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歐盟完成了兩件大事：一是和10個入盟候選國簽署入盟條約，二是歐盟憲法起草完畢，歐盟進入了有史以來最為關鍵的發展階段。然而，伊拉克戰爭留下的后遺癥卻把波蘭等新成員和法、德等老成員劃分成“新歐洲”和“舊歐洲”兩個不同陣營，給歐盟未來的發展增添了許多不確定因素。波蘭在入盟談判、伊拉克戰爭、歐盟制憲等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在新入盟的中東歐國家中具有代表性，它與歐盟“法德軸心”之間的紛爭是歐盟在擴大和一體化進程中出現的新情況，可謂之為“波蘭現象”。鑒于中東歐國家在歐洲的重要戰略地位，“波蘭現象”將給歐盟擴大后的內外政策帶來諸多新變化。
一、波蘭出走“魏瑪三角”
冷戰結束后，歐盟一直通過推行東擴戰略將中東歐國家納入歐洲一體化的軌道，希冀建立一個和平統一的“大歐洲”，波蘭則是這一戰略中的重中之重。1991年，根據德國外長根舍的提議, 波蘭、法國和德國外長在德國東部古城魏瑪舉行三邊會議，建立了每年定期會晤機制。此后，三邊定期會晤的議題逐漸從外交拓展到了安全防務、經濟和文化等眾多領域，會議級別也從部長會議上升為政府首腦會議,因而被西方稱之為“魏瑪三角”。 “魏瑪三角”是法德為實現其東擴戰略而推出的外交工具，突出了波蘭在中東歐國家中的重要地位。法國和德國意在通過建立三邊定期會晤機制，以法、德立場框住波蘭，一方面維護法、德在歐盟中的“軸心”作用，另一方面突出波蘭對中東歐國家的示范效應，從而實現積極推動歐盟東擴的目的。但是波蘭并不是一頭被馴服的羊，波蘭不僅是歐盟所遇到的最難以對付的談判對手，還欲與法、德一爭高下。
在東擴進程中，歐盟以主人的身份主導著入盟標準的制定和談判進程，波蘭等中東歐國家則是被規范、被約束的一方。1993年6月的歐盟哥本哈根會議確立了中東歐國家入盟的四項基本條件，內容涵蓋了從政治、經濟到法律等各個方面，規定申請國在政治體制上必須是民主國家，在經濟體制上必須推行市場經濟，必須贊同而且能夠執行歐盟的各種決定和法律條文。此后，歐盟還通過埃森會議的“準備加入戰略”、巴黎會議的“穩定條約”以及《2000年議程》進一步完善和細化入盟標準，對中東歐國家轉軌的方向、目標和進程做出了嚴格規定。由于歐盟的入盟標準是按歐盟的意志和利益在既定政策上對中東歐國家進行改造，不可避免地會在新、老成員之間引起利益紛爭。以共同農業政策為例，它是歐盟長期實行的對貧困地區和農產品的保護性補貼政策，開支巨大。如果將這一政策原封不動地擴大到農業落后、農民眾多、生產力欠發達的中東歐國家，歐盟將不堪重負；反之，不在中東歐地區實行這一政策,中東歐國家入盟的收益將大幅減少。波蘭是中東歐國家的農業大國，有60％的國土面積用于農業生產，近26.7％的勞動力從事農業，但卻只創造了6％的國內生產總值，其農業平均收入僅相當于歐盟水平的七分之一。按照歐盟的標準，波蘭只能保留20-25％左右的農民，這將引起國內大量勞動力失業進而危及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并給維持社會穩定帶來巨大壓力。因此波蘭在入盟談判中在農業問題上與歐盟發生了激烈爭論。由于波蘭在農業政策上始終堅持強硬姿態，致使入盟談判遲遲未能結束。2002年的哥本哈根首腦會議上，歐盟不得不向波蘭讓步，不但同意向波蘭增加約10億歐元的預算補償，而且還滿足了波蘭在入盟后前三年將農業補貼增加到60％的要求。從“哥本哈根到哥本哈根”，波蘭完成了在歐盟的首次亮相，使自己成為維護中東歐入盟國家利益的象征。
在伊拉克問題上，波蘭與“法德軸心”的反戰聲明大唱反調。法德與俄羅斯形成了緊密的反戰三角聯盟。在中東歐，波蘭聯合捷克、匈牙利等其他準入國家與英國、西班牙等歐盟成員支持美國對伊動武的立場，并在戰爭中向伊拉克派遣軍事人員協助美英聯軍的軍事行動，美英西波形成了戰爭聯盟。由于波蘭等中東歐國家與法德各唱其調，美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贊賞波蘭等國是歐洲希望之所在，稱其為“新歐洲”，斥責法德等反戰的歐洲國家為“老歐洲”。對于波蘭在入盟之前做出如此大膽的“越軌”舉動，法、德等國由最初的震驚變為深深的懷疑，從警告波蘭閉嘴進而指責其為美國用來分化歐盟的“特洛伊木馬”。波蘭的親美政策嚴重削弱了“魏瑪三角”政治互信基礎，并在歐盟內部以及大西洋關系上制造了“新”、“老”歐洲的裂痕。
在歐盟憲法問題上，波蘭為避免淪為歐盟的“二等公民”，強烈抵制歐盟憲法草案。起因是歐盟未雨綢繆的“質變”——對機構和決策機制的改革，以適應東擴所帶來的“量變”——所引起的效率與公平無法兼顧的矛盾。歐盟現有的體制、機制和法規大多成型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15個成員國的情況下決策效率已然十分低下，更無法適應歐盟擴大后的要求。所以，歐盟在《尼斯條約》中以效率優先為原則，對決策機制進行重大調整——壓縮了歐盟委員會的規模，重新分配了現有成員和候選國的表決票數，擴大了歐盟部長理事會使用特定多數原則進行表決的范圍，這些舉措大體上維持了大、小國之間的力量平衡。按照《尼斯條約》的規定：波蘭入盟后在歐盟理事會使用特定多數決策程序時擁有27票表決權，而作為大國的老成員法、德、意、英四國也只有29票表決權。但是歐盟憲法草案對投票機制作了重大修改，提出了理事會表決“雙重多數機制”，既要有國家的多數（25國中的13國），又要有歐洲人口的多數（總人口的60％以上）。由于波蘭人口只有德國的一半左右，波蘭擔心法德等核心大國利用人口優勢和新的表決機制控制和主導歐盟，即使自己入盟也很難改變被約束的處境，無法獲得與大國平等的地位。2003年6月，波蘭在希臘的歐盟首腦會議上要求保留《尼斯條約》所規定的表決權票數。波蘭外長齊莫謝維奇公開批評歐盟憲法草案，稱這將使波蘭在歐盟“沒有參與決策的空間”，其對“法德軸心”的不滿情緒溢于言表。11月，波蘭的態度在“中歐倡議國組織”峰會上得到了中東歐國家的響應。12月，在歐盟的布魯塞爾制憲峰會上，波蘭通過聯合與其立場接近的西班牙，成功地阻撓了歐盟憲法草案的通過。
二、波蘭的歷史情結與大國意識
波蘭為何在入盟前夕出走“魏瑪三角”，公開與“法德軸心”較勁呢？這源于波蘭特有的歷史情結以及其重要的地緣政治地位所沉淀的大國意識。
第一，波蘭的國土面積、人口、經濟實力等“硬力量”決定了它具備成為中東歐地區大國的潛力。在歐盟的8個中東歐新成員中，波蘭的面積最大；在人口規模上，波蘭擁有3800多萬人口，僅比其余7國人口總和少10％左右；在經濟總量上，波蘭的國內生產總值均高于其他候選國。對于歐盟而言，沒有波蘭參與的東擴是不可想象的，波蘭能否順利入盟事關歐盟東擴戰略的成敗。波蘭在歐盟天平上的砝碼越重，其充當歐盟大國的意愿也就越強烈。
第二，中東歐國家歷來是歐洲列強的逐鹿之地，往往被當作周邊大國進行交易的籌碼，多舛的歷史命運導致它們對歐洲大國產生了根深蒂固的戒備心理，具有強烈的維護本民族利益的民族主義意識。波蘭地處歐洲中部，西鄰德國、東靠俄羅斯，從18世紀起，波蘭就淪為周邊列強對立、角逐的最大犧牲品。蘇聯解體、華約消亡后，中東歐國家雖然擺脫了蘇聯的束縛，卻陷入了戰略安全上的“權力真空”：在東方，俄羅斯依然保持著強大的軍事力量，并一直試圖恢復在該地區的傳統影響；而在西邊，出現了重新統一的、強大的德國。波蘭和其他中東歐國家仍然生存在兩個大國的夾縫之中。為了走出這個歷史怪圈，中東歐國家紛紛選擇加入美國領導的北約以尋求安全保障，加入歐盟以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以“希望通過這些機制，牢固的鎖定與西方國家的關系，以確保新生的獨立和獲得歐洲大陸西半部享有的同等的安全保障”。正因為美國的霸權在中東歐相當程度上遏止了俄羅斯的“重歸”，客觀上呵護了這些國家的民族自尊性，所以順應中東歐國家歷史心態的美國中東歐政策得到了中東歐國家的共鳴。相比之下，波蘭批評歐盟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不是以中東歐國家的安全為重心，歐盟的外交政策缺乏力量支柱，指出離開北約的歐盟根本無法單獨開展軍事行動。在他們看來，在安全領域與美國的合作要比與歐盟的合作得到了更多的實惠而不是口惠。
第三，波蘭彰顯了地區大國的影響力。一方面，在中東歐國家轉軌過程中，波蘭身體力行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被歐盟視為“優等生”，起著入盟示范作用，對其他入盟國家產生了積極影響。另一方面，波蘭在中東歐次區域合作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1991年，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一起創建了“維謝格拉德集團”。通過該組織，波蘭在加入北約和歐盟、召開地區經濟論壇會議等方面協調四國間的行動，對四國的加盟、入約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目前，四國仍通過這一機制繼續保持和加強合作。1992年，波蘭又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率先簽署了促進區域貿易合作的《中歐自由貿易協定》，隨后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克羅地亞陸續加入該協定，波羅地海國家、馬其頓、俄羅斯與烏克蘭也表示出濃厚興趣。這一協定不僅促進了參與國的經濟發展，而且增加了這些國家同歐盟談判的實力。此外，波蘭還是“中歐倡議國組織”的主要成員，是該組織中在歐洲統一與合作以及地區問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之一。波蘭通過積極籌劃、組建和參與這些區域組織，已越來越以中東歐國家“代言人”自居。
第四，波蘭的地緣政治賦予其擔任歐盟不可忽缺的安全員角色。2003年3月，歐盟推出“新鄰居”政策，把新成員納入了共同分擔和維護歐盟“大周邊”穩定的框架之中,希望新成員借助其在地理、文化、民族等方面同“新鄰居”相近之優勢,協助歐盟向鄰國“輸出穩定”,確保擴大后歐盟的安全。作為歐盟與“新鄰居”之間重要接壤帶的波蘭，將面對歐盟與新鄰居俄羅斯（加里寧格勒）、烏克蘭、白俄羅斯這三個國家和平共處的戰略任務。波蘭不僅要承擔參與歐盟與這些國家安全對話、建立安全機制的重任，而且還要將來自于這些國家的國際恐怖主義組織、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跨國犯罪集團等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抵擋在歐盟的大門之外，這無疑進一步提高了波蘭在歐盟中的戰略地位。
最后，波蘭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增加了波蘭在歐盟討價還價的籌碼。波蘭不僅視美國為首要的戰略伙伴,而且視自己為美國在中東歐乃至在歐洲最重要的戰略盟友之一。為此，波蘭在必要時不惜得罪歐盟。比如在北約改革問題上，波蘭不顧歐盟的反對，堅決支持美國要求歐洲盟國增加防務義務、擴大防御范圍、加快東擴步伐等主張，帶頭在北約內部支持美國部署國家導彈防御系統，同意美國在波蘭建立相應的導彈防御系統設施，與美國進行針對假象入侵的聯合軍事演習。在伊拉克戰爭、“中東和平路線圖”、朝鮮核危機等一系列國際事務上，波蘭也亦步亦趨追隨布什政府。正是波蘭的積極推動，歐美關系生長出新大西洋主義紐帶。在美國看來，波蘭是美國抑東制西的王牌。東可遏止俄羅斯的東山再起，西可制衡法德兩國。不可否認，美國因素助長了“波蘭現象”的發生，這是波蘭敢于向“法德軸心”叫板的重要原因。
正是自身地緣戰略的重要性以及伊拉克戰爭凝結的美波特殊關系，使得波蘭充當地區大國的意識極度膨脹。波蘭公開表示，盡管它的所作所為使“歐盟不如以前那么喜歡我們”，但“法德軸心”也不得不對波蘭的舉動有所顧慮，“比以前更加認真地對待我們”。由此可見，“波蘭現象”的產生實際上是波蘭要求被視為歐洲一個次地區大國所應獲得的尊重和利益的必然結果。
三、“波蘭現象”對歐洲態勢的影響
伴隨著歐盟的擴大與深化，“波蘭現象”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仍將繼續存在，因為“波蘭現象”是國家利益不和的體現，它是一體化進程中的必然產物。歐盟成員國在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和政治體制、民族、宗教以及歷史文化背景上的多樣性決定了它們對一體化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因而自一體化進程啟動以來，成員國之間的利益博弈就從未停止過，國家個體利益和歐盟整體利益的矛盾是保持國家主權和讓渡國家主權的內在體現，存在于整個一體化進程中，歐盟東擴也不例外。目前，波蘭等新成員還遠遠沒有和老成員站在一體化的同一起跑線上，其民族利益與老成員的集體利益存在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實現新老成員間的利益需求平衡是它們參與一體化的前提，“波蘭現象”正是其尋求利益平衡的一種博弈行為。因此“波蘭現象”不僅對法德波三邊關系、對歐盟一體化的擴大與深化以及對歐洲態勢都將產生一系列影響。
首先，“波蘭現象”將驅使歐盟內部形成新的均勢。雖然“波蘭現象”削弱了“魏瑪三角”的政治信任，但“波蘭現象”并不會導致波蘭與法德關系走向全面對抗。波蘭在經濟上還要倚重歐盟，波蘭貿易的大部分在歐盟內部進行，波蘭對歐元區的貿易是其對美國貿易的15倍。波蘭對歐盟核心國家的依賴尤為突出，與德國和法國的貿易分別占其貿易總額的27.7%和6.6%。波蘭與法德國之間特殊的經貿聯系和文化關系使得波蘭不可能完全與歐盟核心國家對抗。波蘭歐洲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實現東擴中歐盟內部的權力平衡和阻止法德軸心主導歐盟”。所以波蘭不是要搞垮“魏瑪三角”或者摧毀“法德軸心”，而是要借助美國的力量發展自己，最終在“魏瑪三角”取得與法德平起平坐的地位，從而真正形成“巴黎—柏林—華沙軸心”，取代“法德軸心”在歐盟的地位。波蘭充分意識到要在歐洲發揮更大的作用，不能不和法、德搞好關系。因此，擴大后的歐盟，波蘭作為新成員的代言人，很可能采取和老成員根據具體議題結成不同利益組合的方式，努力尋求與法德英等大國達成利益均勢，從而突出波蘭在中東歐乃至在歐盟的重要性。
其次，“波蘭現象”增加了歐盟新老成員整合的難度。為了搭上歐盟這艘經濟快艇，在過去的十多年當中，中東歐國家為入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市場開放、產業結構調整、法制建設等方面實行了全方位的轉軌，各國政府承受了國內巨大的壓力。如果這些新成員未能從歐盟中獲得預期收益，勢必會引發國內民眾對政府的不滿而使其改革受挫。而中東歐國家入盟后的下一個任務更為艱巨——加入歐元區。盡管中東歐國家在歐盟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很小，但它們的赤字會影響歐盟經濟的穩定，老成員繼續施加壓力是肯定的，但新成員是否還能作出讓步是個問號。因此，歐盟新、老成員在財政分攤、地區補貼等利益問題上的爭論只會有增無減，這將妨礙擴大后的歐盟一體化的深化。
再者，“波蘭現象”為歐盟埋下“分裂”的隱患。就歐盟層面而言，“波蘭現象”使歐盟呈現“兩極”發展趨勢，即以法德為代表的老成員一方和以波蘭為代表的新成員一方，在制憲、機構改革、外交政策、發展速度等方面出現兩種聲音，形成兩種勢力。在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層面，“波蘭現象”將引發外交向度的“兩極”。波蘭等新成員將更多的考慮是如何在歐盟內部亮出自己的聲音，而不是跟在法德后面鸚鵡學舌，做“二等公民”，因此會繼續借助美國力量制衡法德，抬高自己的身價。而法德則希望統合歐洲成員國，用一個聲音說話，由其代表歐盟的整體力量彌補個體抗衡美國的不足。因此在未來一段時期，追求獨立的共同外交與追隨美國的親美外交這兩種傾向將并存于歐盟之中，使歐盟三大支柱之一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受到極大的考驗。
最后，“波蘭現象”將有助于中東歐國家在歐盟的對外政策上表現得更為活躍。一方面，中東歐國家謀求在大西洋關系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大西洋兩岸在伊拉克戰爭結束不久就著手修復歐美關系。中東歐國家認為，一個強大的歐洲決不會是美國的潛在威脅，美國應在更密切的跨大西洋合作中支持歐盟的一體化。所以，波蘭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不應導致“鞏固老歐洲和新歐洲的分裂”，而是要積極推動歐美關系的發展。另一方面，中東歐國家將繼續推動歐盟與俄羅斯的接近。中東歐國家已紛紛表示愿意努力發展同歐盟新鄰居的友好合作關系。這既符合歐盟致力于維護歐洲穩定的目標，而且也為俄羅斯恢復在該地區的傳統影響創造了機會。
“波蘭現象”在歐盟即將完成擴大之前出現，有著多重原因：其一，波蘭等中東歐國家和歐盟老成員的利益摩擦加劇；其二，新成員有著濃厚的“新大西洋主義”情結，在歐盟內外政策上與“法德軸心”缺乏共識；其三，這是波蘭充當中東歐國家在歐盟“代言人”的一次嘗試。“波蘭現象”使歐盟的一體化出現了波折，但這是歐盟發展進程中新、老成員進行利益調整、協調組織結構、整合觀念的必經階段。對中東歐國家而言，歐盟的東擴與一體化是一個單向的、不可逆的過程，它們的命運已緊緊地和歐盟維系在一起。因此，換個角度來看，“波蘭現象”的出現有助于新、老成員加深對彼此的認識和理解，有助于歐盟以更為理性和務實的態度評估東擴的正負效應，從而進一步調整成員國間的利益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