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國際安全環境的改變，由冷戰而建立起來的歐美盟國關系，在經歷了冷戰結束的挑戰和90年代的摩擦和碰撞之后，最終圍繞伊拉克戰爭而裂變。由于歐美關系對國際體系和全球秩序的深遠影響，伊拉克戰爭后，歐美關系的發展態勢始終是國際政治的焦點。針對歐美關系的發展狀況，目前有兩種說法，一是所謂“修復”，二是所謂“重建”。而這兩種修辭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修復”是指在原有構架內的糾正，說明事務的根基仍然存在，只是某些部分遭到損壞，需要加以復原。“重建”則意味著結構的改變，是事務本身發生了質的變化，需要一種替代形式的出現。盡管伊拉克危機所造成的歐美關系的僵局近來得到了改善，但綜觀國際格局的變遷和國際環境的變化，可以得出的結論是，重新塑造歐美關系是當前及今后跨大西洋關系的實質，新形式的歐美關系對國際關系和中國崛起都將產生重要影響。
歐美正式盟國體系的演變
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建于冷戰時期的歐美盟國體系逐步朝著正常的合作伙伴關系方向演變。
歐美盟國關系體系由三根支柱組成：共同安全挑戰——蘇聯的軍事威脅；共同價值觀——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經濟利益——相互之間的經濟合作以及共同對全球市場資源配置的壟斷，其中安全挑戰并由此而結成的北約軍事同盟是歐美盟國關系的核心和主體架構。北約是一種正式的聯盟體系，成員國確定了清晰的共同的安全挑戰目標，簽署了正式的集體防御協定，擁有強大的軍事能力，建立了組織嚴密的軍事指揮系統和由美國主導的成員國政府間協商的決策機制。美國通過北約為西歐盟國提供安全保護，并借此施加對歐洲政治和外交的影響，由此，美國甚至在歐洲內部事務中也是一個主要的參與者。歐美依據市場經濟準則，創建了國際多邊組織如關貿總協定、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7國集團等，從而確立了以歐美利益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這些組織在國際經濟層面上加強了歐美政策合作與利益協調，從而作為非正式進程對歐美正式盟國體系發揮輔助功能。盡管冷戰背景下歐美關系的實質是“美主歐隨”，但同時由于冷戰在歐洲大陸形成了潛在的歐、美、俄三角關系，客觀上使歐洲成為“自由騎兵”，歐洲利用美國的軍事存在威懾蘇聯，又利用蘇聯因素平衡美國對歐洲事務的過多干預。正因如此，歐美在軍事同盟框架下基本上能夠采用多邊、協商方式處理有關的歐洲安全事務。
然而，歐美對冷戰的結束產生了不同的回應。美國認為自己是冷戰結束的贏家，是理所當然的唯一的超級大國。因此，冷戰后美國依據其全球霸權的戰略目標規劃北約，一方面繼續主導北約，通過北約控制歐洲安全事務，制約歐洲發展獨自的安全防務力量。另一方面改造北約，突破北約的歐洲地域界限，將北約使命全球化。“911”之后，美國最終完成了對北約的改造：在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旗幟下，北約行動范圍向全球拓展。而北約快速反應部隊的組建則起到了一石二鳥的作用，既提高了美國對北約的軍事調動能力，降低北約整體的軍事功能，又借機削弱歐盟快速反應部隊。
在歐洲看來，冷戰結束改變了歐洲地緣安全結構，傳統的領土侵犯已不再有可能，歐洲不再需要美國的軍事保護。歐洲希望將北約的軍事能力轉變為防御能力，應付更廣泛的安全挑戰，反對北約全球化。冷戰結束初期，由于巴爾干地區沖突，中東歐轉軌國家民主化和市場化進程不穩定，同時為了鞏固冷戰成果，有必要繼續削弱蘇聯遺產繼承者俄羅斯，因此，在1996年6月北約柏林會議上，歐盟同意將歐洲安全和防務體置于北約框架之下，美國保持控制主要的北約歐洲指揮部。
科索沃戰爭之后，歐美盟國體系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動。歐洲開始進行獨立防務建設。1999年6月歐盟科隆會議及當年12月赫爾辛基會議決定2003年建立5000至6000人的快速反應部隊，并為新防務安全建立了新的機構。隨著歐洲整體力量的增強，歐盟不愿意接受傳統的歐美分工，即美國采取軍事行動，歐盟進行維和和經濟援助，希望歐盟和北約各自都擁有“軟”、“硬”兩種能力，要求建立平衡的歐美關系。
911恐怖襲擊后，美國單邊政策從政治領域擴展到了軍事領域，提出了“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戰略，并首先將該戰略運用到伊拉克問題上，武力打擊伊拉克。而法德等歐洲盟國則公開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力主聯合國繼續對伊拉克核查，拒絕北約集體參與軍事行動，最終，美國不顧盟國立場，一意孤行，聯合“意愿同盟”，發動了對伊拉克的戰爭。歐美聯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分裂。
伊拉克戰爭在某種程度上表明歐美正式聯盟體系已經名存實亡。因此，在新的國際環境下，舊的盟國體系已經失去了實際意義，當然，雙方會繼續利用北約這個性質已經變化了的多功能框架。
新國際環境下歐美正式盟國體系的合法性危機
首先，在新國際環境下，歐美盟國體系出現了認同危機。從聯盟理論分析，國家之間結盟的動因基本上為的是防止一個特定的國家或國家聯合體旨在國際體系中追求主導地位，聯盟經常應對的是一個勢均力敵的國家對手，歐美聯盟也基于對蘇聯霸權進行遏制的需要。因外部環境改變所造成的聯盟共同安全利益的改變、聯盟內力量對比變化、聯盟規模的不斷擴大等因素則導致聯盟難以為繼。盡管恐怖主義、大規模武器擴散、失敗國家威脅、跨國犯罪等問題是當前歐美共同的安全威脅，但這種威脅是國際社會面對的共同威脅，對歐美聯盟來說不具有特殊性，而且這種安全挑戰主要不是來自傳統的特定的主權國家，聯盟的對立面既不太明確也非真正的對手，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歐美結盟所依賴的基礎難以成立，這也是目前歐美聯盟危機的深層原因。
從動態發展角度看，歐美對聯盟的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美國對外政策一向反映了其現實主義立場，即“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在歐美聯盟內部，美國始終處于領導地位。冷戰時期，盟友成為美國遏制蘇聯霸權的小伙伴，冷戰后盟友被看作是美國追求世界霸權的助手，如果盟友拖累美國的計劃目標，那么“使命決定盟友”，需另組“意愿同盟”。而歐洲內部整合進程一方面增強了歐洲整體力量，因而也提高了歐洲解釋聯盟要義的信心，即歐美平等伙伴關系。另一方面，歐洲一體化發軔于歐洲和平的根本需要，起初就顛覆了歐洲傳統的均勢安排。西歐國家從經濟一體化著手，以合作與制度取代強權政治，在歐洲聯盟內部，法德大國的領導角色是建立在讓步、勸說和利益妥協的基礎之上，同時均衡化的機構和平衡的決策體制為大國與小國之間的平等關系提供了機制保證，從而實現了半個世紀的歐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因此，歐盟要求建立歐美平等伙伴關系不僅僅是因為自身實力的增長，也是歐洲一體化的經驗反映。
盡管對歐美關系看法不一致，但歐盟成員國對美國的共同目標是確保美國繼續參與多邊機構并與歐洲保持協商的工作方式，不愿意看到美國在沒有得到國際法和國際組織授權情況下采取行動。伊拉克戰爭只是更加突出了歐盟外交決策固有的缺陷，并沒有產生明顯的新分歧，相反，伊拉克戰爭促進了歐洲在安全防務方面的進一步聯合，歐洲防務工業的聯合特別是法德軍工業的聯合繼續開展。
其次，21世紀初歐美各自具有不同的戰略優先。總體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自90年代初起就已經明朗，只是隨著國際形勢變化不斷配合不同的政策偏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壓倒一切的目標就是建設、維護且無限延續美國霸權的國際秩序，預警、打擊任何安全挑戰或競爭者的崛起，甚至友好地區大國也不例外。這一戰略今后也不會輕易改變。小布什政府對外政策是單邊方式還是多邊方式，仍然取決于美國國家利益。美國仍將繼續把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武器擴散作為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霸權規劃的合法性借口，并繼續按照其全球戰略目標來部署軍事安排。在對歐政策上，美國仍將利用歐洲政治上的分歧分化歐洲，強化美國對歐洲的支配，指望歐洲充當美國霸權秩序的伙伴。21世紀美國的重點戰略地區是中東和東亞。在大中東地區，美國有雙重目標：推行民主改造計劃和控制世界上最主要的戰略資源地。在東亞，美國的戰略目標是通過雙邊同盟關系抑制中國在該地區影響的提高，繼續保持美國對東亞安全的主導作用。
而經濟增長、內部整合以及地緣穩定是歐洲21世紀初期的戰略重點。迫于經濟增長緩慢、競爭乏力，目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內，歐洲面臨著經濟結構改造的艱難課題，同時因為憲法危機，歐洲需要修改政治整合方式。此外，歐盟期望將歐洲安全擴展至“附近海外”，至北非、中東、高加索等地。在歐洲安全的實現方式上，歐盟仍堅持自己的路線。盡管2003年12月歐洲理事會頒布的歐洲安全戰略將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失敗國家等定為歐洲的主要安全關切，但這并不意味著歐盟追隨美國政策，歐洲政策重點是在加強國際協議、強化檢查、查證機制、貫徹制裁和使用軍事手段之間取得平衡。同時也沒有理由相信歐盟會放棄對“以有效的多邊主義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追求。歐盟堅持發揮聯合國在打擊國際恐怖活動，解決大規模武器擴散等方面的領導作用。在解決地區沖突或失敗國家問題上，歐盟主張實施“預防接觸”戰略，反對“先發制人”武力打擊或孤立政策。總體看，歐盟在對待失敗國家和擴散問題上，追求有效的、具有合法性的戰略，試圖在主權獨立與有理由干預之間建立平衡，將公民保護、反擴散以及主權政府的權利與責任等內容結合起來。
最后，歐美在中東和東亞兩大關鍵戰略地區的政策上存在分歧。盡管歐美在大中東戰略目標上基本一致，如推行民主，建立自由民主政治，發展經濟，實現地區的安全穩定等，但在實現手段上差別較大。美國急于將所謂的民主和自由價值觀強加給該地區，并將援助直接與該地區國家的民主改革進程掛鉤。同時，美國仍將軍事行動置于較優先地位。由于大中東地區的民族、種族及宗教關系復雜，鑒于歷史經驗教訓，歐洲政治精英對如何參與該地區事務，一向持非常謹慎態度。歐盟對該地區的改造立場是長期的，采取伙伴關系和磋商形式，“希望得到更可靠和可持續的結果，而不是任何企圖從外部硬塞或以武力脅迫方式強加民主。”另外，歐盟更加重視該地區的穩定，堅持巴以沖突的最終解決是推動中東民主進程的前提。
與美國將東亞作為戰略關切不同，東亞對歐洲來說不存在重大的地緣戰略利益。東亞對歐洲的全球戰略固然重要，可問題是歐盟的全球戰略定位尚不成熟，因而亞洲戰略在歐洲對外戰略中退居其次。不過東亞經濟發展對歐洲增長具有重大的實際利益，亞洲地區合作符合歐盟全球戰略的規劃。因此，在今后一段時期內，經濟合作和地區穩定或維持地區現狀仍是歐盟亞洲政策的重心，歐美難以形成利益一致的亞洲政策。
新型歐美關系對世界和中國的影響
歐美正式盟國體系的逐步衰落并不意味著歐美今后會走向對抗，因為歐美相互之間有強大的經濟聯系和共同的制度文明背景，在新國際環境下，雙方在打擊國際恐怖活動，防止大規模武器擴散，維護現有的國際體系，規范世界經濟秩序，特別是共同約束發展中國家行為等方面，仍存在較多合作空間，對抗或對立并不符合雙方的利益。歐美之間將逐步建立新型關系，有可能走向一種伙伴式聯盟，而不是像北約那樣由一個超級大國主導的多個國家的結盟組織。歐美關系不再具有正式的聯盟性質，雙方將呈現出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狀態。歐美之間不保證自動合作，同時又為在有共同利益和目標的事務中的合作留有余地，體現了就事論事合作的特點。歐美新型伙伴關系仍然是一個進行時狀態，并沒有最終成型，不過，這種關系的主要特征更多是合作而非對抗，更多是伙伴而非美國的領導關系。這一發展趨勢必將對國際關系產生深遠的影響。
首先，歐美關系的變化與歐洲整體力量的整合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歐洲一體化是歐美盟國關系性質改變的內因，歐美關系的重新建構也有助于促進歐洲政治團結。盡管歐洲憲法遭受挫折，但這不意味著歐洲一體化政治目標的消失，相反，經過幾個世紀的洗禮，歐洲聯合已經成為一種觀念而嵌入歐洲現代文明之中。盡管在如何發展歐美關系上，歐盟成員國之間存在分歧，但大多數歐盟國家對國際事務的立場原則基本一致，即提倡尊重國際法和國際規則，主張通過法律、規則、協議和制度建立“合作的全球秩序”，通過對話和接觸方式預防和化解沖突。歐盟擁有發揮國際影響的豐富資源，歐盟是主要國際組織的創造者并發揮主要影響，在重大國際協議方面，歐盟作用越來越大。因此，作為崛起中的國際規范力量，歐盟無疑是制約美國單邊獨霸的建設性力量。
其次，歐美新型合作伙伴關系有助于大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關系常規化，有利于彼此通過協商與對話，增進互信。
再次，歐美合作關系將促進有效的多邊主義的實踐。多邊主義強調共同利益、權力分享、合作及與其他國家協調利益，并以有約束力的共同游戲規則為準則。多邊主義反映了非“零和博弈”的戰略思維，有助于培育國際共識，提高全球治理的合法性，有利于預防和化解地區沖突。
歐美新型關系的建構與歐洲一體化及中國崛起是一個并行的發展過程，因而將呈現互為變量關系的特點。同時，歐、美、中三邊呈現不均衡特點：一是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優勢地位十分突出，歐盟和中國仍然主要是地區力量；二是歐美之間相互依賴與利益交織要高于中歐之間和中美之間，因而歐美之間的互動更強。在短時期內不會形成穩固的歐、美、中三邊關系模式，但仍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競爭的三角關系。
首先，中國崛起目前已成為歐美的共識，針對中國崛起可能產生的影響，歐美開始對話。雙方的總體目標是想要中國接受現存的國際體系與國際規范，在世界發展方面承擔責任。值得注意的是，歐美智囊提出了共同管理中國的戰略分工設想，即美國負責東亞的安全問題，歐洲則在幫助將中國與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接軌方面發揮影響。
其次，盡管如此，歐美對中國崛起的戰略視角不盡一致。美國單極秩序觀中的中國崛起是“威脅”。美國從零和博弈出發，擔心中國崛起會削弱其在東亞安全方面的主導地位，因此，美國新保守主義經常要求政府對中國崛起進行遏制。而歐洲合作的多邊秩序觀中的中國崛起則有可能是機會：既有利于歐洲進入中國市場，也可以讓中國在國際秩序和國際義務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因此，歐盟主張通過接觸與合作方式將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總體看，歐盟對中國崛起的反映在本質上具有“戰略性”，追求對中國的長期影響與演變，因而歐盟看重中國發展的積極方面，能夠較客觀地認識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試圖通過務實的合作項目影響中國的社會轉型。
再次，歐美在進入亞洲和中國市場方面存在競爭。在經濟全球化推動下，美國對外經濟關系自80年代后期發生轉變，由于亞太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其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美國對外經濟關系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并建立了亞太經合組織。而歐洲一直擔心在亞洲市場的競爭中被邊緣化，從而降低歐盟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影響，所以，歐盟自90年代中期以來已發表了六份對華政策文件，歐盟繼續擴大對亞洲地區市場的投入，并借此提高歐洲經濟的競爭力。盡管歐美對中國經濟制度等宏觀目標上立場一致，但在微觀層次上，如在制造能力和研發能力向中國轉移方面的競爭較為明顯，雙方對中國市場的競爭將降低其對華政策的一致性。
最后，經濟合作是中歐關系最穩定和最主要的方面，同時戰略需求在中歐關系中處于上升之勢，但深層價值觀上的沖突將是中歐關系發展的隱患。近年來歐盟刻意突出歐洲對外關系中的“價值共同體”，即人權、良治、可持續發展等。顯然，歐盟試圖利用歐洲文明的魅力以及道德、道義在新的世界秩序的塑造中發揮獨特作用，從而實現對全球化的世界政治進行權利規范的目標。
總之，中、歐、美三方既獨立地發展相互關系，又不可避免地相互影響。中國應規避歐美對華戰略分工，同時既要利用歐美對華政策的分歧，如歐美在華市場競爭、不同的人權戰略和臺海政策等，降低歐美對華戰略分工程度，又應闡明多邊主義思想，重視大國合作和大國戰略伙伴關系的現實意義，突出三方的共同利益，表明中國對地區和世界穩定的重要作用，加強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的目標。更關鍵的是增強自身實力建設，堅持新開放觀和科學發展觀，繼續推進市場經濟改革，實現科技進步與自主技術創新，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出口層次，堅持可持續發展的能源戰略，減緩中國發展的外部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