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鍵《俄羅斯經濟轉型時期的社會控制》

 

    蘇聯解體前后，俄羅斯在經濟上開始向市場體制轉型，這種轉型從本質上是改變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變革，特別是俄羅斯經濟轉型的方案又是“休克療法”，市場本身的競爭和主體多元化所引發的主體差異和行為差異，這決定了經濟轉型的過程不可能是一種完全合作的博弈，經濟主體間的利益沖突更不可避免。更為重要的是，俄羅斯在經濟轉型的同時也是國家重組的過程，這就意味著原有的社會控制體系全面崩潰，經濟轉型時期應該建立什么樣的社會控制機制，不僅關系到國家秩序能否重建，而且也直接關系到經濟轉型能否成功。

 

 

    根據美國社會學家羅斯的觀點，社會控制是由某種社會組織實施的、有意識的，利用社會規范有目的地對其社會成員的行為實施約束的過程[1]。社會控制是任何社會維系社會秩序必不可少的手段。一般來說，社會控制主要有兩種方式：強國家即“政治國家”控制和強社會即市民社會控制。俄羅斯歷史上一直就是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十月革命前沙皇的封建專制在俄國統治了數百年之久，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根深蒂固；十月革命以后，只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產生過孕育市民社會的前提，但很快新經濟政策就被斯大林推行的集中化模式所取代[2]。與此同時，個人崇拜逐步流行起來，個人集權制也逐漸取代了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集中制。所以，別爾嘉耶夫說，俄羅斯“大部分的政治和文化的意識形態都深受中央集權制之苦”[3]沙俄時代，俄羅斯的社會結構——從沙皇到貴族、從村社到社員、從領主到農奴等——是以縱向的相互關系為基礎的金字塔結構。這種社會結構是通過權力私化來維系的[4]。蘇聯時期的社會構型仍然是縱向聯系的金字塔結構，只是在形式上發生了改變，即金字塔的頂端變成了總書記、政治局，然后是一層層往下延伸，最后到普通百姓。這就是典型的“政治國家”結構。

    蘇聯的“政治國家”控制體系有自身的特點。首先，蘇共總書記以黨的名義在國家決策系統中實行個人決策。在革命前，俄共（布）實行集體領導；革命勝利后，黨章仍然規定黨的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委員會是最高執行機關。然而，到斯大林時期，政治局從中央委員會的執行機關變為黨的權力中心，政治局決定一切，政治局直接向黨的總書記負責。所以，蘇聯的政治權力實際上集中在總書記一人手中，最后發展成為個人獨裁制。黨把權力交給誰，誰就必須向黨效忠。這實際上就是干部任命制。本來，列寧一直主張一切干部應由選舉產生，歷次的黨章也作了相應的規定，但是長期以來，選舉完全是等額選舉而且選舉結果必須經上級黨組織批準才能生效，因此，選舉變成了形式，“上級批準”才是實質的內容。干部的任命制不僅在黨內推行，而且推而廣之到所有國家機關的干部。結果，干部不是向人民負責，而是向黨負責，其實是向擁有干部任命權力的人負責。一切權力屬于黨，但并不是屬于整個黨。革命前，俄共（布）實行集體領導，革命勝利后，黨章仍然規定黨的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委員會是最高執行機關。1919年，黨的八大建立了中央委員會的兩大執行機關政治局和組織局，分別負責政治工作和人事調配。然而，到斯大林時期，政治局從中央委員會的執行機關變為黨的權力中心，政治局決定一切。政治局直接向黨的總書記負責。不久，斯大林又以總書記的身份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和國防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形成了獨特的總書記領導體制。所以，“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變成了實際上的“一切權力屬于黨”，很快又演變成“一切權力屬于總書記”。黨內的權力向中央政治局集中，最后權力實際上集中在少數領導人手中，甚至是總書記一人手中。因此，有人嘲諷到：“在蘇聯搞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書記專政。”[5]

    其次，蘇共作為蘇聯的執政黨以國家的名義實現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政治權力實際上成為維護蘇共內部少數人利益的工具，其結果，一方面是蘇聯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一個政治毒瘤——特權階層，另一方面是蘇聯社會結構在蘇共掌控的政治權力約束下所進行的是過度的規則化運動，社會創新能力喪失，整個社會陷入停滯。

    所謂的特權階層，最主要的就是蘇共黨內的領導人，即所謂“高干花名冊”上的人。高干花名冊的上層，特別是全聯盟黨中央委員會和加盟共和國黨中央委員會一級的人，是識別蘇聯特權階層的最好標志[6]，同時，“高干花名冊”也反映了蘇共內部以權力大小而導致特權多少的社會分化現象。權力越大，享受的特權越多，從而形成一個黨內至上而下的垂直的、金字塔式的官級圖：底層是普通黨員，中層是“委員會集團”，上層是“書記集團”，塔尖是政治局、總書記。特權階層不僅通過權力在自己與普通群眾之間劃上一道鴻溝，而且也通過權力使自己的物質享受也與普通群眾之間筑起一道厚厚的障壁，“成為一個越來越脫離社會的階層。權力使這些人享受著特殊的待遇，這些在當時都是蘇共黨內少部分人的秘密，普通百姓只是有所耳聞，具體情況并不知道。普通百姓一旦真正了解這些情況，那么，他們對蘇共的信任大廈便驟然崩潰。這就是為什么在蘇共走向垮臺之時幾乎沒有人來拯救它的原因之一。

    再次，社會經濟生活的統一性和秩序性也主要是靠蘇共的政治強力來維系的，甚至連精神生活都對政治權力也具有很大的依附性。所以，在蘇聯的“政治國家”結構中，政治權力不僅是劃分社會等級的工具和決定社會成員在這一“政治國家”中的社會位置以及手中所掌握社會資源的大小，而且，由于政治權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它更是維系這一“政治國家”秩序的惟一的制度化工具。

    然而，無論政治權力對社會實行怎樣程度的過度控制，社會能量無限增長的趨勢總是存在的。技術的發展，科學的進步，人們觀念的更新，以及全球化的巨大推動力，這一切都會促使不斷增長的社會能量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張力，突破原有的社會控制體系的界限。蘇共的“政治國家”控制是通過阻止社會異質分化來維持社會穩定的。其控制手段包括兩方面，一是硬控制，二是軟控制。硬控制方面集中表現為將人治制度化，在這種人治制度化控制體系下，人們的社會生活同政治生活一樣被政治權力所“格式化”。軟控制方面則表現為將不同社會主體的信仰統一化，消滅任何中間形式的思想形態，追求一元化的政治和一元化的社會，嚴禁社會出現異質分化，并用這種軟控制體系來維持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政治國家”的過度控制可能維持一時的穩定，但在穩定的面紗下隱藏著的是社會的極端冷漠和與日俱增的社會積怨。社會冷漠的結果是社會的停滯，而社會積怨的不斷積累最終使社會沖突在沉沒中爆發。蘇聯劇變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政治上的過度控制和正常政治信息流的缺失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蘇聯政治上的高度集權制度使之在戈爾巴喬夫推行“民主化、公開性”之后，特別是在政治信息驟然如潰堤的洪流沖擊著社會的時候，一時尚不具備整合眾多信息的能力。于是，“政治國家”體系中的政治冷漠迅速轉化成異常的政治“亢奮”，因此，改革本來是為了增強蘇共的生命力，結果卻演化成一種摧毀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激進運動。蘇聯的土崩瓦解也同時意味著蘇共這種“政治國家”控制體系的全面崩潰。

 

 

    蘇共“政治國家”控制體系崩潰以后，自由主義的能量在原蘇聯的地緣空間中驟然增長，繼續破壞著原有社會控制體系的斷垣殘壁。在新的社會控制體系缺失的情況下，“規范的真空”使自由主義之“腹”孕育了無政府主義的“怪胎”，甚至直接轉化為泛濫成災的無政府主義潮流，如政權體系的癱瘓、“主權大戰”、“法律大戰”等。由此可見，俄羅斯權力轉換的過程中并沒有帶來西方社會的民主與法制，而是整個社會控制體系的全面解體和社會秩序的嚴重失范。這使得剛剛開始進行經濟轉型的俄羅斯迅速成為一個“風險社會”。

    因此，如何規避、消除社會風險建立什么樣的社會控制體系，在經濟轉型時期就成為俄羅斯最重要的一項社會任務。在市民社會復興之風潮的影響下，以及為徹底消解蘇共的集權式體制，俄羅斯也像東歐其他國家一樣把構建市民社會的控制體系來實現政治的徹底變革[7]。正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葉利欽在用武力戰勝議會反對派以后提出俄羅斯經濟轉型的戰略目標是“市民社會、法制國家和有效的市場經濟”[8]。俄羅斯在經濟轉型中引入西方的市民社會結構理念，是因為市民社會能夠通過市民認同這一良好的風范限制了社會沖突的烈度，縮小相互沖突的要求之間的差距，從而制約社會的離心傾向，并通過具有這種品質的個人對社會整體的依附，限制人們所追求的地區或集團性目標的不可調和性[9]。

    俄羅斯構建市民社會控制體系的手段是私有化，并通過私有化來完成建立市場經濟的使命。按照改革者們的主觀設想，私有化原本是要瓦解“政治國家”的控制體系及其社會構型，但由于社會一旦引入市場競爭，“政治國家”的權力已不只是人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的標志，而是可以直接轉化為巨大的市場資本力，也就是政治權力資本化；同時也由于俄羅斯的私有化是在上層權力中心主導下自上而下推行的，政治權力資本化也就很容易獲得必要的合法性。因此，在實踐的過程中，私有化不過是政治權力對國家財產進行掠奪的合法手段，通過這種手段，權力立即就可以轉化為所有權。在這種情況下，私有化不可能將原來金字塔的社會結構根本改變，而僅僅是使原來隱蔽的社會結構明進一步朗化而已[10]。

    按照西方社會學理論，市民社會形成的標志是私人商業公司的自主和私人社團與機構的自主。從私人商業公司來看，私有化并沒有解決俄羅斯的所有權問題。據阿巴爾金院士說，1997年固定資產中大約41-43%屬于國有財產和市有財產，屬于非國有財產的占58-60%，而屬于非國有財產的固定資產總額中混合所有制（即國家投資的）占55-60%，而純私有制的比重大約僅有40%。由此可見，私有化之后，國有經濟仍比私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份額高。[11]至于以中小企業主為代表的新興利益集團的發展更是困難重重，即使在1998年金融危機以前中小企業發展的“黃金時期”，俄羅斯的中小企業數量也只有90萬個，吸納的就業人員只占所有就業人員總數的16%，在俄羅斯GDP中的貢獻率只有10-12%，而如果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這個比例要達到50%左右[12]。也就是說，私有化實際上沒有根本改變社會財富結構，只是把原來的特權階層隱性壟斷變成了寡頭集團的顯性壟斷。從私人社團與機構來看，轉型本應該帶來一個獨立的社會生活空間，使包括各種非政府組織（NGO）在內的第三部門能夠迅速興起，并取代過去過度控制下的全能式的國家。但是，盡管境外勢力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由于過去“政治國家”控制體系的強大的制度慣性，俄羅斯的第三部門的民主參與和社會維持上都很難有所作為[13]。所以說，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以來的經濟轉型并沒有在俄羅斯培育起成熟的市民社會。

    不過，盡管直到今天俄羅斯的市民社會仍然還處于培育時期，但市民社會結構成分早就存在于俄羅斯的社會空間，俄國社會學家戈瓦連科甚至認為，十二月黨人在參政院廣場起義就是試圖通過立法和憲法或者在各主要的層面上規定個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這種做法就是把個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具體化為市民社會的制度結構。到19世紀40年代俄羅斯出現了以自由獨立思想為旗幟的西歐主義，包括赫爾岑、拉夫羅夫等一大批思想家，他們更代表著俄羅斯追求市民社會理想的社會潮流。在革命后的年代里，斯維科夫斯基和格先又先后提出了法社會主義，該理論的宗旨就在于擴大人民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民主原則，并將這種原則推及于應受法律調節和控制的經濟領域。[14]只是由于沙皇的專制統治，市民社會發展的進程十分緩慢，而十月革命后，盡管在“新經濟政策”下國家允許發展個人利益，市民社會的因子又開始有所活躍，但十月革命的確打斷了自發發展的緩慢進程[15]。這就是說，市民社會成分卻一直潛藏在蘇聯社會的內部，在蘇聯解體后，政治上過度控制體系的瓦解使這些市民社會成分獲得了新的生存空間。然而，俄羅斯長期的集權主義歷史使得俄羅斯市民社會成分長期遭受壓制。這不僅決定了俄羅斯市民社會只能通過社會沖突的形式來形成，而且也決定了俄羅斯市民社會成分不是為了校正國家機器的某些缺點而發揮功效，而是對現存制度起破壞性的作用[16]。正是市民社會成分對現存制度的這種破壞作用，注定了俄羅斯在經濟轉型期構建新的市民社會的控制體系是一個漫長的艱難之旅。

 

 

    社會結構轉型特別是社會控制體系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精英的行為，但是，精英對社會控制體系的選擇并不是無緣無故的，在現代社會中，這種選擇更不是隨心所欲的一種個人偏好，而是現實條件決定精英的選擇行為。同樣，在葉利欽之后，普京重新選擇強政治的社會控制體系，并不是因為象有的人所認為的那樣，有克格勃背景的普京是一個“天然的”集權主義者，而主要是由俄羅斯的現實困境決定的。俄羅斯的困境在于經濟上的無政府主義與法律上的虛無主義同時盛行。在政府全面退出經濟領域以后，宏觀經濟環境徹底失控，經濟嚴重衰退，加之政治權力紛爭不斷，整個社會處于有政府卻無治理的動蕩之中。經濟轉型原本是要以市場經濟的效率為手段消除過去體制中的障礙機制，擺脫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面停滯，但轉型所導致的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使整個社會陷入嚴重沖突的混亂泥潭之中。這是俄羅斯現實困境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俄羅斯市民社會無法迅速壯大和現有市民社會成分的功能異化。正如前文所述，市民社會的功能在于它的美德、在于它的公共精神，也就是通過市民認同來限制任何社會矛盾走向極端，從而達到維持良好社會秩序的目的。但是，俄羅斯市民社會成分對現存制度的破壞作用表明它的功能已經“異化”。在無法通過市民社會來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情況下，以普京為代表的新的政治精英不得不在俄羅斯重新選擇強政治的社會控制體系。

    我們有理由相信，普京選擇的強政治控制實際上是為了矯正市民社會成分的“異化”。由于俄羅斯過去的經濟轉型打破了蘇聯計劃體制下的那種停滯性的穩定，而經濟轉型又是在國家解體的過程中進行的，市場主體的多元分化和市場經濟的效率原則所導致的利益沖突，更加劇了國家解體時的混亂，因此，在經濟轉型初期，盡管提出了市民社會的目標，但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無政府主義泛濫的社會條件下建立成熟的市民社會，俄羅斯也一樣。在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的情況下，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恢復憲法秩序比建立民主政治要重要得多。只有在憲法秩序下才能培育出具有良好美德的市民社會成分，然后才能構建市民社會的控制體系。在憲法秩序穩定的國家中，民主化的確可以推動市民社會的進一步建立和發展，而且還會強化公民的個人責任感，增加他們對政府與法律的權威和政治合法性的尊重，并進一步促進社會和政治的穩定。但是，在憲法秩序缺失的情況下，民主化將導致無政府主義泛濫。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普京把恢復中央權威即恢復憲法秩序作為其施政首要目標。可以說，自普京執政以來所推行的所有政權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圍繞著恢復中央權威、重建垂直權力體系而展開的，包括設立聯邦區、改組聯邦議會上院、建立國務委員會，以及在別斯蘭事件以后地方領導人由聯邦總統提名、國家杜馬議員全部實行政黨競選等，都是為了恢復秩序和鞏固秩序的需要。

    對于普京的政權改組，不僅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明顯表示了不滿，而且俄羅斯國內的反對派也指責普京“正在把俄羅斯帶會蘇聯極權主義時代！”甚至連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都對普京的選舉制度改革方案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但是，普京認為，民主的確是很好也很誘惑人的政治口號，但民主有很多種形式。在他看來，俄羅斯已經走上了民主國家的軌道，只是俄羅斯的民主與西方國家的民主形式不同，但這種民主是俄羅斯的歷史文化和現實所決定的。當然，這里沒有必要在乎政治家們之間的爭論，如果把葉利欽和普京兩個政治家所代表的兩個時代進行比較，都會發現在普京時期俄羅斯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基本上已經被強硬主義逐出了權力圈。強政治的控制體系已經在俄羅斯重新建立起來，這大概就是普京自己所說的“可控民主”。

    應該說，普京的話并沒有錯，俄羅斯的民主是由俄羅斯歷史文化和現實決定的。普京的“可控民主”不過是一種宣傳的口號，就其實質而言則是地道的集權主義。在這里，俄羅斯歷史文化的兩重性——國家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都表現得異常突出：經過了全球民主化浪潮洗禮的當今的俄羅斯人并不需要專制，但他們需要一個能夠給他們帶來穩定、法律秩序和有效的政府[17]。尤其是歷經了上個世紀90年代大動蕩之后，俄羅斯民眾對穩定、法律秩序和有效政府充滿了期盼和渴望，而正是這樣，又使曾經為自由和民主付出了沉重代價的大部分俄羅斯人重新成為鐵碗政治的支持者。由此可見，集權主義的傳統和歷史發展脈絡并沒有因蘇聯的解體和俄羅斯的民主改革而割斷，相反，這種傳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影響著俄羅斯的民主化進程，同時也對其經濟轉型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俄羅斯的“可控民主”集中表現為通過政治鐵碗來推行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方針。如果對普京執政以來各年的經濟指標進行考察，鐵碗政治的確帶來了良好的經濟產出效應。自2000以來，俄羅斯經濟已經連續多年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在探究其中的原因時，不少學者認為俄羅斯經濟增長的原因主要是能源出口的拉動。誠然，俄羅斯作為一個能源大國，能源因素毫無疑問是俄羅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卻不是主要的因素。多年來能源出口一直占俄羅斯出口總額的40%上下，但實際上能源對GDP的貢獻率最好的年份也只有20%略強。相比之下，法律秩序的恢復和由此帶來的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以及宏觀經濟環境的大大改善則是俄羅斯經濟增長的關鍵。

    但是，正如民主不能自然帶來經濟增長和發展一樣，鐵碗政治也不能必然帶來經濟增長和發展。一種控制體系能夠導致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這種控制體系能夠為社會利益集團所接受，即制度安排的可接受性[18]。民主是可行的，但在經濟轉型初期，普通民眾尚不知道民主為何物的情況下，民主是不能被社會正常接受的，一旦強行推行，民主就成為社會秩序的敵人。“民主”的泛濫將是無法控制的社會和無法控制的經濟危機；沒有秩序下的經濟轉型，轉型將會埋葬一個國家、埋葬一種好的制度。因此，俄羅斯重新選擇強政治控制有其歷史和現實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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