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衛東《以暴易暴：巴以恐怖沖突的意識操縱及其影響》

巴以沖突已經成為了中東動蕩的一種習慣性熱點。巴以沖突的直接原因是1947年的分治決議，“強行”確立了巴以兩個國家。巴勒斯坦人失去了一部分土地。1948年的第一次中東戰爭后，巴勒斯坦人民又失去了6， 000 多 平 方 公 里 。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以 軍 占 領 了 東 耶 路 撒 冷 和 整 個 約 旦 河 西 岸 。以色列人擁有的是越來越多的土地和資源；而巴勒斯坦人得到的只是越來越多的貧困和憤怒。在巴以沖突中，既成事實就是合理。猶太人的智慧和不擇手段的確贏得了許多“占有”。巴勒斯坦人的單純和松散換來的是仇恨和無助。

身份認同的缺失與意識操縱

猶太人與阿拉伯人本是同血緣的阿拉伯半島閃族人，在漫長的中世紀時代伊斯蘭教徒遠比基督教寬容，在伊斯蘭統治的地方，猶太人被視為大衛王的后裔而很少受歧視，留在故土的猶太人和伊斯蘭教徒一直和平相處，很少糾紛。反倒在歐洲猶太人因為宗教、民族和文化的差異和歷史的糾葛而遭到的歧視和迫害，最終演變成了大屠殺。在巴以沖突中，宗教、文化和民族的差異根本不是理由，真正的沖突是一場圍繞生存和利益博弈的地緣之爭。土地資源、水資源、油氣資源等等都維系著國計民生，關系到雙方人民的生存條件和生活質量，涉及到雙方政權存在的合法性。擁有這些資源成了生存和安全的保障。另外，在巴以沖突中，身份認同既是原因，也是結果。以色列小說家大衛·格羅斯門認為：“我們中的所有人，包括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從一出生就注定要陷入這場沖突。我們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敵意和恐懼、生存和死亡塑造的。有時，如果沒有沖突或者沒有那些有必要存在的敵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似乎就沒有了清晰的身份認同感。敵人的存在，也許對他們的自我和集體身份認同感至關重要。”對資源的爭奪，尋求控制和支配權是引起沖突的一個人類基本傾向。當一個強勢集團試圖完全控制一個弱勢群體時，無能為力和脆弱感就會導致仇恨和報復。在以色列的軍事壓迫下，巴勒斯坦人所受到的奴役和痛苦自然使他們因為無助和挫折而選擇暴力反抗。

在這種身份認同的意識形態驅使下，沙龍政府采取的頗具殖民色彩的“國家恐怖主義”和巴勒斯坦激進組織采用的“自殺性恐怖主義”都具有意識操縱的特質。

   “意識操縱是通過人為的行為編制程序來對人施加精神影響的一種統治方法。”它是暗中影響人們的心理，目的是按照權力者的意志來改變大眾的意見和愿望。作為權力工具的意識操縱只有在以民主代表制為基礎的公民社會中才會產生。美國一位社會學家拉扎爾斯·費爾德寫道：“在我們的社會里，控制人們觀點和信仰的人，很少采用肉體強制的辦法，更多是采用群體誘導的辦法。無線電廣播和廣告正在取代恐嚇和強制。”由于巴以沖突的復雜背景，交織著宗教、文化和種族的差異，因此，雙方的意識操縱將傳統的對峙與民主社會的意識自覺結合在一起。比如深入人的潛意識、引起人們的恐懼感和挑起人的成見等。意識操縱的對象完全失去自己的選擇權，它的愿望是受外部程序的控制，把人變成“機器人”。譬如巴勒斯坦的“人彈”。

   虛無主義在破壞意識對操縱的自我判斷和抵抗，結果可能導致以一種意志把一批人聯合起來，使他們具有幾乎瘋狂的目標。猶太人對利用論據迫使他人同意的做法十分看好。他們相信，運用邏輯可以戰無不勝，甚至在那些充滿種族和階級仇恨、不愿意信任他們的地方。素以篤信宗教和懷有彌賽亞情結的猶太人曾經不止一次地指責巴勒斯坦人缺少救世主觀和短視，可是如今的以色列人變得越來越現實，根本就不相信有什么救世主，只相信武力。

   大眾意識操縱學說的創始人勒邦寫道：“大眾從不對講話的邏輯產生印象，但對由某些詞和詞的聯合所產生的情感形象卻印象深刻。”因此情感更易于受到“利用”。頭一個心理暗示一旦形成，它馬上就會傳染給所有人，并迅速產生相應的情緒。操縱大眾意識的原則是事先讓你的情感發生動蕩，為此采取的手段是制造危機或恐懼對情感產生強有力、一反常態的影響。這可以是一次大型技術事故、或是血腥暴力行動（恐怖分子的襲擊、宗教民族沖突等）、重大政治丑聞等等。

因為恐怖主義活動是一種包含很多因素的復雜現象，是弱者被強者逼得走投無路之后采取的一種報復性與毀滅性的行動。它雖非法，卻有深厚的根源。恐怖主義是恫嚇社會和國家的工具，主要目的不是殺害某個具體的人，而是影響廣大階層人們的情緒。受害者是工具，殺人是方法。最大的贏家是那些無償利用“別人的”恐怖行為的政治家們。恐怖主義的文化基礎是虛無主義—它拒絕共同的道德標準。它是西方的產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恐怖手段首次被正式確立，成為道德上正當的統治方法。恐怖主義成了反對當局的一種斗爭的手段。此后，作為對反對派恐怖主義的回應，又有了國家恐怖主義。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恐怖主義研究專家博爾·格羅斯庫珀指出：“我們在給恐怖主義下定義時，面臨的基本問題是，它是一個政治性的概念，是一個被政治以及利益爭論弄得混亂不堪的概念。常見的說法‘一個人眼中的恐怖主義者可能是另一個人眼中的自由戰士’就反映出這種困境。一個、看起來只是語義學的問題，本質上卻是不同意識形態的沖突，意味著我們是否把某個事件視為恐怖主義，取決于我們的政治觀點。”

恐怖主義是一種最有力的操縱意識的手段，“也是把社會注意力從社會上層搞的那些陰謀詭計引開的好方法。這是把受到貶損的社會階層中的極端主義青年動員起來，并把他們的精力引向錯誤目標的有效方法。”格羅斯庫珀對9.11事件后美國反應的分析：人們對于恐怖行為的想象被政治化了，對于敵人的民族想象很方便地被引導到以符合某些人的政治需要。

阿拉伯歷史學家、哲學家薩米爾·阿明在《歐洲中心主義：思想批判》中指出了西方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分子的秘密勾結。他寫道“怎樣才能解釋西方向其敵對的運動提供援助呢？除了挑起內部沖突（尤其是教派間及組織間的宗教沖突）以極大地削弱阿拉伯世界，還能有別的解釋嗎？”“以色列創建了由國家恐怖主義、受操縱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和反恐怖主義的特工部門組成。”以色列是一個沒有完整憲法的猶太民主國家，因此它也缺少一個系統的國家安全預防和監督部門。有關安全的決策往往單方面地依賴于軍方的情報部門，具有片面性和可操控性。而且所有的決策是由少數幾個領導的“廚房內閣”來決定的。加上以色列人對安全的絕對追求，以色列是個極易為意識操縱的國家。學會制造恐怖主義，然后再“興師動眾地制服”它，從而達到名利雙收的結果。

以色列的“國家恐怖主義”

以色列的國家恐怖主義就是先制造恐怖，再制服它，以換取以色列民眾的支持，或用來轉移人們的視線，達到政治上的目的（贏得大選），或制造出大舉進入巴勒斯坦的理由。

恐怖事件的制造及目的：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反對黨利庫德集團領導人沙龍不顧巴勒斯坦人強烈反對，強行“參觀”位于東耶路撒冷圣殿山的伊斯蘭圣地阿克薩清真寺。數百名巴勒斯坦人組成人墻，不讓一向堅持猶太擴張主義的沙龍褻瀆圣地，但沙龍在軍警與特工的護送下，靠棍棒和催淚彈闖入清真寺廣場。此舉成為阿以大規模沖突的導火索，在后來的幾個月內，暴力沖突不斷爆發。美國中東和談特別協調員丹尼斯·羅斯在談論沙龍散步這件事時說：“我可以想出許多損招，但是確實想不出比這一招更損的了。”這一事件顯然具有挑釁性。在這種情況下，沙龍的挑釁行為可以讓他在大選中坐收紅利。美國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喬治·米切爾在一份有關巴以暴力沖突原因的報告中提到，在大部分沖突中，巴勒斯坦人都未曾用過火器或炸藥。”以色列軍隊為了引誘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舉行暴動，故意濫用武力。巴勒斯坦人如果暴動，他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終止和談，以色列的軍隊也就可以大舉返回被占領土了。從挑起恐怖者，搖身一變成了“反恐精英”，還是“自衛戰士”。

制造恐怖的手段：

“定點清除”：近20年來，“定點清除”一直為以色列政府所采用，在最近的巴以大規模流血沖突中被更加頻繁地使用。2001年7月4日，以色列安全內閣通過表決給予以軍幾乎完全的自由決定權，以軍可以殺死任何他們認為與武裝行動有關的嫌疑人。此項決議有效地賦予了以色列軍方可以超越司法的處決而行動，這一舉措無疑給軍方的任意殺戮行為開了綠燈。2000年8月至2003年四月間，以色列殺害了至少23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80名兒童、婦女和無辜旁觀者，造成了至少300人受傷。以色列政府的行為嚴重違反了《關于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是對國際人權的侵犯和挑戰。聯合國秘書長安南2004年3月22日發表聲明，譴責以色列對哈馬斯精神領袖亞辛的定點暗殺行為，并說，以色列此舉不僅違反國際法，也不利于中東問題的和平解決。“

驅逐阿拉法特：2003年9月１２日，以色列政府終于做出了驅逐阿拉法特的決定，并責成以色列軍方制訂具體的行動方案。沙龍在10月２０日議會冬季會期開幕大會上發表聲稱，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已經成為“和平最大的障礙”，以色列決心“從政治上消滅阿拉法特”。由于阿拉法特對巴激進組織未采取斷然措施，在以色列國內，主張清除他的呼聲比驅逐他更有市場。美國和以色列將阿拉法特視為“中東和平的障礙”，甚至將其和本·拉丹、薩達姆并列，看作為恐怖頭子。

隔離墻計劃：以色列一年多前開始在西岸地區修建計劃總長７４０公里的隔離墻，目前約有三分之一的工程已經完工。以色列方面認為，修建“隔離墻”可以阻止自殺爆炸襲擊，這完全是正當的自衛行為。事實上，以色列的“隔離墻”侵占了大片巴勒斯坦領土，破壞了聯合國１９４９年制定的停火線。隔離墻搶占巴方領土多達2800公頃。27．4萬巴勒斯坦人只能在狹窄的空間內生存，40萬人被剝離在土地、工作崗位、學校和醫院之外。許多人再也不能靠著與以色列人做買賣謀生，經濟收入每況愈下。更多的人權組織同時指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境內設立的“隔離墻”本身也是對國際人權法的嚴重違反。

單邊撤軍計劃：沙龍的單邊行動打破了1967年戰爭以前、也即所謂的“綠線”邊界，等于把按照聯合國決議、應歸還巴方的22%(占整個巴勒斯坦地區比例)的領土扣除一半，只歸還大約11%、總共約3000多平方公里的領土，并要在理論上養活包括回歸難民在內的700多萬巴人民，這是難以想象的。以色列從長遠看是謀求永久占領隔離墻內的土地，并迫使巴方吞下苦果，迫使國際社會承認既成事實。沙龍甚至聲稱，獨立的巴勒斯坦只能擁有有限的警察，不能擁有軍隊，巴邊界必須置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同時以色列有權使用巴領空。

制造恐怖的理由：

一，轉移視線，借巴以沖突升級會在以色列人民中產生恐懼和不安的必然，“脅迫”人們支持其領導的右翼集團，達到贏得大選；在受賄丑聞中化險為夷；謀取連任等政治目的。

二 連遭自殺性爆炸襲擊，以色列政府要求嚴厲打擊和重創哈馬斯，能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在本輪巴以沖突中，巴各激進組織和武裝派別共執行了約120起自殺性爆炸襲擊，其中哈馬斯執行了大多數襲擊。沙龍因此將消滅哈馬斯列當做首要目標。

三 美國的大力支持。9.11后，反恐成了美國的主要任務。沙龍政府儼然以“反恐精英”自居，頻頻訪問美國謀求布什政府的支持。美早就把哈馬斯劃定為“恐怖組織”，沙龍嚴厲打擊和鎮壓“恐怖組織”頭子正好符合布什咄咄逼人的反恐規劃。2003年9月16日，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了由敘利亞和蘇丹提交的要求以色列不要傷害或驅逐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的提案。2004年４月２１日，美國總統布什為以色列總理沙龍的單邊行動計劃辯解，稱沙龍計劃從加沙和約旦河西岸撤出部分猶太人定居點，是“路線圖”計劃的一部分，國際社會應該“感謝”沙龍才是。

四 安撫國內反對勢力的需要。沙龍希望通過暗殺亞辛和蘭提西等巴勒斯坦激進組織領導人，再次向國內強硬派表明他打擊巴激進組織的決心，也迎合了以色列大眾對安全絕對的追求。

制造恐怖的結果和反應：

一 直接結果就是沙龍在2001年的大選中獲勝，以色列右翼勢力利庫德集團開始越來越占上風。從2000年至今已有964名以色列人和近3000名巴勒斯坦人在沖突中喪生。

二 以色列人對安全的要求幾乎到了極限。猶太民族歷史上的慘痛經歷使他們認識到個人與民族的未來、國家的生存都要靠自己去打拼。猶太人對于安全有著超乎常人的敏感，為了安全，他們有時甚至不擇手段。以色列民眾對“定點清除” 普遍表示認同。2004年6月22 日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55%的以色列猶太人認為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占以色列總人口20%左右）對以色列國家安全構成威脅，64%的以色列猶太人認為政府應該鼓勵阿拉伯人離開以色列。

三 沙龍定點清除哈馬斯首腦和驅逐阿拉法特的行徑也面臨著現實壓力。恐怖緊張的國內環境已經嚴重傷害著以色列的經濟發展，大量以色列人紛紛移民海外。幾年來，恐怖已經給以色列人民帶來物質、肉體和心理上的多重傷害。

巴勒斯坦激進組織的“自殺性恐怖主義”

巴勒斯坦激進組織的“自殺性恐怖主義”就是通過利誘招募巴勒斯坦人采用人體炸彈的游動方式，襲擊以色列檢查站、以色列集市、公交車等等公共場所和軍事設施，造成以色列平民和軍人的傷亡，達到威懾和報復作用。人體恐怖主義行為建立在相當理性的思維邏輯基礎之上。在只身赴死之際，自殺式恐怖分子一方面承載著一旦被抓獲將受到嚴厲懲罰的壓力，另一方面則獲得支配自身命運的瞬間快感。個體恐怖主義行為的一個共同的誘因是：自殺式恐怖分子們認為，人類將逐步或突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他所生活的外部世界（社會及周圍的人群）壓制并排斥著他“本我”的存在，最終他將意識到這一世界充滿罪惡。人體恐怖分子會借助于自殺的方式實現其“本我”戰勝外部世界。在巴以這場不對稱的戰爭中，人體炸彈成了終極武器，讓敵人防不勝防。以色列國際反恐政策研究所的艾里·卡門說：“一個人體炸彈就如同一個精確制導導彈，但是花再多的錢也無法構建反導彈系統。”

制造自殺性恐怖的手段和目的：

巴勒斯坦有不少激進組織：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簡稱“哈馬斯”，其正式成員約2萬多人，并擁有下屬軍事組織；伊斯蘭圣戰組織：簡稱“杰哈德”；“阿克薩烈士旅”：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流派“法塔赫”下屬的軍事派別，該組織有成員數千人；坦齊姆組織：是“法塔赫”下屬的民兵組織。

手段：哈馬斯每年從境內外募集到的資金在千萬美元以上，雄厚的資金實力使其能夠為窮苦的巴勒斯坦人做很多實事，他們開辦幼兒園和學校，救濟窮人，而且“潔身自好”，很少發生腐敗丑聞，因此在巴勒斯坦贏得了廣泛的支持。以前，哈馬斯很難招收到前往以色列引爆自己的單身男子。如今，它吸引了一代年輕的"戰士"。他們的年齡都在２０歲至３５歲之間，是教師、記者、會計、銀行家、醫生或工程師。哈馬斯招募自殺勇士只看重應征者的兩個特點，一是對伊斯蘭教的濃厚興趣，二是清清白白的無犯罪記錄，這樣他們就不會引起以色列安全部門的懷疑，更容易接近目標。

人體炸彈的全過程。花費清單中寫道：行動早期需要大量電子元件和化學藥品，這是最大的一筆花費，大約需要700謝客爾(以色列貨幣單位，約合150美元)。每周需要給各地的戰士提供5到9顆炸彈。另外，還需要一筆專門的經費，為烈士印制海報，做宣傳欄，舉行紀念儀式。

以色列公布了特工部門對巴勒斯坦“人彈”進行的研究結果，這項研究取材于俘獲的“人彈”們的庭審材料，使人們對這類特殊群體有了一個整體的認識。研究表明，47%的“人彈”未受過高等教育，83%的人未婚獨居，64%的人年齡在18歲到27歲之間，大多數“人彈”曾長期失業，或出生于多子女的貧困家庭，在難民營中長大；幾乎所有的“人彈”都狂熱信奉伊斯蘭教，而且他（她）們為死于以色列人之手的朋友和親人復仇的愿望要來得更為強烈。

早先，巴勒斯坦兩大激進組織“阿克薩烈士旅”和伊斯蘭圣戰組織（杰哈德）都曾利用婦女實施自殺式爆炸襲擊，但哈馬斯曾反對這種做法，稱此舉偏離了招募女性志愿者的宗旨。然而，2004年1月，亞辛說，進行圣戰是“所有穆斯林的義務，不論男女”。哈馬斯將在行動策略上作重大轉變，增派更多女性自殺式襲擊者去攻擊以色列目標。

目的和理由：

一 哈馬斯、伊斯蘭圣戰組織等激進組織堅決反對以色列的占領，即對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的占領。哈馬斯的強大，標志著伊斯蘭宗教極端勢力、極端民族主義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的興起。哈馬斯的宗旨是要用“圣戰”將這片土地上的所有猶太人全部趕進大海，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巴勒斯坦共和國。

二 舉起伊斯蘭大旗，通過恐怖襲擊，激起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情緒，贏得更多人的支持，提高自身的聲望和號召力。

三 哈馬斯第一次使用女“人彈”發動自殺式襲擊是被迫的“贖罪”行為。已經結婚生兒育女的拉伊什因與他人通奸而使家族蒙受恥辱。而在巴勒斯坦社會,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因婚外情而名譽掃地的婦女可以通過充當“烈士”使自己得到“凈化”。 在伊斯蘭世界，自殺是逃避現實，被看作是一種罪過，因此自殺性爆炸受人尊敬的前提是為了信仰和土地。

四 巴勒斯坦“烈士”犧牲后，他的家人至少得到1萬美金。在巴勒斯坦看來，錢是對犧牲者的一種補償，但以色列安全人員認為錢也是烈士自殺的動機之一。“如果一個人知道自己死了可以賺一筆錢，給自己的姐姐做嫁妝，嫁個好人家，他會更愿意做。這也是自殺炸彈難以遏制的原因之一。”

結果和反應：

一 巴勒斯坦的社會經濟狀況每況愈下。由于以色列以安全為由嚴格限制巴勒斯坦勞工到以打工，這意味著巴勒斯坦人失去了作為他們主要收入來源的外匯收入。失業人口劇增。

二 造成以色列人傷亡。根據以色列政府發布的數字，2003年1月1日至11月底，整整200名以色列人在沖突中喪生，其中134人死于自殺式爆炸。

三 反以宣傳深入人心。學校教室的墻壁上寫的標語是“以色列有核彈，我們有肉彈”。以色列反恐怖專家羅尼·沙基德曾說：“殺手戰士可不是在２２歲的時候去培養的，而是在幼兒園就開始了，所以等到他長到２２歲的時候，他就開始尋找犧牲自己生命的機會。”因為以色列人曾經侮辱過他們的父母，曾經在街道上毆打過他們的兄弟姐妹。他們從電視上和街頭的宣傳欄里得知，烈士的家庭受到怎樣的尊重，于是他們想為自己、為家人贏得類似的榮耀。

四 恐怖襲擊使巴勒斯坦母親擔心失去心愛的孩子。一是怕以色列軍隊包圍她們的家，另一方面，擔心自己的孩子被拉進恐怖組織，走上自殺性恐怖襲擊的不歸路。

為了個人或組織的政治利益，政治家和政治激進組織進行意識操縱，制造各種恐怖和突發事件來吸引或轉移公眾視線，利用人們對社會安全的基本需要和渴求和對恐怖襲擊的恐懼，達到對外威懾、占領和對內奪權、控制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