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悠久的猶太民族流散史上，強大而繁榮的猶太社團總是伴隨著客居地主流社會強烈的反猶主義。但在當代美國，猶太社團史無前例的強盛卻并未招致主流社會的嫉妒和敵意。二戰以來，美國主流社會呈現出某種程度的親猶主義。根據1999年3月蓋洛普新聞服務中心發表的“關于美國人接受婦女、黑人、天主教徒或猶太人作總統”的民意調查報告顯示，愿意投票選一位猶太人當總統的比率1937年時為46%，1958年達到62%，1965年達80%，1999年則達到了92%。
對于此種現象，人們主要從美國與猶太人的母國以色列之間的政治制度和戰略利益相契、西方社會普遍的對大屠殺愧疚感、美國猶太社團的在政治、經濟、輿論媒體等領域的強大實力等方面來解釋。但筆者認為，美國社會親猶主義的出現更是當代以宗教為核心的美國文化領域種種重大變化的結果。
一、美國早期歷史和文化中的希伯來因素
追溯歷史，美國人對希伯來文化并不陌生。開拓新大陸并塑造美國典型特征的清教徒就深受希伯來文化和精神的影響。希伯來精神是美國文化的固有傳統和有機組成部分。
清教徒為逃避歐洲的宗教迫害，尋求信仰自由來到新大陸。作為虔信主義者，信仰對于他們來說不僅僅是熱情，還是生命的終極目標。他們把自己來到新大陸看作是對上帝選召（calling）的應答，來完成上帝賦予他們的使命，因此，上帝是他們的最高權威。置身北美茫茫荒原，面對種種勞苦和危險，《舊約》成了他們首要的行動指南。他們完全確信《舊約》，將它當作萬物的尺度，是知識和慣例的終極源泉，并幾乎以一種專橫的方式將《舊約》用于各種特定的需要。在殖民地，“摩西律法…是最高權威。是無人敢于質疑和拒斥的權力之源。……”清教徒把自己等同于在迦南流浪的古代以色列人，新大陸就是他們心中的新以色列，而英國是埃及，他們的領袖往往被比附為《舊約》中的猶太先知，如華盛頓就被比做摩西。他們感覺自己跟古代以色列人的命運何其相似，而《舊約》中的希伯來先知對他們就像對古代希伯來人那樣直接說話。甚至古代以色列人人神之間立約的觀念也深入人心，人們感覺上帝與他們之間也建立起了契約，他們要向上帝負責。他們在宗教生活中也經常仿照猶太教慣例、習俗，如北美的新教就實行教會獨立的猶太教的體制。
早期新大陸的教育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而希（伯來）語就被置于一個崇高和神圣的地位。希語不僅被當作確切理解《舊約》啟示的關鍵和走向高等學問的最佳途徑，也被當作語言之母而備受推崇。在17、18世紀，希語的學習在新大陸蔚然成風，也廣為普及。教習希語在美國高校有悠久的傳統，甚至還滲透到了一些較低的學府。哈佛、耶魯等著名學府都在其創校之初就將希語定為必修課。只是到了19世紀后期，隨著世俗化進程的加深和自然科學知識的進展，希語教育才在美國衰落下去。
清教徒們還受到古代希伯來先知的道德理想主義的強有力的感化，以之錘煉心智、堅定信心和信念，并據以確立政治原則。專制君主的統治顯然違背圣經，違背了希伯來先知精神。在獨立戰爭前后，摩西和撒母耳就被革命者視為榜樣，引導人們以決絕的行動反對君主制。那些蘊藏在希伯來先知精神中的美德（公義、平等、人道主義等精神）是美國民主的必要條件。美國信條的根本精神就體現在《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這兩個文本中。基于神法，造物主賦予人類種種不可剝奪、不可讓與的自由和權利，而《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的旨意以及基于這些文本而建立的政府的職責就是維護這些源自神法的自由和權利。可見，希伯來先知的道德理想滲透在美國政制中，延續至今。
希伯來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在此難以一一枚舉，但它對美國的影響尤其深遠而廣泛。1966年約翰遜總統對來訪的以色列總統夏扎爾（Shazar）說“……我們也是在希伯來文化中成長起來的，……這是我們的遺產，也是你們的遺產。”他說出了美國歷史的一個事實。
二、融入美國：美國猶太文化的成功轉型
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為猶太民族迅速實現文化轉型（即通常所稱的“美國化”）以及順利融入美國主流社會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飽受歐洲反猶主義煎熬的猶太移民是將美國當作民主、自由、平等的樂土和充滿機會的樂園。他們恪守“做一個美國人”、“像美國人一樣生活”這樣的信念，努力融入美國社會。他們鐘愛美國、高度認同作為美國主體精神的“美國信條”。 在當今美國新保守派中的猶太人身上，猶太人根深蒂固的特選意識和救世主義明顯地與美國山巔之城的救世情結緊密糾合在一起，表現出強烈的向全球擴展“美國信條”的沖動和激情。盡管美國猶太人已經迅速上升為美國社會中一個高度成功的群體，但他們仍然極為罕見地群體性地傾向于自由主義傳統，傾向民主黨。“在美國，其大多數人在社會經濟提高后似乎仍不改變其政治忠誠的少數民族團體，猶太人是唯一的一個。這種與自由主義的聯盟構成了美國猶太人的政治特征，甚至當這種聯盟威脅著他們中一些人或許多人的利益時也是如此。”
盡管不無痛苦，但猶太移民在“同化”道路上一路捷馳，在不到兩代人的時間里，他們就已經高度“美國化”了。首先，他們最出色地利用了美國自由民主和平等競爭所提供的機遇而崛起，其在美國自由主義政治、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創新文化中的強大影響力恰好說明了他們在這些領域的巨大貢獻和作用。可以說，美國猶太社團的繁榮發達與美國的發展和強大相伴隨行。其次，移民后裔的傳統意識已經嚴重衰落，他們已經深深地同化于美國主流文化中。一度輝煌的意第緒文化不可挽回地沒落了。猶太人急切地闖入知識的世界，“去占有理性時代的空間”，猶太教育的空間受到世俗教育的擠壓而日漸縮小。猶太移民后裔的宗教意識淡漠，變得高度世俗化了。另外，美國猶太人中的異族通婚現象已經非常普遍。據美國猶太人委員會（AJC）的統計， 1900-1920年間，異族通婚比例為2%，1940年為3%，1965年為17.4%，而到1966-1972年間則達到了31.7%。
在融入美國的進程中，作為猶太民族文化內核的猶太教也在美國現代主義沖擊下發生了種種適應性的調整和形變。美國猶太教分化為正統派、保守派、改革派和重建派四大流派。后三者對現代主義的沖擊都進行了回應，都主張猶太教應適應科學、理性、進步的潮流進行改革。改革派奉行的是向現代主義一邊倒的態度。它強調猶太教是一個“進步的宗教”，“曾為獲得與理性的統一而努力”；強調“現代科學研究的所有成果都不違背猶太教義”，主張除了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猶太教內核，“那些與現代文明的思想及習慣不相適應的”、妨礙“現代精神”的一切均應拋棄。保守派奉行的是一種溫和的改革路線，主張在尊重傳統的前提下進行改革，使猶太教變成“活生生的、充滿彈性的傳統”；它認為現代思想將豐富而不是瓦解猶太教；斷言猶太教發生某些變化不可避免并能夠依據《圣經》及拉比文獻中的先例正確的發生。但它不主張改革派片面迎合現代主義而任意地破除某些習俗的做法。莫迪凱·開普蘭開創的、從保守派中分化出來的重建派則是“美國土生土長的猶太教”。為了解決現代主義帶給猶太教信仰的危機，調諧美國生活方式和傳統信仰的矛盾，他主張“以現代主義及理性主義為基礎”，來重構猶太教的哲學基礎。他認為人類的理想與目標在于今世的創造、實現和滿足而不是來世的拯救；猶太教應與美國文化“相容共存，協調一致”；他主張猶太人既要積極參與和支持錫安主義運動，也應全面參與美國社會。雖然重建派是個僅占美國猶太人口2%的少數派，遠少于其他三派，但它在思想上卻產生廣泛影響，“絕大多數美國猶太人的態度都更接近于重建主義”。至于正統派，它在美國文化的沖擊下，也分化成眾多宗派，紛爭不斷，其傳統教規的約束力正在減弱，群眾基礎縮小。自身也在調整，如普遍接受世俗教育等。
三、戰后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對話與和解
在美國自由主義的環境里，兩大宗教早就開始了對話與和解的進程。早在1927年到1928年，猶太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就聯合建立了“全國基督徒和猶太人會議”，以消除宗教偏見，增進共有的理想。納粹屠猶留給基督教世界在道義上對整個猶太民族沉重的負罪感，這進一步促使基督教大力推動與猶太教的對話，以實現歷史性的和解。20世紀50、60年代以來，兩大宗教各教派之間共同設立眾多以跨宗教對話和交流為目標的組織。其中“基督教徒和猶太人國際理事會”是最大的組織，有38個下屬機構分布在全球許多國家，從事跨宗教對話。還有“猶太—基督教關系”、“基督徒和猶太人國際伙伴”、“支持以色列基督教領袖全國代表大會”等眾多機構和組織。其次，兩大宗教各教派之間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共同開展神學研討，雙方都發表了大量有利于和解的宣言。另外，它們還在一些持共同立場的社會事務和國際事務中采取聯合行動，相互支持。
天主教對猶太教的態度轉變最為顯著。二戰以來的歷任教皇都高度重視并并積極推進與猶太教的對話與和解進程，他們在不同場合發表講話和宣言，表達對歷史上反猶主義的懺悔和希望和解的立場，闡發有助于和解的新神學教義和觀點。其中1962-1965年的第二屆梵蒂岡大會發表題為《在我們的時代》（Nostra Aetate）的宣言和1986年約翰·保羅二世對羅馬猶太會堂歷史性的訪問是其中最具象征性的兩大事件。保羅二世在1986年還進一步提出“猶太宗教在某種意義上‘內在于’我們的宗教。我們跟猶太教存在我們與任何其他宗教所不具備的（特殊）關系。你們是我們親愛的兄弟（dearly beloved brothers），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你們是我們的兄長（elder brothers）”。
深入對話的結果是雙方關系和教義方面發生許多重大的變化。
首先，對話導致了通常所說的“猶太教—基督教傳統”（Judeo-Christian tradition）這樣一種概念（或理念）的形成。歷史上，盡管雙方同出一源，教義高度一致。但雙方的敵視、競爭卻從未停止過。雙方在神學上的差異被無窮放大，而共性總是被忽略。而“猶太教—基督教傳統”概念的形成則顛覆了歷史，凸顯了雙方的共性，即雙方信仰一位共同的上帝、同有一部圣經（《舊約》），都信仰彌塞亞降臨，以及有著共同的倫理標準。由此，對“西方文明”的認同才形成了更加現實的基礎。
其次，雙方在神學教義方面的作了重大修正和調整。基督教為歷史上的反猶主義懺悔，帶著愧疚之情承認納粹大屠殺（Shoah）跟長期以來基督教的反猶主義有內在的聯系，反對并譴責現實中的各種反猶主義，清除本身教義中的反猶說教；認為基督教和猶太民族之間有共同的精神遺產和精神紐帶，存在特殊關系，基督教對猶太民族有一份精神之債；承認上帝與猶太民族所立契約恒久長存；承認耶穌和他的門徒也是虔誠的猶太人，不能因耶穌之死而不加區別的歸罪于古往今來的所有猶太人；承認以色列與猶太民族擁有不可分割的精神聯系及其對猶太民族生活的重要性；認為猶太教仍是一種富有生命力的信仰；主張過去的敵對不應限定今日兩教之間的關系，雙方應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求同存異的基礎上進行對話，和平共處，并為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合作。猶太教也對基督教的和解姿態積極回應。2000年，來自英、美、加、以等國的各猶太教派的150多名拉比和猶太學者簽署并發表的題為《說真話》（Dabru Emet）的宣言就表達了猶太教原則立場。他們希望基督教勿忘歷史，要求基督教對猶太教更完整更深入的理解。同時也認識到雙方廣泛的共性，接受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寬容和理解的原則。表示要尊重彼此的差異，為世界的拯救，為和平和正義共同努力。盡管大部分正統派拉比不主張與基督教開展的神學對話，但他們也主張兩大社團建立更緊密的聯系，在非神學領域開展合作。
四、種族認同的抬頭和白人的憂慮
多元的美國一直有一個唯一的主流族裔和主流文化，即以英格蘭清教徒移民的歷史文化傳統為基礎的價值標準和文化（即通常所說的WASP）。正是圍繞它們以及它們締造和確立的美國信條——所有人的尊嚴與平等，人的不可剝奪的追求自由、公正與機會的權利，主要來自歐洲的各種民族、宗教移民群體“合眾為一”，凝聚為一個美利堅民族。其典型表述就是“熔爐”學說。
但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新移民法頒布后，新移民及其后裔迅猛增長。在局部地區，白人已經變成了少數。跟二戰前的以歐洲移民為主不同，新移民主要來自中南美洲和亞洲。他們來到美國后，從文化上并未融入美國，也并不認同美國WASP文化。相反，20世紀后期，美國少數族裔出現了種族認同抬頭、種族文化復興的趨勢。其典型的理論就是“多元文化主義”，它在少數族裔和一些自由派白人中廣泛流行。多元文化主義者主張所有文化生而平等，反對“熔爐”理論，要求拋棄不道德的歐洲遺產，而從非西方文化中尋求補充。他們要求復興少數族裔文化，如開展少數族裔語言、歷史文化教育。新移民浪潮和多元文化主義挑戰了基于個人權利的美國信條，危及了WASP的主導地位，造成美國社會主導文化“中心塌陷”。白人為其主導地位受到挑戰而感到焦慮不安。90年代以來，白人和少數族裔的關系日趨緊張，“種族性”復興。
這樣，20世紀末期，美國社會就向要求捍衛美國信條和主流文化的保守主義急劇傾斜。一些保守派精英驚呼美國正在走向分裂、正在“巴爾干化”，美國文明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同時，在美國還出現了一股相當強大的“白人本土主義”(white nativism)，他們以美國的主人自居，捍衛白人文化在美國社會文化中的主導地位，并表現出強烈的對非裔、西班牙裔等少數族裔的排外情緒，要求取消對少數族裔的“肯定性行動”。90年代中期美國政壇的“共和黨革命”也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此。
這種保守化傾向導致了美國國內族裔關系的重構。主流社會（白人）認為已經成功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的猶太人與他們最相近，共同點最多，乃是模范少數民族；而與西班牙裔美國人的距離最大，共同點最少。一貫持自由主義態度的猶太人中則出現了保守化的傾向。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則相互親近，疏遠白人和猶太人和亞裔。兩大板塊在社會滿意度、移民、肯定性行動、社會歧視、機會均等程度等一系列問題上意見完全相左。反誹謗聯盟（ADL）發表的關于后冷戰時期美國的反猶主義狀況的數據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教好、較寬容的白人中的反猶主義者遠低于全國平均。而非洲裔美國人的反猶情緒一直強烈，而且比例變化不大，1992、1998、2002三年分別為37%、34%、35%。西班牙裔的反猶主義者比例也很高，2002年達到35%，其中尤以出生于國外的為甚，高達44%。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寬容，就越不反猶，大學校園的反猶主義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由于白人和西裔、非裔就在受教育程度上存在巨大差異，高校是最能反映美國主流社會民意的窗口之一。
余論：在美國是否一切安好？
美國猶太社團無疑處于一種史無前例的優越處境中，但由于千百年來的歷史遭際，猶太人仍然像蒼茫夜色中貓頭鷹，警惕地關注著周圍的世界，在蛛絲馬跡中搜尋著危險的信號。因為，反猶主義在美國并沒有銷聲匿跡，仍然是一股時起時落的濁流。在2000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推舉約瑟夫·利伯曼為副總統候選人時，許多猶太人為他的成功欣喜和自豪。但也有許多猶太人（尤其正統派）極為擔心這會引起反猶主義；他們擔憂，萬一選戰失敗，猶太人是否會成為替罪羊而受到責難。
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的對話并不能解決所有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也不能消除兩千年來所有的積怨。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梵蒂岡與以色列的政策也不會完全一致。強勢崛起的基督教保守派則讓猶太人又喜又憂。他們一方面希望與猶太人建立起更好的關系，“道德多數派”中也包括了猶太保守派；參解《圣經》也使得他們對猶太人和以色列充滿好感，并成為一股強大的親以勢力。但另一方面，保守派并不寬容，也厭惡多元主義，他們與自由派猶太人在墮胎、福利政策等眾多問題上存在深刻的矛盾。而基督教保守派試圖在猶太人中傳播福音的企圖以及前所未有的宗教政治化的傾向則被保守派和正統派猶太人視為威脅。更何況，正統派天主教反對與猶太教的對話，在他們看來，猶太人要繼續集體地為耶穌之死承擔罪責。最近《耶穌受難記》在美國引起轟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反猶情緒更使猶太人感到憂心忡忡。非裔和西裔美國人中存在的強烈的反猶主義更使猶太人深感不安。更何況西班牙裔人口增長極為迅速，他們與猶太人的關系也最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