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愛玲《移民的經濟學思考——以前蘇聯猶太移民對以色列的經濟貢獻為例》

20世紀前半期，國際移民成為世界各個地區社會轉型和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隨著移民的流動數量增長以及新的流動方式出現，其重要性在21世紀勢必還要繼續增加。移民既是當地社區和國民經濟融入全球關系的結果，又是促使移出和移入國家發生進一步社會轉型的原因。移民出境對移出國來說可能意味著：喪失擁有相當資力的人員、喪失具有活力的青年勞動力，使珍貴的經濟資源——人力資本——從窮國轉移到富國；而移民遷入國則可對這一投資坐享其成。以色列80年代中期以后的經濟騰飛很大部分就得益于來自前蘇聯地區的大規模高素質猶太移民。

一、移民經濟理論探討

關于移民的經濟影響，最具代表性的是興起于20世紀60-70年代的新古典派移民理論。其移民思想如下：移民的根源在于國家之間的工資差距；該差距實則反映了兩國間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人口流動可以消除這種差距，而差距的消除又意味著人口流動的停止。該理論直接脫胎于W. 阿瑟·劉易斯“利用無窮勞動力資源來促進經濟發展的模型”。按照劉易斯模型，移民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機制，因為它開發了經濟差異所蘊涵的發展潛力。[i]移民行動是有理智的主體選擇的結果，其目的在于遷徙到到一個新地方從而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高得足以抵消有形無形的遷徙成本。移民乃是一種個人的自發自愿的行為，經過了對所處之境和所期之境的比較，對成本效益比率的估算，自然要前往回報最高的地方。更高的回報是要付出某種代價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移民是一種人力資本的投資行為。[ii]

專門針對移民的新思路，叫做“勞動力遷徙經濟學”，是在新古典派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其代表人物首推奧德·斯塔克。[iii][iv]新經濟學對收入分布十分注意，它認為，一個社區收入分配越不平均，相對貧窮的感覺就越強烈，人挪動的欲望也就越熱切。新經濟學強調家庭的作用，強調移民匯款的意義，它更關注信息，更關注移民與周圍環境的復雜互動關系。但新經濟學也有一個致命缺陷——僅僅關注移民輸出國一方造成移民的原因。

當移民浪潮使人口急劇膨脹時，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盡管會出現相對短缺狀態，但生產過程中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要素給資金所有者帶來了益處，因為他們的資本價值升值了。移民接受國的人民即使賣掉部分土地給新來的移民，也從中獲得了利益，因為他變賣土地的價格遠遠高于移民到來前的價格。高昂的土地售價也反映了隨著移民的到來而即將產生的對食物和紡織品等的高需求。但是，如果移民使人口的膨脹達到極限時，移民接受國就必須增加資本的供給，擴大資本的基礎，以此防止國民人均收入的下降。例如，根據歷史的經驗，人們對土地供給緊張的主要應對措施就是運用各種技術手段來開墾荒地。如美國早期歷史上的中西部土地大開發。就當今的以色列來說，就是將沙漠變成綠洲，更極端的做法就是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上非法建立定居點，使本已十分尖銳的巴以沖突更加復雜化。這一資源開發機制是人類發展的中心元素，也是導致人們產生其他的高額需求和要求高收入等問題的部分成因。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在全球化的今天，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相對來說，重要性已經不如以前，如今最關鍵性的資本是人力資本——人們的技能加上知識的積累。這是當今許多國家都拼命引進技術移民的動因——移民隨身帶來了重要的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是現代社會的主要生產要素，有了它，物質資本的正常擴大就會相應地變得快速和容易。

反對移民的最權威的觀點是認為移民奪去了該國公民的工作，從而使該國的失業率增加。邏輯很簡單：如果工作份數是固定不變的，一旦移民獲得了某些工作，那么該國公民可獲得的工作份數自然會減少。但是根據萬物平等理論，移民在占有了某些工作崗位的同時，也創造了另外的新的就業機會，因為移民的到來刺激了該國的消費，增加了國家總的購買力，他們在花銷的同時間接地促使新的工作產生。

二、蘇聯猶太移民與以色列勞動力市場的變化

1990-1997年，蘇聯猶太人移民以色列總人數達71萬。在1989年底，以色列總人口只有456萬。但1990-1991年的移民的大量涌入，使這兩年的人口增長率躍升為7.6%。1992-1995年，每年的蘇聯猶太移民穩定在64000-68000左右，到1997年，跌至大約55000人。總之，1990-1997年間的蘇聯猶太移民人數占了1990年前以色列勞動力大軍的16%。這批移民隊伍具有兩個顯著特點：大多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并具有豐富的學術和科學研究經驗。其中1993年前來到以色列的蘇聯猶太移民平均具有14.5年的學齡。他們當中，又有一半人在移民前從事過學術研究或擔任過管理崗位，其中有57400人曾做過工程師，12200人曾是醫生。而在1989年，以色列也只有30200名工程師和15600名醫生。這批高素質移民雖然剛到以色列時還只能從事一些技術含量很低的職業，但等他們逐漸適應以色列的勞動力市場后，便很快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崗位，而且他們的工資收入水平以每年6.4%的速度遞增。[v]移民一般會為移入國家帶去學識、職業技能和工作經歷等一系列有效的技能。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技能會逐漸適應以色列的市場，從而使他們的質量和市場價值得到提升。移民同時也能在以色列提高他們的技能或學會新的技能。這種新技能的獲得需要對當前的收入作出一些犧牲。因此，每個移民都會面對這樣一個投資問題——在對未來的高收入進行投資與犧牲當前經濟利益之間作出選擇。而這種投資決定又與他們以后的收入息息相關。從表1中我們可以發現，在1982-1997年間的以色列，GNP的增長率和移民規模大小是成正比的。移民增長比率越高，人均消費率和GNP的增長率也就相應地越大，分別從1982-1986年的2.4% 和3.0%增長到1993-1997年的3.7%和4.9%。這表明大規模移民的涌入帶來了收入和人均消費率的大幅度提高，移民的到來并未給當地以色列人的工資收入和就業機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表1  1982-1997年間以色列每年的GNP、人均消費和移民增長比率表

年份
 GNP增長率
 人均消費增長率
 移民增長率
 
1982-1986
 3.0%
 2.4%
 0.4%
 
1986-1989
 4.0%
 2.8%
 0.4%
 
1989-1993
 5.8%
 3.0%
 2.8%
 
1993-1997
 4.9%
 3.7%
 1.7%
 

資料來源：Israeli Centrual Bureau of Statistics, Statistical Abstrcts, 1982-1997。

隨著90年代蘇聯猶太移民的到來，起先是平均工資的小幅下降。但接著就開始了持續增長。工資的短暫下降主要發生在商業系統，公共服務領域的工資并未受到影響，一直保持增長狀態。從1991-1997年以色列人和蘇聯猶太移民的小時工資來看，無論以色列人還是移民，他們的小時工資都在看漲，其中移民工資的漲幅又相對高一些。蘇聯猶太移民剛到以色列時，所賺的月工資是以色列人的64%，小時工資是以色列人的66%。例如，一個有著16年學齡的30歲蘇聯猶太移民剛到以色列時其平均工資只是與其相當的以色列人的52%，但5年后增至62%，20年后又增至80%。來自前蘇聯的猶太移民主要集中在兩個時間段：大約20%的猶太人在1970-1979年間移民以色列，大約62%的蘇聯猶太人在1989-1992年間移民以色列。盡管大量移民涌入，以色列人的小時工資依舊在1991-1995年間有所增長。同時，1990年前移民的蘇聯猶太人比1990-1991年來的多掙6.2%的工資，但1990-1991年來的蘇聯猶太移民又比1992-1995年來的多掙5.7%的工資。[vi]

通常，移民受雇傭的行業對他們的收入會產生很大影響，因此移民從事高技能職業的比率就成了收入增長的決定因素。由于市場的分裂和信息的缺失，移民不可能很快找到適合自身能力和特點的工作，所以通常都是從低技能的工作干起，然后再慢慢轉向其他的高科技行業。但他們一般只涉足制造業和服務業，其他如農業和建筑業等工作仍舊由巴控區的阿拉伯人或外國勞工承擔。受教育年限超過16年的移民中，只有20%在移民初就找到了研究性的工作（學術職位），但過了4年，這種比例在26-40歲的年輕人中和41-55歲的中老年人中就分別上升到36%和28%。而在那些已經移民以色列5-15年的蘇聯猶太移民中，這種比例在年輕人和中老年人中就分別是54%和37%。受過13年以上教育的移民的工資比低教育移民的工資上升得快些。在80年代早期，受過16年或以上年限教育的移民的工資比受較短教育的工人的工資高出62%左右，到90年代，這一差距擴大到83%。[vii]

80年代中期以色列實行抑制通貨膨脹和削減預算赤字的經濟穩定計劃后，許多政府支持的機構都進行了合理化改革，并逐漸走上了私有化道路。90年代，高素質移民的持續涌入，促進了以色列智力資本集中型企業生產與出口量的增長。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對外開放度不斷擴大，傳統產業的份額在經濟活動中開始下降。同時，通過個人勞動合同和職業代理機構進行雇傭的情況也越來越多，使得以色列總工會的傳統角色受到削弱。而且，所有重要的勞動力市場制度也在此期間進行了修訂，如生活成本津貼制度（Cost-of-Living Allowance，COLA）就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調整：用立法形式規定了最低工資，降低了就業人員應交的社會保障比例，重新修訂養老金制度和失業救濟金制度。所以，盡管1988-1989年間以色列經濟陷入困境，但大量蘇聯猶太移民的涌入，加之宏觀經濟的穩定、政府赤字的減少、經濟部門機構改革的推行，為以后的經濟復興打下了基礎。前蘇聯的解體，又使以色列與廣大第二、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關系有所改善，從而增加了產品出口量與對外貿易額。

總之，大量前蘇聯科學家、工程師的涌入，以及在美國高科技行業積累了豐富經驗的愛國猶太人返回以色列，既帶來了消費品需求的增加，又引來了大量的投資。投資的增加給以色列的資本市場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使以色列的資本市場參與到全球資本市場中去，并為外來投資開辟了新的渠道。同時來自外界的對以色列生存戰略威脅的減少、外債的降低、美國每年給以色列100億美元的貸款保證、中東和平進程的曙光等都為以色列吸引外來投資創造了有利條件。到1998年，以色列公司在美國證券市場的累計貿易價值已超過300億美元。新的技術企業家們也成功地在以色列籌集了資金。1992-1994年特拉維夫證券交易所新發行的債券已達到大約70億美元。此外，新的合資企業也開始出現，在1993-1998年間就吸引了大約30億美元的國內外資金。到1999年初，所占投資比重已達70%。[viii]當已經積累了大量資本的房地產業、建筑業、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開始尋找新的投資機會的時候，信托基金和控股公司開始將越來越多的資本投入到高科技產業。如今，主要的以色列公司與重要的國際同業幾乎在所有的經濟活動領域都形成了戰略合作關系，越來越多的以色列公司開始從全球戰略的視角來規劃它們的經濟活動。

三、以色列積極消化、吸收大量移民

蘇聯猶太移民作為一個龐大的跨國流動的移民群體，必然會給以色列這個彈丸小國造成經濟、政治壓力，尤其是在巴以沖突的特殊環境下，移民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的定居點活動使以色列與周圍阿拉伯國家的關系更加緊張。但是由于蘇聯猶太人的高素質，經過短時間的適應期后，他們終會成為以色列一支極其寶貴的人力資源，促進以色列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

蘇聯猶太移民中，高比例的科技人才大大充實了以色列的人才庫。1972－1983年，以色列工程師的數量翻了一番多，這為需要大量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來操作和管理的尖端武器系統提供了優質人才。而1989年以后移居以色列的蘇聯猶太人中，就有近萬名科學家和5萬名工程師，其中許多人立即在以色列找到了能發揮專長的工作，新移民中科研人員提出的1000多項研究課題中已經有400多項得到批準并獲資助。據1993年統計，以色列勞動力中將近25％的人是科技人員和專業人員，遠遠高于美國的16％和日本的11％。[ix]僅1990年初的23000名移民中，就有11300位工程師、2000位科學家、2600名醫生。[x]

這些“天賜的人才”是以色列科教興國的寶貴資源。但以色列這樣一個彈丸小國，要吸收這么多科技移民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更何況這些猶太科技移民大多來自蘇聯，他們移居以色列前，大部分在政府支持的研究機構工作，少數人在大學實驗室里工作，幾乎沒有私營企業工作的經歷，而以色列的情況又截然相反。以色列迅速發展的高科技產業有能力吸收新移民，但蘇聯來的新移民中則很少有人具備這方面的經驗，擁有開辦自己的高科技公司所需的生產和銷售經驗的移民就更少。無論是求職、拉贊助，還是推銷產品，以色列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充滿了競爭，從而使在計劃經濟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蘇聯科學家感到很不適應。

為改變這種狀態，最初，以色列政府采取“直接吸收”的模式來吸收、安置移民，讓新移民自由選擇居住地，政府向新移民發放6個月的生活費，提供免費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提供希伯來語、猶太教和錫安主義基本知識的培訓。政府用免稅和提高租金的辦法，促使數萬套空置住房進入租賃市場，滿足了緊急的住房需求。1990年底政府直接參與住房建設，并向承包商保證，賣不出去的住房由政府負責收購。為了刺激需求，政府向移民和年輕夫婦提供長期住房抵押貸款，向新移民提供具一定期限的無息貸款。同時，政府為盡快、充分、有效地發揮這些移民的科技潛力，并使之服務于經濟發展，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一方面，政府有關部門給予鼓勵他們安居樂業的優惠政策，如一次性安家補貼、提供合適就業崗位、免費語言培訓、免稅購車等；另一方面，移民歸化部、科學部和工貿部在扶植培養這些科技移民方面也發揮了重要的橋梁作用。移民歸化部的科學吸收中心為科技移民提供就業咨詢，并向用人單位提供補助。科學部則通過“基礎研究促進和發展基金會”資助了400多項移民研究項目，還開辦了“克里泰克斯”職業介紹所，通過互聯網免費為科技移民和高科技牽線搭橋。工貿部則在支持科技移民開發創新上采取了獨具匠心的高技術工業“孵化點”戰略。1991年該部首席科學家辦公室共批準建立16個高技術工業“孵化點”，它們大多設在科學工業園區或大學附近。每個孵化點至少要容納50名移民，開展10個項目的研究與開發。其任務是根據科技移民的技術專長協助其開辦公司，提供管理和技術支持、廉價設備以及商業指導，幫助尋找戰略合伙人和外部投資者，以便為新科技移民在其研究開發基礎上創辦高科技出口導向型產業服務。“孵化點”資助項目時間通常為兩年，如項目轉化為批量產品，則以每年銷售額的2％逐漸償還資助金額。到1993年這些高技術工業“孵化點”已經資助了電腦軟件、電子和電子光學等符合以色列國內外時常需要的210個項目，這其中參加的新科技移民達1000多人。[xi]顯然，這一高技術工業“孵化點”戰略已經收到開發移民科技潛力和推動以色列經濟發展的雙效。

    蘇聯猶太科技移民極大地推動了以色列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在軟件開發、圖像處理、半導體物理學的應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以色列英特爾公司的新雇員中有10％－15％是科技移民。以色列飛機工業公司已雇傭70名科技移民從事30多項研究與開發項目。昂泰克公司利用科技移民開發微重力新技術生產汽車發動機用的鋁鉛軸承。巴伊蘭大學的科技移民開發出先進的計算機商業軟件、電力監視系統、電腦網球裁判等產品，該公司又雇傭20多位科技移民，建立了自己的高技術孵化箱。以色列國家石油公司也雇傭了6名蘇聯猶太移民專家，在科學部資助下采用先進的俄國技術來發展以色列的石油工業。賽特克公司的科技移民開發出一種從廢氣的電子線路板上回收黃金而又不污染環境的新方法。死海工程公司投資3.5億美元建一座新廠，依靠15名科技移民，使用俄國新技術，從鉀堿殘渣中提煉鎂，僅1996年就產鎂2500噸，價值7500萬美元。[xii]

四、蘇聯猶太移民與以色列經濟騰飛

大量蘇聯猶太移民的涌入，既給建筑業帶來了新的活力，同時還使公共消費額有所增長。1990年就是以色列經濟發展的分水嶺，它經過連續兩年的經濟滑坡后開始走出低谷。據以色列有關部門統計，1990年其多項經濟指數呈上升之勢，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4.5%，消費價格指數上升17.6%，出口額上升15.5%，個人消費上升5%，民用進口上升了22.4%。[xiii] 

    移民的到來使以色列的國內需求大增，投資規模加大。工業總投資從1989年的4.42美元上升到1992年的8.2億美元，3年時間幾乎增長了一倍，加上勞動力增加，極大地刺激了經濟的發展。1990－1992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超過6％（1990年增長6％，1991年為6.2％，1992年為6.7％），大大高于80年代的平均水平。就業人數增長也很快，1992年比1989年增加10％。不過，由于越來越多的新移民經過6個月的最初吸收期后，逐步進入勞動力市場，使得1991－1992年失業率也上升了10％多。失業率的上升，又導致1989年實際工資持續上漲的勢頭減弱。1990和1991年實際工資下降，勞動力成本降低，20多年來通貨膨脹率第一次下降到一位數。政府為了維持低通貨膨脹率，不得不繼續執行緊縮財政政策，減少福利開支和用于擴大就業的開支。
    1989年底開始的大規模蘇聯猶太人移民浪潮也大大推動了以色列工業的進一步發展。移民使以色列人口增加了約10％，對住房和工業品的需求大增。更為重要的是，移民還為工業生產補充了大量勞動力，尤其是移民中科技人員的比例很高，對促進以色列高科技工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它使以色列90年代的工業發展呈現兩大特點：一是工業增長率高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1990－1996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率為5.8％，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率為7％，工業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8.9％；二是以電子工業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成為工業發展的龍頭，1995年工業出口總額為162.6億美元，其中電子產品出口額為35.6億美元，占21.9％。如果不算鉆石，電子產品出口占整個工業出口的28.9％。電子工業的迅速發展除了與以色列政府直接投資扶持電子工業的研究與開發、鼓勵技術人才的培養、資助學術與科研機構等因素有關外，還主要得益于以色列豐富且高質量的人力資源，尤其是90年代初的蘇聯猶太移民中，工程師和熟練技術師超過1/4，大大增強了電子工業的技術力量。結果，使以色列在計算機及其輔助設備、微電子和通訊等領域發展很快，新產品如微處理器、半導體和印刷電路板監察系統、衛星通訊、高速光纖網、成像系統和國際互聯網通訊不斷投入市場。軟件工業與硬件工業相互促進，軟件工業產值在1987－1995年的8年間增長了300％以上。以色列在光電子領域的研究與開發成果和產品質量在國際上也處于領先地位，目前，從事光電子領域多部門、多層次開發工作的單位共有120多家、11所高等院校和30個高科技人才培訓中心，從而成為世界上光電子技術人才最為集中的國家。1981－1991年光電子產品銷售額增長714％，職工人均銷售額每年約15萬美元，職工中科學家和工程師所占比例超過50％。1994年光電子產品銷售額為14.5億美元（占整個電子工業的25％），出口額10.15億美元。[xiv]

    蘇聯猶太人的到來還促進了建筑業的繁榮與發展，加快了以色列部分小城鎮的城市化進程。由于以色列是一個移民國家，因此住房問題一直伴隨其經濟增長之始終，而且建筑業常常被看作經濟狀況的晴雨表。建國后，以色列政府把負責住房的任務移交給了勞工部的一個專門機構，后來又交給了專門的住房部，由它來負責規劃和執行住宅計劃。同時，政府還成立了國營企業埃米達（Amidar），由其負責解決新移民的住房問題。吸收猶太移民是以色列立國的基礎，為移民提供住房是以色列政府的一項基本任務，而建筑業的主要任務是建造住房，因此政府不遺余力地扶持建筑業。建國之初，住房建設占以色列建筑部門工程量的近90％，后來則在70％－75％之間波動。由于80年代末大規模蘇聯猶太移民的涌入，為滿足新移民對住房的需求，1991年住房建設的比重上升到86％，建筑部門的產值也隨之大增，1991年增長40.5％。一般情況下，以色列每年需新建住房4.5－5萬套，但1986年僅19000套，而1991年則高達83580套，1992年43000套。[xv]與此同時，從80年代末開始，由于私營部門不能滿足大規模移民的住房需求，以色列政府又增加了對住房的投資，政府投資比例再次上升，1991年占74％，此后逐漸下降，1995年占44％，1997年占34％。[xvi]

    住房投資的增加、定居點建設的擴大，使以色列的一些小城鎮迅速發展。如埃里爾，這個約旦河西岸的第二大定居點，由于政府建造了2500幢房子、1萬套公寓，很快便發展成一個擁有1萬人口的中等城鎮，還擁有一個有300間客房的旅館。而內格夫地區的貝爾謝巴則是移民潮帶來的最大受益城鎮。十年前，它還是一個非常落后的貧瘠小鎮。但90年代初大量蘇聯猶太移民的涌入，使貝爾謝巴的人口增至25萬人左右。為了接納蘇聯猶太移民家庭，當地政府先后建造了7處移民聚居區，并投資2500萬美元改進學校教育體制，建造城市公園和新的道路設施，鼓勵承包商建造大量具現代化標準的樓房。同時，還在本－古里安大學附近建立了一個科技園區，以吸引移民企業家和大學研究生留在貝爾謝巴創業。如今，貝爾謝巴已經成為一個充滿活力、欣欣向榮的新興城市。[xvii]

總之，作為一個典型的移民國家，鼓勵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回歸故土一直是以色列的基本國策之一，因為移民既可強化以色列的猶太性，又能促進以色列的經濟發展。但有一點我們必須指出，在知識已成為生產力、競爭力和經濟成就的關鍵，知識已成為首要產業，并且這種產業為經濟提供必要的和重要的生產資源的21世紀，任何國家愿意接受的都是高素質的技術移民，文化程度低下的移民是不受歡迎的，除非某些國家出于政治上的目的而去接受申請政治避難的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