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對伊戰爭的戰略思考和戰后中東局勢
2003年5月I日布什總統在從海灣返航的“林肯”號航母上發表講話，宣稱伊拉克戰爭的“主要戰斗行動”已經結束，聯軍在戰斗中取得了勝利。至此，為期一個半月的伊拉克戰爭告一段落。
有關美國發動對伊戰爭的動機和戰后中東局勢可能的變化，存在著不同的判斷和看法，但從戰略高度來分析，美國對伊戰爭大致出于國家安全戰略、地緣政治戰略、石油能源戰略和民主政治戰略這四個方面的綜合考慮，與其全球戰略的調整和改造中東的決心緊密聯系。從國家安全戰略上講，“9·11事件”后，美國安全堅不可摧的神話被徹底打破，美國真切感受到了來自無賴國家和恐怖組織的“非對稱威脅”。這種安全觀念的深刻變化，促使其國家安全戰略發生重大調整。其中一個最突出的方面，是將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確定為美國所面臨的最大和最現實的威脅，將打擊恐怖主義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確立為其國家安全戰略的首要任務，而對伊戰爭，成為美國整個反恐戰略的一個重要環節，所采取的戰略就是先發制人和必要時“單獨行動”。從地緣政治戰略講，美國歷來重視中東，中東地區地理位置重要，能源儲藏豐富，是美國實現其全球領導地位的一個重要保障。美國急于從地緣戰略上強化對中東地區的控制，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9·11事件”后，美國和它在中東地區的盟友沙特阿拉伯之間的關系出現了一些問題。實施“9·11事件”的恐怖主義分子中，有15名是沙特人，而且證明沙特人與基地組織也有財政上的聯系。因此，美國對沙特阿拉伯的信賴度有所降低。美國非常擔心一旦沙特阿拉伯發生不利于其全球和地區利益的逆轉，它將有可能失去在中東，特別是海灣地區的立足點，從而對其全球戰略造成重大打擊。美國發動對伊戰爭，不僅可以一舉消除這個威脅中東地區穩定和能源安全的因素，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所構成的威脅，確保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并在整個地區逐步推行“美國式”的民主，還可以扶植一個親美政權，徹底擺脫對沙特阿拉伯的過度依賴，并放手促使沙特進行改革，可謂一舉兩得。另一方面，美國一旦控制伊拉克，不僅可有效推進美國中東政策的實施，而旦還能與阿富汗和其他中亞國家一起對另一所謂軸心國家伊朗形成夾擊之勢，構筑以色列一伊拉克一阿富汗為三點一線的新戰略走廊，成為改造中東的重要立足點。從石油能源戰略上講，冷戰時期以來的美國戰略目標始終有兩條：一是確保自己能以穩定合理的價格獲得石油供應，二是防止自己的對手控制石油。伊拉克戰爭后，美國通過對中東石油的控制，將大大增強其對世界經濟的“牽制力”和對石油輸出國集團（歐佩克）的威脅，也有效切斷了恐怖主義的部分經濟來源。從民主政治戰略講，美國希望通過改造所謂的“失敗國家”，推廣民主制度來遏制伊斯蘭激進勢力，鏟除恐怖主義的溫床。美國戰后中東的戰略核心和主要任務是，打擊并消除恐怖主義，通過伊拉克重建對中東地區實施民主化改造。
伊拉克戰爭后的中東局勢出現了較大的變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個五個方面：首先，美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美國中東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防止其他大國挑戰和削弱美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結束終結了冷戰期間美蘇長期在中東爭霸的局面，開啟了由美國主導中東的“中東新秩序”時期。而對伊戰爭的勝利和薩達姆政權的垮臺，不但意味著除去了美國控制中東和海灣地區的一大障礙，而且也將使中東地區反美激進勢力嚴重受挫，親美溫和力量上升。同樣，伊拉克戰爭后的中東也使俄羅斯、歐盟失去了與美國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從較長一段時間看，美國在中東不再會面臨像薩達姆這樣的強敵。其次，中東地區的戰略態勢進一步失衡。薩達姆政權垮臺后，使得以色列少了一個可能對其發起戰略挑戰的地區大國，同時，伊朗和敘利亞在地緣上又到進一步的壓制，從而使以色列的戰略優勢日益明顯。另外，隨著伊拉克日后成為美國改造中東的樣板，原來美國在中東的一些盟國，如沙特阿拉伯、埃及等的戰略地位有可能下降。第三，美阿矛盾可能會日趨加深，恐怖活動可能有所加劇。“9·11事件”后，美國將反恐矛頭對準伊斯蘭世界，激起穆斯林強烈不滿和怨恨，“文明沖突論”重新升溫，而伊拉克戰爭只會日益強化這一沖突，甚至造成恐怖活動的強勁反彈。2003年5月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摩洛哥第一大城市卡薩布蘭卡等地發生的連環爆炸案即是明證。第四，巴以和平進程雖然困難重重，但已經重新啟動。為消除阿拉伯世界的疑慮和不滿，美國在伊拉克戰爭后將加大參與調解巴以沖突的力度。4月底，美國公布了巴以和平“線路圖”。第五，伊朗和敘利亞又可能成為美國打擊恐怖主義，推進中東改造的下一個目標。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和戰后，美國借口為薩達姆政權提供庇護、秘密發展核武器等對伊、敘兩國施加壓力，美國還公然鼓動和支持伊朗國內民眾起來推翻現政權。
二、美國戰后在中東面臨的幾個主要問題
美國雖然取得了伊拉克戰爭“主要戰斗方面”的勝利，在中東地區的主導地位也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但在短期內還是有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其中比較突出的有以下幾個：
1．伊拉克戰后重建問題。1483號決議確定了美國在伊拉克戰后重建中的主導地位，從積極的方面看，聯合國代表地位從協調員上升為特別代表，監督石油換食品計劃的實施。美英、聯合國特別代表辦公室和伊拉克臨時過渡政府這三駕馬車將在伊戰后重建中發揮作用和影響。目前看來，伊拉克戰后的經濟重建進行得比較順利，好過預期。伊拉克6月份以來石油日產量維持在每天近75萬桶，到7月中旬可能達到100萬至120萬桶的水平，到年底有可能恢復到戰前水平。但是在所謂的民主化改造方面，美國可能面臨困境。首先，伊拉克不是一張白紙，有著燦爛文化和悠久歷史。在這張阿拉伯和伊斯蘭底色厚重，色彩斑斕的畫紙上涂抹異域西方民主的色彩，并做到和諧統一，對任何一個畫匠來說都是一個嚴峻的挑戰。但是，美國國內有相當一部分人荒謬而固執地將伊斯蘭等同于恐怖主義，把伊拉克戰爭和重建作為改造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戰略步驟。在這種文化霸權意識的支配下，人們很難指望美國能夠將民主價值內涵與當地文化傳統有機地結合起來，反而可能會導引出一場曠日持久的文明沖突。其次，伊拉克還是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在全國2400萬人中，阿拉伯人為74%，庫爾德人22%，其余還有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亞述人、猶太人和伊朗人等。在占全國人口95%的穆斯林中，什葉派占56%,遜尼派占44%。這些復雜的民族宗教因素 ,在以往薩達姆時代的專制統治下，矛盾各方被暫時壓制和擱置起來。但戰后伊拉克如果不能迅速地形成一種新的文化民族認同，那么在倉促建立的脆弱民主體制下，這些各執主張的派別有可能成為內部沖突的根源，從而撕裂伊拉克大一統的政治地理版圖，摧毀根基尚淺的民主制度本身。最后，即使在短期內有可能形成一種新的文化政治認同，如阿拉伯世界統一、民族主義、社會和經濟公正。但這種新認同與美國式的民主還是存在著內在矛盾和沖突。如果美國由于各種原因而不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結束對伊拉克的軍事占領，那么就會使伊拉克人民回想起過去殖民主義時代的痛苦和屈辱，反美倒有可能會成為民族認同的一個新的核心內涵。
2．中東和平進程問題。美國在
3．美國對伊朗和敘利亞的政策。美國現在對伊朗政策已經徹底改變了克林頓時期的接觸政策，而采取一種高壓的以壓促變政策。目前美國和伊朗的矛盾主要圍繞核問題展開。伊朗的第一座核電站是1997年動工的，今年應該完工。2002年，伊朗又對聯合國原子能機構稱其在10年后能建造10多座核反應堆。12年前，伊朗從國外進口鈾，沒有向聯合國原子能組織報告。因此美國要求對伊朗核問題進行嚴密核查，企圖一方面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另一方面借此向伊朗施壓，以求其國內出現有利于美國的變化。最近，美國利用伊朗國內學生游行示威活動，煽動和鼓勵伊朗國內的民眾起來推翻現政府。美國國內的新保守主義者正在積極鼓動實現伊朗的“政權改變”，甚至不惜動用武力。但是，伊朗不同于伊拉克，人口是伊拉克的3倍，面積不僅比伊拉克大得多，而且地形也非常復雜，特別是在面對外來人侵時，國內人民非常團結。這在兩伊戰爭中就得到了證明。美國國內就有一批人反對目前布什政府的對伊政策。他們認為，伊朗發展核力量是處于自身安全考慮，因為美國一直將伊朗作為遏制和打擊對象，遜尼派伊斯蘭國家巴基斯坦擁有核武器，以色列也具備核能力，要說服伊朗放棄核計劃，應該延續克林頓政府的對伊政策，以增強伊國內改革溫和派力量，促使伊朗與美國全面恢復外交關系，取消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尊重伊朗合法的安全利益，支持伊朗全面融入國際社會。現在這樣的做法，可能適得其反，反而使伊國內的強硬派找到攻擊溫和派的理由，對他們形成國內壓力。敘利亞則在美國的高壓下有所讓步，特別是關閉了一些伊斯蘭激進組織在大馬士革的辦事機構。此外，還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為自己的安全爭取國際支持和保障，美敘關系有所緩解。
三、伊拉克戰爭后美國全球戰略的基本走向
美國冷戰后的全球戰略始終有一條主線，即確保美國的國家安全，并借以維護和鞏固其冷戰后形成的“一超”地位，推行并建立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但美國在各階段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對于美國在全球戰略重構中的地位問題，老布什政府時期主要是積極參與并爭取主導建立冷戰后的國際新秩序，克林頓政府時期則強調建立與其它國家的伙伴關系，取得全球的領導地位，而到了小布什時期，特別是“9·11事件”后，美國更注重本土安全和防衛，將反恐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列為首要任務并努力改造失敗國家，提出了所謂的“先發制人”和“單獨行動”戰略。這充分表明美國認識到，即使沒有伙伴，美國也有足夠的戰略資源自行其是。單邊主義日益抬頭，伊拉克戰爭就是美國這一新戰略的首次實施。
對于伊拉克戰爭后美國全球戰略的走向，我們應該以美國戰略決策目標、戰略資源的分配能力為基礎，結合其面臨的戰略環境的變化、挑戰來加以研判。美國戰略目標是清晰的，就是繼續鞏固自己的超強地位，并根據伊拉克戰爭中所出現的問題，適當調整全球的戰略部署。就其戰略資源分配能力而言，美國是一個全球性的國家，有著全球性的資源供其調配，同時，美國在對伊戰略中所取得的一些戰術成功，如強調軍事基地和移動的靈活性，強調單向透明和非接觸，強調心理戰術等等，也對其戰略資源的未來分配產生了一些影響。
“9·11事件”前，布什政府就已經對美國全球戰略調整有所設想，即實現全球戰略重點的轉移，從歐洲轉移到亞太，并對中東地區進行改造。在美國的2001《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亞太地區第一次放到了歐洲和中東前面，成為美國對全球安全環境中首先分析的地區。但是，“9·11事件”后，美國被迫對全球戰略做了調整，將中東改造任務提前，突出反恐和民主化改造。雖然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出現了一些新問題，如朝鮮核問題。但這些問題只是政策層面上的問題，而非戰略層面的問題，因此對美國的未來戰略走向不會產生太大的沖擊。伊拉克戰爭后，美國的戰略的基本走向是：首先，繼續將戰略重點放在中東地區，打擊恐怖主義，推行民主改造，治理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這是因為在“9·11事件”后，美國．將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列為美國面臨的頭號威脅。而中東則是美國心目中的恐怖主義大本營。此外，美國國內還有一部分人將恐怖主義與中東地區的“失敗國家”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聯系在一起，因此堅決主張必須用民主手段對中東地區加以徹底改造。其次，根據戰爭時期出現的一些問題，如美國與法、德盟國之間的矛盾、戰爭后中東戰略態勢的變化及其戰術變化，美國整個全球戰略軍事部署呈現出東移趨向，即由西歐移向東歐，由沙特移向伊拉克和中亞，由韓國和日本移向關島。第三，重新關注其他全球力量中心。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美國有意弱化了美與其它全球力量中心之間的矛盾。而在美國取得了反恐階段性勝利后，會逐漸重新規范其與其他全球力量中心的關系。例如與中國的關系。“9·11事件”后，雖然美國減緩了對華壓力，但仍然會將中國作為戰略對手加以遏制。有許多跡象可以證明，如美國國內眾多對中國的軍力評估報告中，最溫和的底線也是要保持對中國的威懾，阻止或延緩中國現代化進程，監測中國軍力發展，通過交流接觸迫使中國軍事狀況透明化，一個最根本的目標就是要確保美國軍事力量領先中國20年。又如，美國保守派戰略家，中國威脅論的代表人物之一哈斯出任美國副總統切尼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再如，美國在伊拉克戰爭期間，制造了陳文英間諜案和思科控告華為盜竊機密案件。總之，美國新保守主義者在伊拉克戰爭告一段落后，有意將對華政策拉回到“9·11事件”前的軌道。第四，抓住伊拉克戰爭后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構造新的全球霸權機制，這包括：建立新的同盟觀，即由自愿者同盟代替傳統的同盟；改造聯合國或建立新的國際機制以維護美國利益。
四、美國戰后戰略走向對我國戰略環境的影響和我國的對策
總體看來，美國現在正處在一個大戰略調整過程中的階段性修整期。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是美國反恐戰爭的第一和第二戰役。但由于在第二戰役后出現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如修補盟國關系，建立新盟國體系，實現軍事力量向新盟國轉移，伊拉克戰后政治重建等，美國勢必需要一個階段性修整期，在這一休整期內，中國的戰略環境有可能得到部分改善。“9·11事件”、伊拉克戰爭和朝鮮核問題對中國來說都是很好的戰略機遇。但是，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伊拉克戰爭未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戰略環境，充其量只是得到了一段緩沖時間。伊拉克戰爭事實上是增強了美國的全球戰略地位，中國要確保自己的安全環境，必須積極拓展自己的戰略空間。因此，我們必須針對伊拉克戰爭及其戰后美國戰略走向對中國戰略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及時作出應對。首先，要以我為主，積極介人國際問題的解決過程，盡力促進其朝有利于我國戰略環境的方向演變，而不應一味采取被動立場，做到韜光養晦中有所作為。其次，要保持和加強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外交關系，積累和儲備中國在國際戰略資源，而這些資源往往在關鍵時刻能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現在，在中東問題上，中國雖然影響力有限，但也不是一點無所作為的。例如，中國中東特使訪問中東也是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種責任姿態。這樣做，并不是要擴大美國與那些國家之間的矛盾，而是擴大中國在該地區的利益。這些資源的積累和儲備運用得好，不僅可以使我們在主動介人一些地區問題時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對中國的總體利益和戰略是個有力的支撐，而且對中美關系的發展也是一個有力的支撐。此外，中國似乎還可以考慮在每年的GDP中定出一個援助發展中國家的比例，進一步加強和擴展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
