、民主、勞工社會主義的新社會的理想。從根本上來說，“新錫安主義”主要不是為了拯救猶太民族，而是要拯救同樣處于危機之中的猶太教，乃是出于正統派陣營的焦慮。它在勞工錫安主義已經無法為改變了的現實提供指引的情況下，為以色列社會提供了一種最挈合以色列人心情和愿望的方向；它在一個日漸頹廢的社會里重新喚醒了對錫安主義運動早期英雄時代的景仰。因此，它在以色列社會獲得廣泛的認可和同情，成為主導性的意識形態。而擔心猶太民族特殊主義膨脹的左翼精英堅持普世主義、民主、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對錫安主義本身進行了反思和批判。這樣，以色列社會又出現了一種很有影響的“后錫安主義（Post-Zionism）”思潮。

第三，信仰者集團的崛起加速了以色列政治力量的重組。盡管1977年“利庫德革命”主要原因在于工黨自身的腐化、分裂以及“東方猶太人”的不滿，但是，對待信仰者集團擴建定居點問題上的分歧則加劇了工黨的分裂，也削弱了其在以色列政壇的威信。而在全國宗教黨內，信仰者集團的影響力也迅速上升，到1972年，它已擁有1/4的席位。[23] 在其壓力下，全國宗教黨改變長期以來在內外事務中都保持低調、與工黨長期合作組閣的溫和姿態，轉而采取富有攻擊性的立場，反對以色列政府在談判中作領土讓步，擴大猶太教法在以色列社會中的應用。同樣持鷹派立場的利庫德集團將信仰者集團視為天然盟友，極為推崇。1977年，貝京一獲得組閣委任，就從總統府直奔小庫克拉比家，以獲得拉比的祝福。[24] 信仰者集團的政治行動主義也帶動了整個正統陣營的政治行動主義的抬頭。原來置身于政治之外的塞法迪超級正統派社團也投身政治舞臺，于1984年建立了沙斯黨(Shas)。信仰者集團為代表的擴張主義勢力的抬頭還引起左翼對以色列前途的擔憂。1978年，主要由“后錫安主義”者構成的“現在就和平”（Peace Now）運動應運而生。它“是和平陣營對信仰者集團的回答”。[25] 這樣，到20世紀末，以色列從原來左翼、世俗力量占主導的社會轉變成中左、中右、宗教三大陣營三足鼎立的格局。以色列政治力量結構呈現雙重轉移：左翼衰落，右翼上升；世俗勢力衰落，宗教勢力崛起。

第四，信仰者集團助長了以色列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威脅了以色列的民主政治。建國前，巴勒斯坦猶太社團內部就充滿意識形態和政治紛爭。建國后，在強大的工黨的領導下，以色列建立起有效的民主制度，國家機器的權威獲得了尊重，內部紛爭處于可控制的范圍。但20世紀末以來，以色列民主政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一個民族以武力長期占領并統治另一個民族、剝奪其民族自決權利的行為無疑有損民主原則。一些極端勢力無視法律和行政當局命令、頻繁制造既成事實、公然以暴力抗法、策動軍人抗命、借神的名義對巴勒斯坦人甚至以色列民選領導人進行恐怖襲擊、推動神權政體的建立等行為也威脅了以色列民主制度的運行。威脅以色列民主的勢力有多種，但信仰者集團就是最危險的一種。

余論

阿以沖突之所以久拖難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原教旨主義勢力卷入其中。在西方話語霸權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被塑造成應該為破壞和平負責的唯一一種原教旨主義勢力。但是，卷入阿以沖突的原教旨主義勢力不是一種，也不是兩種，而是三種！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卷入沖突的主要方式是“圣戰”，以信仰者集團為代表的猶太教原教旨主義卷入的主要方式是“定居”，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以美國基督教右翼為典型）卷入的方式是支持錫安主義和以色列。三者均認為自己正在完成神授的使命，推進神圣拯救的進程，并且都要求建立符合神意的社會。人道、民主、和平乃至生命等世俗的價值觀在神圣進程中都是次要的，甚至微不足道的。在他們看來，節制和妥協并不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